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爱情

李杨爱情的多重视角与《长恨歌》的多重意蕴
陈慧敏(安徽芜湖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241000)
摘要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

本文立足于观照历史上李杨故事原型的多重视角和创作主体心理认识上的矛盾,并结合对具体作品的进一步考察,认为以前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种种争论,并不是绝对地互相排斥,它们都有某方面的依据和合理性,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融通,从而共同构建出《长恨歌》的多重意蕴。

关键词长恨歌多重视角矛盾互相融通多重意蕴中图法分类号I207.22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

究其原因,无论作者和读者都存在一个对历史上李杨爱情原型的认识问题。

把对李杨爱情认识的复杂心理,带到《长恨歌》的创作中去,作品自然就复杂化了把对李杨爱情的多重视角带入《长恨歌》的阅读中去,再加上《长恨歌》已有的复杂化,不免对其主题命意、思想内容,产生各种歧解。

本文试图从梳理历史上李杨爱情的多重视角入手,进而分析作者白居易在对李杨爱情评价上所抱的诸种复杂心理,再分析作品的多重意蕴以及各种歧解互相融通的可能性。

据史料载,杨玉环乃绝代姿色,不仅“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且“善歌舞,通音律”。

1她由寿王妃转而成为玄宗的妃子,且专宠十多年,恩爱不衰,使晚年安享太平的玄宗沉溺于其美色之中,耽误朝政,安史乱起,命丧马嵬坡,而玄宗从此思念哀伤不已,郁郁以终,留有了蜀中苦情、南内相思、方士寻觅的确切记载。

这个事件本身的曲折复杂、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引起了人们的长吟不衰及从不同角度的思考认识和评价。

现举几种较有影响的看法:
1. 指杨妃为祸水,视玄宗宠爱杨妃为荒淫误国。

李杨的身份使李杨的爱情关系笼罩着极浓的政治色彩。

杜甫《北征》诗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作为一位忠心耿耿的封建士大夫,他最早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将杨妃等同于使西周覆亡的褒姒和使殷商灭亡的妲己。

其后,唐人在有关诗文中,即常常将杨妃视成祸源,特别是在反省天宝战乱之由时,总是常把玄宗宠杨妃视为荒淫失政,是招致倾败的主要因素。

如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刺李杨奢糜享乐,扰民害物其二“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更是认为李杨的荒淫导致了安史之乱。

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认为杨妃倾国,致使京城沦陷、玄宗出奔的意思表达得很婉曲。

把玄宗荒淫,杨妃倾国之意表达得最为充分集中的要数《旧唐书·玄宗本纪》,其最后赞云“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

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

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此,可不慎哉!”。

宋人持论显然比唐人苛刻,从唐朝开国继中宗朝韦后再到杨妃,居然理出一条“女之祸”的历史线索,并认为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其后奢侈淫乐的“性习相远”,完全由杨妃所致。

清代乾隆也是个女祸论者,贵妃死后他为玄宗的相思辩护,认为“(玄宗)南内归来,倘返而自咎,恨无终矣。

遑系心于既殒之妇邪?”。

“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想奚磬,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2。

批判玄宗重色纵欲,抱恨终天。

2. 视杨妃之荣辱生死为唐帝国盛衰的标志。

把慨叹杨妃之死与哀痛国家破亡连系到一
起的,也是从杜甫开始。

至德二载,他在被困长安时有感于国破家亡,作《哀江头》。

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旗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啃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里的引文去掉了首尾四句诗人自我交待,所保留的全诗中间的主干部分,完全是结合时代与国家盛衰,为李杨爱情及其悲剧结局所作的深情吟唱与哀挽。

“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无疑是指杨妃,“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同样是指杨妃。

