拉图尔｜身体、控制论生物体和肉体的政治

本章我想探讨控制论生物体的第二种含义，它用来定义前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很多前线高度反差的形式，就像已经非常先进的GO游戏的木板。所以有点恐怖的单词——控制论生物体代表一个战区：身体政治的战区，意味着身体的政治，即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生物电源的电阻和身体策略，意味着我们所说的一个社会的人工组合的健康。我欢迎达尔文学院的学者给我的任务，原因是我相信再没有比勾勒出下个世纪实用政治学中一个严峻的问题的战区更紧追的了。即使对我们家长来说都不能理解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了：如何将民主融人拥有一个身体的理念?更刺激的说法是：如何拥有一个民主的身体?(一个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多生物体中的一个政治的控制论生物体是叶利钦的经过外科整形的身体，用几十个救生器械将身体勾连在一起，就是这个安装了人造动脉和血管的身体曾主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国家。其他可怕的和不太前瞻的想法是：一个植入猪肝的病人；为治疗帕金森病在人脑里注人在母牛身体里培养的人的胚胎的细胞；成堆的克隆人体器官在医院墙角里被水冲走，这些器官的费用也将社会保障体系一起冲迸了下水道。)因此，一个问题自然出现了：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身体值得拥有?过去，这个问题只有在宗教、教育和惟一关于灵魂的伦理中提出，现在，医学、科学、经济、政治和道德也同样提出关于身体这个问题。
我所要做的是脱离丘奇兰德的身体的新说法，原因是，可以说这种来自排除主义的说法与真正的科学实践完全不相干。为此，我想借助传统哲学对物体性质的初性与次性的区分。这种古老的科学划分是伽利略、笛卡尔和洛克用来判别排除主义理论的。例如：颜色和气味曾被认为是次性的(这种说法早已不复存在，说法本身就很有趣，因为它说明有过区分物体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外延与几何图形被认为是初性的，自然界通过它们创造物质。当保罗利用排除主义时尚来运用计算机断层摄影术时，他实际上将神经元定义为初性的，行为和思想通过它们创造物质；他忽略了次性领域的其他情况，也就是感情领域不是指客观存在而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他错误的观点里是事情的状态。
这就是我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精神疗法专家怀特海德所认为的“自然界的分歧”。一旦有人沉湎于划分初性与次性，他就很难避免敌对的派别：初性定义世界是什么样，尽管科学家可以让无形的东西变得有形，但是科学家的工作本身是无形的；另一方面，次性定义感觉世界是什么样、什么是有形和什么是有意义的。但是，很不幸什么是无意义的呢?就是缺少基本的意义元素，也就是缺少与现实存在的联系。这就是我认为已经过时的这种分歧的戏剧性的结果，一方面是无形的有形现实，另一方面是有意义的无意义表示。“主体性的营造”的说法是基于我所称之为真正的科学战争之上的，这个战争划分了每一个论据、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医院、自然界的每一部分以及字面上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区的每一个身体。主体性在划分初性与次性时不是一个特定的界线而是界线的一部分：世界是什么样的和我们如何感受它。
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想举另一个比我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故事更具戏剧性也更有启迪的例子。这就是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我与这个协会有很深的渊源，我的同事米歇尔·卡隆和沃洛洛娜·拉卑西斯拉已经对这个题目研究了很多年了。
这个例子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是一家病人所有的机构，协会通过民间捐赠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大型分子生物学科研项目，目标不仅是发现导致罕见的所谓“孤儿病”的基因，而且要找到治疗它的基因。正如玛丽林·斯特拉坦所优雅地证明的，基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它们经常被认为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还变成当代关于命运和无法逃避的运气的代名词。基因的出现使特权消失，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关于自然与营养之争的浩如烟海的大幅标题的文章以及急需采取针对摆脱幻想的基因行动。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的具体情况是尽管经常遭到医生和很多基因学家的反对，病人们仍要竭尽全力找到致病的基因。