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渊源作者：成石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6年第05期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生涯，在其早中期阶段马克思逐步深化和理清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到他和恩格斯一起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创立了一种具有独特形态和范式的实践观，即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实践观批判性地克服了西方哲学传统中道德实践论与技术实践论的各自片面性，在新的方向上整合了两者的对象领域和价值追求，将实践哲学提升到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历史高度。

因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合理地解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理清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转向以及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等等，进而将马克思创立新的实践观看作一场哲学革命。

要想充分阐释和评价马克思实践观的具体内容，就有必要分析澄清其理论渊源。

主要将康德的主体性及实践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实践理念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及人本主义等与马克思实践观的萌芽和创立具有相对重要关系的相关思想作为理论渊源来进行考察。

考察方式分为两个层面来展开：其一，是马克思相对直接地继承运用的哲学传统及要素，这涉及的是素材性的思想渊源；其二，是马克思逐步深化批判的哲学传统及问题，这涉及的则是问题性的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实践观对康德思想的继承与批判概括来看，马克思从康德那里承继下来的是弘扬主体的自由能动性的哲学传统和实践领域的独立性、价值理性等思想要素，而需要处理的则是主体性的主观限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立以及实践的先验性根据等问题。

（一）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实践维度（1）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及其先验确证。

康德的批判哲学植根于近代认识论传统之中，其首要目标是进行知识学上的系统批判来论证经验知识的合法性，或者说为经验知识寻找牢固的先天条件。

如果我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层面来看，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核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具体来说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

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家都有自觉否定宗教神学的本体论独断的倾向，他们不在从一个无条件的最高实体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层面出发去考察思维与存在的认识关系。

康德的批判哲学要为经验知识寻求论证出牢固的先天条件，在本质上也就是要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问题。

在康德看来，主观性与客观性对于知识而言是同时具备的，或者说它们同等重要。

“人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才能获得必然性的知识，但人的主观又必须具有自发的能动性才成其为主观，也才能真正获得任何知识”。

[1]康德沿着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批判分析和实现主客观统一的根据。

不过，康德并不像笛卡尔那样事先对存在的理解就仅仅局限于机械的层面，因此在思维主体存在化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主体自身的机械化。

在康德的分析中，思维的主体性是一种不同的存在，在先验的层面其原始自发的统觉能力具有运用范畴去规范、整理和把握经验材料的能力。

认识主体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要将杂多的经验材料把握为对象并形成知识。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将人的先验主体性或者说先验的主体把握为知识学的根据了，也即在知识学上确立了主体性原则。

（2）康德的批判哲学不止于知识学领域，它还深入扩展到了道德实践领域。

在纯粹理性批判阶段，康德就一个核心概念“先验的”指出“这个词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

”[2]因此，康德所确认的对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自身，他将对象“仅仅视为显像”[3]。

总之，康德所确认的对象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自身被认识主体所表象出来的样子，而事物自身则被看作是知性所不能把握的物自体。

诸如灵魂、自由意志、上帝、世界整体等等都是物自体，而这些物自体恰恰在道德实践领域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康德看来，在道德实践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正是诸如上帝、至善这样的超验理念，而人们则根据超验理念来制定超验法则并在现世中进行实践上的运用。

总结而言，康德的实践哲学首先确认了道德实践领域的独立性，同时也凸显了实践理性的重要性；其次，它还十分突出地刻画了实践理性的价值维度。

（二）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借鉴与相关批判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传统，尽管他从知识分析中所剥离出来的主体性是先验的、抽象的，但马克思从康德哲学或者说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那里首先继承的就是主体性传统。

因为，只有从根本上首先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进而才能顺利地揭示和刻画人的能动性。

人们的主体能动性觉醒了，才会产生摆脱思想枷锁与现实枷锁的需要，才会自觉地从事批判和争取解放。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唯心主义及其理想价值的赞美，主要就受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由于从一开始马克思就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传统，使得他在思想的开端阶段特别重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自主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性需要。

但是，马克思立足主体自由能动性所产生的批判需要根本不会囿于纯粹的理论领域也不会囿于单纯地站在理论基地去批判现实，而是将理论上萌发的批判需要深化为现实批判的需要。

马克思强调即使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或者说在思想中批判驳倒了现实的枷锁，但是现实的枷锁依然套在人们的感性的头上。

这预示着马克思将所继承的主体性传统推进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主体性深化到了实践维度。

展开来看，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发源自康德的主体性传统的继承批判涉及以下具体层面。