萧涤非先生注云:“清渭东流,指贵妃 葬渭滨。

马嵬驿南滨渭水。

剑阁深,指玄宗入蜀,去住彼此,指玄宗贵妃。

无消息,即《长恨歌》所谓…一别音容两渺茫‟”。

3何以在《北征》诗中视杨妃为祸水,对诛杨妃大加称赞的同一诗人在这里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呢?原因只有一个,在这里杨妃的生死荣辱已成了大唐帝国盛衰的一个标志,一种载体,这才是杜甫转换态度的一个心理契机,他悲杨妃又不仅仅是悲杨妃。

杜甫在这里倾注了对李杨下场的同情,就融合了国家盛衰之感在其中。

杜甫之后,中晚唐文人由李杨悲剧联想到唐王朝的衰落,或由唐王朝的衰落联想到李杨悲剧更是常见。

咏华清宫及咏马嵬成为习见诗题,“饱经战乱创伤的人们借此故事传递和宣泄出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表达出安史之乱后人们感到…中兴‟成梦而流露出的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天盛世‟的悼惜之情”。

4于是,该题材不断激发起人们的怀旧情绪。

据《唐诗纪事》卷五十六云“马嵬太真缢所,题诗者多凄感”。

题马嵬者如此,题华清宫者也是如此。

郑 的《津阳门诗》铺叙杨妃之死,连带感叹繁华的消歇,最为详尽:“马嵬驿前驾不发,宰相射杀冤者谁?长眉鬓发作凝血,空有君王潜涕 ……宫中亲唤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

花肤雪貌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

銮舆却入华清宫,满山红实垂相思。

飞霜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下风 ……鼎湖一日失弓箭,桥山烟草俄霏霏。

空闻玉 入金市,但见铜壶飘草帷。

开元到今 十纪,当初事迹皆残隳”。

在类似这样一些描写和抒情里,诗人慨叹杨妃之死与慨叹唐王朝衰落融合在一起。

的确,唐玄宗和杨贵妃关系堪称中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其爱情悲剧的发生又正好与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政治悲剧叠合。

于是,爱情与历史,人情与政治水乳交融到了一起,一段历史,一段艳情,一种惋惜,一种感伤。

3. 为杨妃冤死鸣不平的反“祸水”说。

杨妃虽受极端恩宠,却并没有象武则天、韦后那样插手朝政。

安史之乱爆发,她为之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杨妃的境遇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因此在女人“祸水”的贬责声中,也随之出现了为其冤死鸣不平的诗篇。

晚唐温庭筠《龙尾驿妇人图》云:“慢笑开元有 臣,直教天子到蒙尘。

今来看画犹如此,何况亲逢绝世人”,嘲笑诿过于女子的迂说,强调美色不可抗拒的力量,意在极赞杨妃之美,而与“祸水”论自有本质不同。

此后唐末诗人高骈、黄滔、罗隐、徐夤等均与“祸水”论公开唱反调。

高骈《马嵬感事》云:“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

蝉鬓不随銮舆去,至今空感往来人”,直以杨妃之死为冤。

黄滔《马嵬》诗云:“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祸胎自蛾眉”,认为玄宗逃蜀乃天意,与杨妃无关。

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时。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诗意是对僖宗避黄巢奔蜀地进行讽刺,但在借阿蛮之语作讽刺时,却也给杨妃翻了案。

徐夤的《马嵬》诗则更进一层:“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徐夤以张均之流作为反衬,不但认为杨妃无过,而且认为她以死报君。

后来清人洪 的《长生殿》继承了此说,进一步将杨妃塑造成无过有功之人。

国难当头,她勇于为国献身,主动为爱情承担罪责,“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也是“一代红颜为君尽。

”战乱平息后,玄宗为之雕像表彰其“为国捐躯”,这是清代剧作家大胆的“解读”。

4. 认为李杨之间存在爱情,甚至肯定其真挚,赞扬其生死不渝。

在人类历史上,爱情观念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间,表现的形态也各自有所不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当事人双方互相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5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在古代帝妃之间自然不可能有,但同时不能排斥,李杨以及中国古代某些上层男女之间的关系,具有恩格斯所说的“浪漫事迹”的性质。

