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戏剧研究：观念与方法

一
笔者先在这里援引一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跨 文化戏剧实践的个案并加以分析，尝试着对跨文化 戏剧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进行逐步地探讨和反思。 “话 剧 ”，这 一 西 方 剧 种 经 过 创 造 性 地 本 土 化 过 程 后 的 戏 剧 形 式 ，其 名 称 的 诞 生 ，目 前 定 论 是1928年 洪 深 提 出 用 “话 剧 ”替 代 以 往 的 “新 剧 ”、“文 明 戏 ”、“爱 美剧”等称谓，来为这种西方舶来的戏剧形式重新 命名，逐渐得以沿用并固定下来。 可是，根据目前可 见的资料，我们发现，洪深绝非为“话剧”命名的第 一人。 “‘话剧’早在1920 年就在新加坡用于命名剧 社(仁 声 话 剧 社 )”，［2］之 后 是 出 现 在 1922 年 10 月 9、10、 13日 的 《晨 报 》刊 登 的 北 京 人 艺 戏 剧 专 门 学 校 的 章 程里面。 ［3］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谁第一个 发 明 了 “话 剧 ”，而 在 于 洪 深 的 命 名 效 力 为 什 么 远 远 大于前两者， 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洪深的权威 性，这些因素又何以具有如此的效力？
模式，凸显一种“间性智慧”的研究指向。
关键词：戏剧；跨文化；观念；方法
中 图 分 类 号 ：J802
文 献 标 识 码 ：A
文 章 编 号 ：1671－8402(2009)04－0033－06
如果从公元1731年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赵 氏 孤 儿 》算 起 ，［1］中 西 戏 剧 交 流 已 经 有 两 百 七 十 多 年 的 历史。 中西戏剧交流的大幕一旦拉开，那种双向想 象和认知便无休无止。 中西戏剧交流的动力来自两 种戏剧文化传统间的差异，彼此都需要借助对方确 认并超越自我。 两种不同戏剧传统间的跨文化交 流，必然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也为我们的研究 带来了新的挑战，可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对于这些问 题与挑战似乎有些无动于衷。 自20世纪90年代后殖 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与实践“旅行”到中国学界 以来， 戏剧研究领域也积极地汲取了其批判的锋 芒，把全球语境中的“本土”诉求作为其批评实践的 根本指向，用于跨文化戏剧研究。 然而“本土”在全 球进程中早已面目全非，换句话说，本土即全球。 那 么，这种基于“本土”诉求的研究前提就是不可靠 的，况且，这种研究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借用的反本 质主义思想资源，与这种“本土”诉求之间也有着显 在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戏剧研究”依 然是个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新兴领域，其研究的观 念和方法还未走向理论的自觉。
洪 深 在 提 出 “话 剧 ”的 称 谓 的 第 二 年 ，即 1929年 2 月，写下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4］一文。 我们不 妨把洪深对于“话剧”这一语词的阐释放置到其所 属的文本语词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去考察，进 一 步 探 讨 “话 剧 ”这 一 语 词 的 含 义(significance)背 后 的意义(meaning)是什么。 在该文中，洪深的言说策略 正如其文章的题目所暗示的，是“从中国的新戏说 到话剧”。 在“说到话剧”之前，洪深先后分别“说”了 “新 戏 ”、“文 明 戏 ”和 “爱 美 剧 ”这 三 个 曾 经 被 使 用 过 的、短命的称谓— ——“新戏”具有岐义 性 ，难以 把 握 ； “文明戏”内涵变质，由褒到贬；“爱美剧”在中国名 不符实，而且戏剧艺术未必非要“非职业的”不可。 ［5］ 总 体 上 看 ，洪 深 首 先 对 这 三 个 称 谓 进 行 了 “ 探 源 ”， 然后分析了三个语词的含义的不稳定性和不适性 后，才开始阐释“话剧”的含义。 可以看出，“话剧”与 “新戏”、“文明戏”、“爱美剧”这三个语词间的关系呈 现为一种“抛弃”与“安置”的建构关系，而洪深的言 说策略则体现为“回溯性地重构过去，以便配合现 在的 需 求 ”，［6］正 是 通 过这 种 言 说 策 略 ，“话 剧 ”首 先 在文本里面获得了“合法性”。 但是，在这种言说策 略 下 命 名 的 “ 话 剧 ”， 也 可 能 溢 出 文 本 ， 为 言 说 者 增 加符号资本，形成具有“权威”姿态的理论创新。 当 然，并非任何言说者采用这种言说策略，都可以为 一个变动不居的“无法命名”之物成功命名，并且为 言说者自身增加符号资本，这其中还牵涉到言说者 在整个文化网络空间里面的具体实践，包括其所占 有的文化资源，及其相应的文化位置等因素。
二
跨文化戏剧研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描述 不同戏剧文化间的交流图景，而在于对以戏剧为中 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结构及其隐喻意义的探 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基本研析单元的公共 观演域，在该研究中将被仅仅化约为中西戏剧艺术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期
的互动，恰恰与之相反，笔者提出的公共观演域是 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关系结构。 “关系”是公共观演 域得以结构的基本因素：其中不仅包括中西戏剧文 化在与诸种社会因素的互动中，彼此间的想象和运 用的关系，还涉及到观演域内外的想象关系，最终 要探讨的是诸种关系间的逻辑关联及其深层隐喻 意义。 既然是一个“公共”的“观演域”，那么在域内， 必 定 是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 不 辨 “ 中 ”、 “ 西 ” 的 。 可是回望并检视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可 以发现这种“公共性”（publicness）仍然遥不可及。 正 如洪深的跨文化戏剧实践，旨在改变近现代中国被 西方列强殖民的命运，其中的西方想象和运用无疑 是一种反抗性的解放力量。 可是，与此同时，其实践 又再次制造了新的压抑性力量， 特别体现在他对 “话剧”命名的权威性上。 “话剧”这个语词，其含义 同“新戏”等称谓一样也是变动不居的，洪深等人对 既有的戏剧名目进行剖析、划分的时候，无形中就 生产了一个分类系统。 “如果分类系统能够通过依 据分类建构起来的表述提供的强化力量来增强客 观机制的功效，从而强化阶层的存在，那么它就会 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斗争目标”。 ［13］ 命名行为本 身就是为符号创造合法性，同时也排斥了其他名目 的存在。 这种逻辑本身又“强化了阶层的存在”，可 以实现命名者利益的再生产，表现为一个“良性循 环”的增值过程。 而“被命名的事物”本身的真正内 涵则被消解于乌有， 成为一种话语权力的符号，终 将走向自我解构，从而使原本强调“对话”的“话剧” 悖谬地具备了“独白”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 共观演域的“公共”仅仅是一种接触和参与意义上 的， 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使权力得以生效的中 介。