首先，马克思对主体性原则进行了扩展性的运用，不再仅仅局限于理论哲学内部，不再如康德那样主要局限于主观性与先验逻辑领域。

康德首要地是将人的主体性当作认识的主体性来把握的，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其有两个方面的弊端：其一，这种主体性被局限于先验的主观领域，并且也仅仅是从自身的主观性出发来把握经验对象的客观性的；其二，这种主体性并不能真正达到事物的客观存在，一旦问题涉及到现实世界及事物的生成变化层面，这种主体性就丧失了能动性与现实性。

但是，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诉求中，其根本旨趣是让人们摆脱现实的枷锁。

同样，人们也不仅仅在思维层面、认识层面才表现出主体性，人们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主体，因此人们必须具有实践的主体性。

可以说，确立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实践主体性是马克思实践观的首要原则。

其次，马克思将主体性扩展到现实生活世界领域，确立了实践主体性的原则，这隐含地实现了哲学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

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形态上是“先验的观念论”，它拒绝关涉现实世界及事物的客观存在。

马克思显然不满意只在思维逻辑领域中把握客观存在，在他看来不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而且现实生活世界都是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解释现实生活世界自身的分裂以及二重化，这就使其实践观具有了存在论的深度。

再者，马克思将实践主体性原则导向社会历史领域，实践主体性的运用就主要体现为社会制度的批判运用，其实践诉求则是恢复主体的自由本质。

康德的实践哲学虽然特别重视历史的意义根据，并认为人类的伦理特征及原则通过历史而产生，但是它并不承认伦理原理的历史性。

从康德道德神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伦理特征虽说是历史的产物，却有一种构成它本质的非历史的东西决定了它的非历史性”[4]。

康德的这种主张并不难理解，因为所谓超验理念被刻画为超出经验现实领域和时间之外，就只能是非历史性的。

“这样一来，本想进入生活世界的康德哲学，一跃成为超越人类生活之上的哲学关照，它企图从超越于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悬设出发对生活世界进行规定与裁决。

”[5]马克思显然极力批判康德实践哲学所拖着的这种神学上的庸人的辫子，彻底否定哲学的神学化与宗教化倾向。

因此，马克思主张哲学要冲破抽象的体系外壳和神学枷锁，“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6]马克思实践哲学毫不保留地要推到形而上学所幻想的彼岸世界的真理，致力于确立此案世界的真理。

在现实的此案生活世界中，人作为主体就是人自身的最高本质，因此马克思实践观就导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忘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

最后，马克思实践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具有强烈的价值理性趋向，其依据和目标不再是被设定的超验理念，它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人类的社会化”[8]。

可见，马克思实践观仍然追求人类和谐统一或者说一体化的理想价值。

但是，马克思实践观在超越模式上却不再是康德实践哲学的那种“超验——总体化”，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解放的“实践——总体化”模式。

二、马克思实践观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与批判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承继下来的是以发展和历史性为主要特征的辩证法原则和劳动的对象化思想、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辩证统一等思想要素，而需要处理的则是逻辑神秘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虚假独立性等问题。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唯心主义实践观（1）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根本形态是逻辑学，而逻辑学的核心是充满历史感、过程性与发展特征的辩证法。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先验哲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主客体的对立问题，还进一步造成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应当（价值）与是（事实）的二元对立。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哲学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批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哲学已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认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不可把握不可认识的东西。

”[9]黑格尔在唯心主义路线上比康德更加彻底，他不再对客观存在进行存在论上的悬置，而是直接宣称“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

”[10]理念作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体既是真理认识的出发点也是真理认识的最终目标，这种本体论上的彻底性使黑格尔唯心主义解决了主客体对立、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对立。

黑格尔之所以能够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主要在于他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出发承认差异与对立的存在，而不像传统形式逻辑那样试图排斥否定差异。

当黑格尔把谢林的“主客体绝对同一”作为出发点时，他就辩证地认识到“真正的同一就是差别的同一，主客观的‘绝对同一’本身也就是主客观的绝对差别；这种差别必然要一步步演变成独立和矛盾，显示出矛盾就是这种同一的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矛盾就是这同一个事物内部自己运动的根据。

”[11]黑格尔辩证法对矛盾的承认和对自身否定原则的确立将辩证法呈现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更进一步揭示出辩证法是具有历史感和生命力的逻辑。

[12]所以，连马克思本人也认定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它对事物存在的辩证否定式的理解具有强大的历史感。

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其哲学的僵死封闭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矛盾的，他为了其哲学体系完整性以及维护普鲁士王国的双重需要，不得不唯心主义地扼杀辩证法的能动性。

正是由于唯心主义的限制，黑格尔才把人类社会实践及历史看作是理念外化及回复自身的环节，最终便只能在“精神劳作”的意义上承认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