唐人对李杨关系予以批评谴责者不少,由于李杨故事本身的政治色彩,唐人在观照它时就相对少一点那种审美所必须的“距离感”。

但一般只是认为玄宗不该溺于情,荒于政,而并不否认他们有情。

杜甫《哀江头》言“人生有情泪沾臆”,既有作者哀悼之情,也包括当事人李杨之情。

李商隐《马嵬》二首主要倾向是对李杨加以讽刺,但第一首中“自埋红粉自成灰”句用了两个“自”字,沉重慨叹之中,也包含着对李杨因溺于情而“自我断送”,“自我牺牲”的怜惜意味。

第二首是脍灸人口的七律,“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果此诗是对李杨之“情”的彻底否定,那么就不会有回肠荡气的悲剧效果。

这里的前提显然是承认两人有情,“他生未卜此生休”,有对两情长在乃至永恒的幻想,对美被毁灭的痛惜。

正因诗中包含了这样的因素,才让人对马嵬惨剧感慨不已,而非简单地只是投以轻蔑了事。

象李商隐这样虽讽刺又不乏承认李杨之间有情感的诗,在中唐为数固然比较多,但不带讽刺,而只咏李杨之间一片真情的诗也并不少。

如
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

谁为君主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

(张祜《太真香囊子》)《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

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张祜《雨霖铃》)云愁鸟恨驿坡前,孑孑龙旗指望贤。

无复一生重语事,柘黄衫袖掩潸然。

(张祜《马嵬归》)上皇銮辂至巡游,雨泪无言独依楼。

惆怅眼前多少事,落花明月满宫秋。

(高蟾《华清宫》)
以上诸诗,就玄宗佩杨妃所遗香囊,谱写寄托相思之愁的《雨霖铃》曲以及途经马嵬和回宫后巡游等事加以咏叹,情事历历,其间亦渗透着李杨之情毁灭的浓厚感伤。

除了从活着的玄宗一方加以咏叹外,黄滔甚至从死后贵妃一方抒发感慨,《马嵬二首》其二云:“龙脑移香凤辇留,可能千古永悠悠。

夜台若使香魂在,应作烟花出陇头”。

幻想杨妃死后仍真情不泯,香魂能再作为美的化身出现于人间。

据陈鸿《长恨歌传》载,王质夫劝“多于情”的白居易“润色”这一“稀代之事”,免得其“不闻于世”,并且几个文人曾为之“相与感叹”,这里面亦承认了李杨之间“情”的成份。

清代洪 在《长生殿自序》中明确表示自己为“帝王家如此钟情者,自古罕有”所感动,他将李杨题材中“情”之主题推到极致,彻底摆脱了以前的封建偏见,尤其对杨妃的形象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生前她对爱情忠贞如一死后“万种罪过都可以忏悔,只有那一点痴情,爱河沉未醒。

”最后作者又用浪漫主义手法突出他们生守前盟,死抱痴情,感天动地,同登仙籍,永久团圆,借以抒发了人类美好的爱情理想。

正如其开篇《传概》所云“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

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

”这儿强调了“情”能突破生死时空界限的巨大力量,是一个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作家才深切感受到的,其载体即李杨之情。

二
以上列举了唐人及后代人对于李杨关系的多重视角。

多种视角不仅存在于不同人之间,而且一个人在不同时地、不同作品甚至同一作品之间也往往有不同的认识。

杜甫在《北征》和《哀江头》中态度就是两样。

张祜在《太真香囊子》等诗中对李杨爱情是肯定同情的,但他的《马嵬坡》却另是一样:“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尘土已残香粉貌,荔枝犹到马嵬坡”,诗虽有伤悼意味,但末句讽意明显。

郑 《津阳门诗》在上引诗句中表示出对李杨悲剧的有所同情,而在铺叙他们享乐时却另是一种笔调:“三部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