这个组织绝不是要通过反对基因决定论来获得解放，它只是给分子生物学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利用基因的知识进行一项可以解放病人的研究。病人们为基因学家提供所有家庭成员的家谱、资助开发第一个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机器人并资助在巴黎南部建立一个基因标记和他们所期盼的基因治疗工业区。所以，对于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来说，基因行动就意味着解放；父母们还依稀记得医生们以科学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再对可怕的病症做任何努力：“你们的孩子注定要死亡，你们无能为力，我们也无能为力。”通过病人们的行动，医生们被迫了解了残障科学，最初如果没有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的资助和压力，法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永远也不会进行那项具有工业规模的应急科研项目。
被分割的身体
我现讲一件轶事：我以前在圣地亚哥的同事保罗·丘奇兰德经常在他的钱包里放一张他妻子的相片，他妻子是一位著脑的X线断层摄影术拍的，是他妻子五颜六色的大脑内部构造的CT图片!如果我陪妻子去看病，我需要带上那些彩色的电子图片吗?对我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会携带配偶的相片。但是，保罗坚持认为再过几年每个人都习惯于看神经细胞，谈论神经名词并且会放弃使用表达比较模糊的词汇：面部、脸、眼睛、嘴唇、嘴以及个人肖像。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人们在与身体的移植、生物化和机械化作斗争时所发出的恐惧的尖叫。想起伟大的评论员埃米尔·列文纳好像谈到过丘奇兰德的高科技的维罗妮卡——他妻子的写真照?列文纳肯定将其定义为简约论主义者。但这不是我所要研究的方向。毕竟，摄影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携带爱人的相片是一个相当新的时尚，这个时尚本身要根据一个大型工业的发展情况和习俗、风格、情感以及家庭关系的转变而定，与保罗·丘奇兰德所提倡的一样都是人工的、历史的和间接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主观的、明显的或直接用硝酸银的“普通”摄影术；没有什么特别客观的、牵强的、人工的或简化论者将情感语言融入到乙酰胆碱受体、视丘下部和神经中枢的情况。相反，这则轶闻让我将一种我认为是肤浅的并已经持续了很久的身体的战斗搁置起来。这个过时的战斗对我来说就是反对两种常识：人类面对面相遇的主观评价和只考虑神经细胞活动的生理学基础的客观科学观。可以称之为现象学的身体与生理学的身体的区别对于再次运转令人疲倦的陈旧的谣言是有用的，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已不再有意义，因为正如我要展示的，它继承了一种我们这个生物论控制时代已经完全过时的政治议程。
很显然，第二个例子没有遵循常见的规则：医生、医师和生物学家被描绘成有权决定真实的但冷酷和破碎的病情，而病人只能沉浸在痛苦和无助的状态里挣扎，希望能获得更全面、更人性化和更仁爱的治疗。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针对放弃传统的医疗方法所进行的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生理学的身体与现象学的身体、冷酷客观与温暖主观以及破碎的简约主义者行为与全面理论的对立，而是用弹性的恢复取代所谓的潜力研究。我认为这场新的战斗中比以往的情况更严峻，科学并不是天生就是有益的；更具体地说，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科学家、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必须做出选择：决定站在这种身体政治的哪一边。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所指的方向?我不会再谈一个主观的或者一个社会构建的身体与一个客观的身体之间的对立，更不会谈温暖但模糊的精神身体与冰冷但精确的物质身体的对立。但是通过保罗计算机断层摄影术这个故事，我想阐述的对立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把利刃穿破了过去的路线。记住保罗·丘奇兰德不仅仅将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带人照片影像——此外，他声称从今往后神经元语言将要取代浪漫的面部识别表达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妻子一样是排除主义者。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保罗不仅认为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已经为世界增添了一项我们可以敏捷地知道大脑变化的新手段，而以前我们做梦也不敢这样想，因为那时我们只拥有能观察到面部的手段。但是，他还认为大脑活动的语言必然而且不可逆转地要取代普通友爱的语言，或者更精确地说，将取代这种语言以进入主观感情的领域。
