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

浅谈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身份认同、分享和包容性增长当前，分享经济正在引发零售业、租赁业和服务业的规模及结构的剧烈转型，行业结构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如此之快，不仅使人目不暇接，而且让人很难判断其未来的走向、预测其波及的范围。2014年8月的日均统计监测数据显示，Uber每天运营车辆157143辆，Lyft每天有货柜车66666辆，BlablaCar每天旅行里程1000万公里，ELance-oDesk每天招聘签约达200万美元、发布的职业招聘公告达6666份，超过2.5万人每天通过TaskRabbit赚取收入，Blue Apron每天为16666人提供膳食服务，每天有1300万人获得WiFi热点接入服务，Listia每天上架交易品种达到10万种，Etsy每天出售物品24.7万种，Indiegogo每天募集28.5万美元，Kichstarter每天资助55家初创企业，LendingClub每天的P2P贷款达870万美元，Airbnb每天住宿人数达到37.5万人。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行业中的服务平台有些正如日中天，有些则艰难度日。什么是分享经济?什么因素决定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给产业生态和经济转型带来什么影响?这些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论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基础理论问题，才有可能理性呵护分享经济的发展。

一、分享经济的理论起源和实践发展

(一)公共产品理论

分享经济的理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共产品理论。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边际革命发生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将产品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运用于财政分析，论证了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互补性，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尤其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失灵。

20世纪初，“林达尔均衡”论证了市场可以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林达尔(Erik Lindahl)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取决于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税收，而是取决于个人偏好所决定的价格水平，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偏好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机制和供给水平。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纯公共产品理论——每个人所消费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并不影响其他人对同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蒂伯特(Charles M. Tiebout)提出“蒂伯特模型”——由于公共产品供给具有一定的地域

性，而且与当地的公共财政支出相关，只有居住在某个特定地域的居民才可能享用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消费者在选择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时可以通过迁徙——“用脚投票”表达对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域性，使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上升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开辟了公共产品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先河。

20世纪60年代，布坎南(James Buchanan)领衔的公共选择学派拓宽和发展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准公共产品的概念，提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策，出于某种原因，通过集体选择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就是公共产品。贝冢启明(Keimei Kaizuka)认为政府公债水平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也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因素，而且提出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是分散化的。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享性是由其属性决定的。这些属性主要表现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以及供给边际成本几近为零。在特定的供给水平上，新增消费者不可能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单个消费者无法调节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二)分享经济理论

为了驯服美国的经济滞胀，魏兹曼(Martin L.Weitzman)于1984年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创造充分就业，因为绝大多数关于就业、产出和价格的决策都是由私营企业决定的。这种经济体系的弊端不在生产，而在于分配制度，特别是雇员报酬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面对美国经济出现的滞胀局面，魏兹曼开出的药方是整个经济体系必须从工资体系转向分享体系，建立利润分享制度。分享体系的特点是，在滞胀的环境下，当企业利润减少时，雇员名义工资水平不变，实际工资水平则下降;同时，随着雇佣规模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随着就业量增加而下降，边际劳动成本低于平均劳动成本。当面临外部冲击时，企业倾向于在最低价格水平条件下，增加雇佣工人总量和增加产出，从而减少失业并扩大有效需求，实现“一石两鸟”的目的——既实现了充分就业，又扩大有效需求。

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则认为，试图引入分享利润契约来实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均衡替代是不现实的。之所以这么认为，不仅是因为魏兹曼假设单位劳动力成本伴随着就业增长而下降是不现实的，边际劳动成本低于平均劳动成

本意味着薪酬体系是缺乏弹性的;而且也因为分享型的薪酬体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比如计件工资、收益分享、利润分享等，都面临着难以度量的严重问题，不可能对企业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争论的理论结果如何，魏兹曼的分享经济理论仍旧对西方员工持股的实践和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共同生产理论

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和埃琳娜·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夫妇为首的布卢明顿学派提出了共同生产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所不同的是，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对应之外，还存在着收费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参见表1)，从而使分享从消费过程进入了生产过程。在共同生产理论视野下研究公共资源，尤其是公共池塘资源时，消费者常常被视为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法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要理解“消费者—生产者”共同生产的思想，可以从随处可见的生活实例中加以验证：如果听众是完全消极的，音乐会就不能取得成功;教授无法教一个不情愿的或完全没有兴趣的学生;医生在诊断过程中经常需要病人的配合;如果公民不愿意提供线索，警察将无法抓住罪犯;消防服务依赖于公民预防火灾的努力;如果没有人愿意当证人，司法系统就无法工作，等等。共同生产理论认为，共同生产克服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陷。一旦给予清楚的定义，共同生产问题可以在服务行业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门在内的许多领域里得到确认。如果在评估生产过程时，仅仅关注常规生产者生产的那部分而忽略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生产的这部分时，“服务悖论”1就会出现。其结果自然是，共同生产的交易偏离它的最优值，两者之间的交互变得越来越有缺陷。

(四)开源软件的收益分享以及对等互联生产过程

收益分享通常将“产权作为代理人，并且将其作为激励和重新配置有价值产品的非市场工具。”[3]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益分享主要集中在开源软件或者开源社区方面，实际上在制药、原油开采、煤炭勘探以及人类基因图谱等研究和开发领域早就存在收益分享。收益分享主要体现为参与者或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技术社群、资源社群、直接参与者等的收益承诺，收益可以是货币形态，也可以是非货币形态——如共享知识产权、专利以及标准等。自由软件运动的呈现，特别是代表性产品GNU/Linux操作系统、阿帕奇网络服务器、Perl编程语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