玉奴琵琶龙香拨,倚歌促酒声娇悲”,这里,在貌似客观的描写中,分明含有贬意。

白居易写《长恨歌》距杨妃之死达半个世纪,李杨故事已成为人们经常议论和感叹的话题。

白居易无疑能听到关于李杨种种不同的议论与传说,当然也必定会引起他多方面的思考。

再加上作者本身思想中爱情观、妇女观的诸多固有矛盾也使情况复杂化,从白居易现存的诗文考察,白居易对李杨关系的认识是有多重性的,而这些无疑会影响《长恨歌》的创作。

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写道:“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茶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白居易对杨妃的责备,以此处最为强烈。

将之与安禄山相提并论,认为她迷惑君心,招致祸乱,《胡旋女》编在讽谕组诗《新乐府》,为了达到警世讽谏的目的,也许特意加重语气。

但无论怎样,总可以见出,当白居易从封建政治角度看李杨关系的时候,他分明抱的是否定的态度,这与他在《策林》三十七中对君王作的“顾颜色,则虑褒氏之女惑子目矣”的警告是相吻合的。

《新乐府》中另一首诗《李夫人》也写到了杨妃:“又不见泰陵(指玄宗)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感人忘不得。

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里把杨妃和李夫人并提,说她们都是使人“生亦惑,死亦惑”的“尤物”。

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诗与《长恨歌》主旨相同,“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

其旨意实相符同”6,后来的一些讽谕说者又因为《李夫人》是讽谕诗,就进一步据此推论《长恨歌》的讽谕主题。

其实, 这儿的“尤物”原指“天生丽质”,这本身未必是罪孽。

李夫人为汉武帝所宠幸,文献记载中只言她以美貌倾动汉武,并没说她带来什么灾难。

将杨妃与李夫人并提,讽刺的意味并不重。

李夫人也好,杨妃也好,之所以令君王“忘不得”,乃是为情所遣,不得不尔。

可见白居易对李杨的关系终归还是从情的方面加以认识,强调了女性美的征服力量,这与温庭筠诗中的“至今看画犹如此,何况亲逢绝世人”所表达的看法基本一致的。

其《井底引银瓶》诗中也表现了类似的认识,该诗题下小注说“止淫奔也”,显然以“理”的观照为前提。

而具体叙述中,又无不流露出对“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的女性美征服力量的强调,对男女自然情爱的肯定。

按这种观点,李夫人和杨妃之美本不可抗拒,因而汉武帝和唐玄宗的迷恋就不足为怪,不必深责了。

《长恨歌》中“情”字出现三次:一次是“蜀江水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从杨妃死后玄宗的角度写另两次从死后杨妃的角度写:“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唯将旧物表深情,钿盒金钗寄将去”,作这样的描写,显然认为双方都具有深情。

作者在给自己诗歌分类时,也是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以区别于讽刺诗。

而且从陈鸿《长恨歌传》记载的“相与感叹”的情节看,白居易是接受了王质夫的请求,写了《长恨歌》,可见他也是认同了李杨之爱为“希代之事”,并受了感动,为之润色。

三
既然对李杨爱情可以有多种视角,而作者白居易本人对于李杨关系及其悲剧,在认识和评价上也表现了复杂矛盾的心理,那么诗人再创作《长恨歌》这样的长篇巨制,便不大可能只是一种
视角,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并融入了种种复杂的情绪。

而《长恨歌》自问世以来,不少研究者把本来很复杂的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追求一个定于一尊的主题解释,反而使问题更趋复杂。

事实证明,《长恨歌》主题若再用一种模式去套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关于其多种主题的争论,若非实在荒谬无稽,都可以在这部丰富的作品中找到不同程度的印证,都有其某方面的合理性,这也是各家都振振有词,持之有理的原因。

他们或从政治历史层面揭示出作品的鉴诫内涵或从情感人性层面挖掘出作品的审美内涵或融合以上二者揭示出该题材所含的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的双重特质等等,但各家对作品的“多余”部分又都不能很好地“自圆其说”,或顾此失彼,或强词夺理,可谓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一篇长恨有风情”,根据诗人自评,他从“风情”角度铺写李杨爱情应该是基本的,但由于题材及作者自身思想的复杂性,使白居易涂抹在这种风情之上的不是一种色调。