所以我想解决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身体政治不会用初性／次性的划分来作为它的界线吗?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接受初性与次性的划分不只是一个特定的想法，恰好相反是非常有争议的妥协：我不是使身体政治化，我只是反对身体政治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能为评判生命权力的要求提供一个更好的程序的更健康、更民主的另一个方面比起来，我认为这个方面是“不健康”的。
为达尔文系列丛书写稿的最大优点是任何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在面部识别语言和神经识别语言之间搞平衡是谬论，因为达尔文自己以及他之后的很多生物社会学家都曾表示人类和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面部表情是多么地适应。所以现象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分界线很快就崩溃了。如果你与一个摄影历史学家交谈，照片很快就不是一个明显的个人附属品的表达而相反变成了一个非常社会、工业和文化的成就。如果你与一个动物行动学家交谈，面部识别的语言与它的神经学的相应的情况一样是客观的，并使你进入一种进化史，它的每一个片段与传感到大脑的电子波一样是复杂的、具体的和明确的。那么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又如何呢?我能想象保罗·丘奇兰德的很多同事都会在钱夹里携带照片，这些照片可以为他提供他妻子的大脑的图片，与从前表达感情的旧照片一样独特和浪漫。他们的“重要人物”的什么照片被装进弗兰西斯克·瓦若拉、杰拉德·艾德曼或史第文·宾克的钱夹中并带给丘奇兰德的同事或对手呢?我想他们自己不会同意为生理学身体提供一个可以表达浪漫身体的无可争议的基础。因此，我们用一个形象来表达想象学身体，用另一个想象来表达生理学身体，但是我们也许想收回我们深爱的面孔中的很多形象；即使如果我们想为它们排序，也没必要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冠以无可争议的科学名称，另一类属于感情范畴。
“控制论生物体”是一个一半来自控制论一半来自有机论的混合词，用它来定义我们的后人类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世纪末出现的一半是生理学身体，一半是高科技机器身体的修复人。
对于我来说，控制论生物体的概念就是一个机器人专家——汉斯·毛拉韦克一天晚上向我解释的他的梦想，那晚我们共同参加了庆祝阿瑟·克拉克的“电脑2001年”的生日晚会，我们很快能够使自己处于一个较好的、较干燥的“硅平台”，从而远离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湿软件平台”(他对身体的定义)的计算约束。他认为“湿软件平台”不足以与先进的“网络爬行者”竞争!人类是计算机并能通过鼠标很快地将自己从现在所处地平台上下载来与实际存在的逼真的肉体相媲美，这个想法是控制论生物体幻想的素材、技术爱好者的白日梦。但是对于这种技术恐惧的科幻小说，男权主义者的控制论生物体被赋予了具有争议的政治含义，特别是我的朋友丹娜·哈拉韦，一个女性主义者，这种政治含义几乎恰恰相反：关于身体界限、身体命运、身体元素的不确定的名称。女权主义者运动付出高昂代价才明白身体的附件不是命运和常识的问题，而是解放和选择的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拥有一种控制论生物体，它可以体现与我们的肉体分离的那种理性的梦想，我们还有另一种控制论生物体，它引导我们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附件，于是称之为肉体的政治。
身体、控制论生物体和肉体的政治
布鲁诺·拉图尔著作，贾俐译
选自《身体》，斯威尼，霍德主编，华夏出版社，2006年。
我们身体本身就是引起歧异的典型例证。
——威廉姆·吉姆斯，《关于激进的经验主义》，1912
前言
你也许还记得一部由科幻小说改变的电影——《奇妙之旅》，片中一群人类科学家可以缩成很小的人钻进一个昏迷的病人的器官里，徜徉在血管中就像泛舟于大峡谷里，惊奇地看到像巨大的抽水机一样的心脏，与这些旅行者身材的大小相比较，心脏就像一个与宏大和复杂的核反应堆一样的巨型工厂。实际上，对于这些微型观察者来说，身体变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技术风景，仿佛他们飞越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机器与身体、个体与群体的区别消失了，我们身体从外观看是统一的，这是日常生活留给大家的一种表面现象，现在也不存在了。拥有健康身体的幸运者们是一种身体类型，剩下其他的人是……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我们微型的未来旅行者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繁殖机器、人群和其他部分呢?由于给我分配的论文题目很难，加之我也不是一个专家，我们就称呼它为控制论生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