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无论是以往 的影响、平行研究，还是新近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
作者简介：周云龙，男，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跨文化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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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都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需要从本土反思的立场 出发，去关注西方强势文化在中国语境中如何以改 头换面的方式，通过某些中介再生产知识、权力的 关系的过程。 这种新思路的出现，是由研究对象的 跨文化性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有了基本的 思考路径，还要找到那个可以有效地介入问题的核 心概念。
作为“到国外去专攻戏剧”的“中国破天荒第一 人 ”，［7］洪深 曾 对 自 己 的 学 养 背 景 颇 为 自 豪 。 ［8］随 着 192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对奥尼尔 关 注 密 度 的 提升 ， 洪深在1933年写下 了 《欧 尼 尔 与 洪深— ——一 度 想 象 的对话》一文。 这次横跨太平洋的“对话”实际上是 一 出 “独 角 戏 ”，洪 深 在 文 中 以 “ 双 簧 ” 的 方 式 ， 模 拟 奥尼尔的口气，发表了他对于“摹仿”与“创作”关系 的 看 法 ，其 中 不 乏 自 我 辨 白 的 意 味 ，［9］同 时 还 委 婉 地
公共观演域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关系结构，以戏 剧为联结点， 包括域内的关系和域外与域内的关 系。 其中，域内的关系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中国 不同戏剧样式之间，以及西方戏剧对中国、西方戏 剧不同思潮之间的想象和运用关系；而公共观演域 内外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身处公共观演域的知识分 子和他们发明的本土/传统间的关系。 洪深对于“话 剧”的命名正是身处公共观演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想象和运用西方戏剧“知识”的一个范例。 就公共 观演域的内外关系而言，作为关系的公共观演域还 意味着一种区隔。 公共观演域的内外关系和域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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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戏剧研究：观念与方法
□ 周云龙
摘 要：汲取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跨文化戏剧研究，依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讨论问题，在观念和方
法上还未走向自觉。 公共观演域这一概念蕴含的关系主义视角，可以使该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戏剧中的西方和
本土想象，以及西方戏剧的中国想象，并探讨其中的冲突和借重关系及其逻辑关联，从而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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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了自年的先后同学，都是培克教 授的弟子”。 在 ［10］ 中国现代戏剧的“第一度西潮”中， 洪 ［11］ 深拥有的文化资本可谓显 赫 ，因为 其 文 化 习 性 与此时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游戏规则”取得了高度 一致性。 不难看出，洪深的学养背景和文化习性，成 为他当时的戏剧实践得以展开的充分条件，［12］ 他对 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相关言论在文艺界很容易得到 回应和赞同。 特别是洪深和田汉、欧阳予倩等新剧 活动者的联合，使其言论具有了符号动员的建构功 能，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基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戏剧 在这个阶段的主流特质。
样存在着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 而且中心/边缘的 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中又会发生奇异的倒置。 从公共 观演域概念本身看，这是一个“边缘化”的区域，因 为它处于东西方戏剧文化的夹缝中，比如西方的先 锋戏剧家往往借助东方的“传统”戏剧样式作为颠 覆和挑战主流美学趣味和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同 样，中国新文化先驱亦借助西方戏剧形式反抗“传 统”的压迫并对抗西方列强。 这种“边缘化”的跨文 化戏剧实践无疑具有解放意义，但它们在批判和反 抗主流的同时， 往往会和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谋， 发明和建构另一个底层或边缘，将之引向话语渠道 并为之代言，从而成就一个新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