以致人们面对这种“风情”可以引起很多复杂的心理,时而不以为然,时而哀怜,时而为之感动。

“意者不仅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陈鸿对白居易《长恨歌》创作意图的推测,未必准确,未必能代表作者的真正意图,未必能将《长恨歌》的复杂意蕴全部囊括进去。

《长恨歌》的多重意蕴是在故事发展中体现的,按照情节发展和情绪变化,长诗可分成四个部分。

从开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第一部分,除末两句摄下文外,前面三十句是铺叙和渲染杨妃擅宠,李杨欢爱,情绪上突出一个“乐”字。

但“乐”是当事人之乐,作者在叙述时却伴有矛盾复杂的心情。

尽管《长恨歌》主要是以“情”入手,并没有写成政治讽谕诗,但李杨题材的多义性与作者内心的复杂性都决定了白居易不可能完全超越该题材的历史现实限制去纯粹言情,这种帝妃之恋毕竟不能等同于热烈纯洁的青年男女之恋。

于是,从“芙蓉帐暖度春霄”的缠绵携带出“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误政从“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一携带出“姊妹弟兄皆列土”的跋扈从“可怜光彩生门户”的羡艳携带出“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反常的社会心理。

这些纷繁热闹的描写中,对君王示爱方式是有所不满的。

但不满极有限度,隐去了贵妃原为寿王妃的事实,不涉及人伦道德,更无杨妃干政的事实或企图,说来说去,无非是宫廷热恋,受宠超过一般程度。

因而可从不同方面去理解,却又不显得抵触矛盾。

诗的第二部分由“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写杨妃命丧马嵬和玄宗幸蜀后的思念,情绪上突出一个“悲”字,乐尽哀来,体现了乐极生悲,祸福转换的关系。

诚如李商隐诗中所言,是“自埋红粉自成灰”,但一个弱女子,在关键时刻,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政治祭坛,充当替罪羊,又是多么地残忍!贵妃丧命为李杨之情的精神涅 提供了一个契机。

对贵妃之死的惨状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无怪宋人张戒称之“此固无礼之甚”7,怎能这样残忍地描绘妃子之死的血腥场面呢?且据《资治通鉴》卷28载“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因此不可能有“婉转蛾眉马前死”和“回看血流相和流”的场面。

其实,作者这是充分地艺术地为李杨宥罪、煽情。

有了前部分对“美”的无以复加的渲染作铺垫,再有了现在这种对“美”的如此的毁灭,杨妃还有何罪不能赎回,因而足以赢得人们的同情之泪了。

诗的第三部分,由“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写玄宗回京后对杨妃刻骨铭心的思念,突出一个“思”字,这其间包含了物是人非,昔盛今衰的转换,有玄宗从昔日太平天子到成为被软禁的“太上皇”的地位和处境的转换。

而玄宗此时的思念,则有了一种情感的净化,与当年的纵情享乐也自不同。

诗的最后一部分写方士招魂,杨妃抒怀,结处点出长恨,情绪上突出一个“恨”字。

杨妃虽在蓬莱仙山,却情同被遗弃的思妇,她无怨无悔,一片痴情。

由此可见,有了第二部分的宥罪与涅 ,李杨之情已通过肉的毁灭换来灵的新生。

从以上对《长恨歌》几个部分的分析,可见在“乐→悲→思→恨”的转变过程中,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读者可以从多方面去审视和评价。

通过对李杨爱情的多种视角、白居易认识上的多重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长恨歌》复杂内容的考察,我们认为以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种种争论,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它们都有一定的依据,可以互相融通,共同反映出《长恨歌》的多重意蕴。

注释:1《旧唐书·杨贵妃传》。

2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诗醇》。

3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陈允吉:《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复旦学报》1985年3期。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7《岁寒堂诗话》。

转自《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1998)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