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狄公案比较
公案小说对比
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0人参与0评论原标题：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
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
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
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从福尔摩斯开始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
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著名的《驼背人》一篇。
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
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
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
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
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
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
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中外《狄公案》比较
中外《狄公案》比较
魏泉
【期刊名称】《许昌师专学报》
【年(卷),期】1999(018)004
【摘要】《狄公案》有两种版本：一是由我国作者写于清末的属公案传奇性质的小说；二是后来由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依前者为蓝本所作的偏重于侦探性质的小说。
比较二者的异同，可以看出，后者在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迪。
【总页数】4页(P46-49)
【作者】魏泉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相关文献】
1.公案与侦探:从《狄公案》说起 [J], 魏泉
2.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的改进与发展 [J], 左梦琳;胡勤
3.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J], 左梦琳;胡勤
4.《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形象比较论 [J], 王凡
5.解读狄公人物形象及《大唐狄公案》的价值观 [J], 胡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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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译《狄公案》的文化意象翻译及创造性叛逆
高译《狄公案》的文化意象翻译及创造性叛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９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外语专项项目“早期英国访华使团翻译活动研究”（２０１７ＷＹＺＸ１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英早期外交中访华使团翻译研究”（１７ＸＪＣ７４０００４）；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高罗佩在渝期间的翻译活动研究———以《狄梁公四大奇案》的翻译为研究对象”（２０１９Ｓ０１０５）作者简介：刘黎，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以涛（通讯作者），男，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作者为佚名。
由于作者信息的缺失，无法对小说的原本书名进行考究。
目前，该小说多以《狄公案》《狄梁公四大奇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出版和流传。
本文所提及的《狄公案》以及参考文献中的《绘图武则天奇案》都指的是同一本小说，即高罗佩翻译所用的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
刘 黎１，２， 王以涛２（１．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３１；２．重庆交通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７４）摘 要：高罗佩因翻译公案小说《狄公案》享誉盛名。
目前，学界多讨论该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较少涉及译本中的文化意象翻译。
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不对等性，文化意象翻译难免会产生创造性叛逆。
从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的角度切入，解读高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及其创造性叛逆可知，译本中文化意象的创造性叛逆客观存在，产生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译者的个性化翻译。
关键词：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文化意象； 高罗佩； 《狄公案》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２９７（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０６－０７一、引言高罗佩（１９１０—１９６７）是著名的荷兰外交官、汉学家，他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狄公案》［１］的翻译（以下简称“高译本”［２］）和基于中国公案素材自主创作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使其享誉盛名，笔下的“狄公”形象深入人心①。
论高罗佩创作的狄公形象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突破
收稿日期:2014⁃12⁃05作者简介:左梦琳,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㊂胡 勤,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㊂㊃文化艺术研究㊃论高罗佩创作的狄公形象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左梦琳,胡 勤(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摘 要] ‘狄公案“系列小说于20世纪40年代末陆续问世,享誉世界㊂其作者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公案小说启发下融合西方侦探小说写作模式,为‘狄公案“系列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㊂小说主人公 狄公也迥异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形象,重推理实证而不高居公堂,开明仁厚,断案如神,被誉为 中国的福尔摩斯”㊂本文深入分析了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对传统公案小说中官员形象的继承与创新:狄公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平等待人,成为不受传统男权社会道德体制束缚的新型官员;高罗佩在敏锐察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分流后,自觉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手法对狄公形象的再创造,使其作品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㊂[关键词] ‘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公案小说;狄公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YNZ214⁃(2014)04⁃0069⁃0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指以官员审案㊁断案为主要内容的一类小说,有的学者认为此类小说就是 宋元话本中的那些公案及由其演变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 话本故事演变而来”㊂(任翔,2000:5)尽管公案小说的渊源甚早,但其主要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于唐代,成熟于宋代,至明清发展至鼎盛,转型消亡于晚清,而对中国公案小说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其本身的发展㊂苗怀明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中把对公案小说的研究分为 酝酿与开创㊁蜕变与萧条和勃兴与规范”三个阶段㊂在第一阶段,对公案小说的研究侧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辨析,真正从学术层面的研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而研究以实证为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开端;第二阶段,由于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㊁行政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公案小说的研究逐渐演变成为比较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而来到勃兴与规范阶段,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一系列公案小说研究专著出版,对其产生源流㊁演变轨迹等方面的研究更为整体性,研究的角度也更多元化㊂总的说来,中国公案小说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对其的研究则是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为成熟㊁整体与规范㊂(苗怀明,2005)高罗佩原名Robert Van Gulik,荷兰汉学家㊁东方学家㊁职业外交官㊂高罗佩一生与汉学结缘,痴迷于对汉学的研究与公案小说的创作㊂在担任外交官之际,高罗佩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研究中国琴文化;其于1944年出版的‘东皋禅师集刊“,更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㊂不仅如此,高罗佩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后,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创作出狄公案系列小说㊂此系列小说融合了东西方同类型文学的特点,采众家之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播㊂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迥异于中国传统官员,融合了西方侦探的品质,重视实证崇尚推理,断案如神智慧非凡,开明仁厚尊重女性㊂本文即通过对比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官员形象,深入分析‘狄公案“中狄公形象的继承与创新,并探讨隐藏于背后的社会时代原因㊂一㊁狄公形象的继承与突破(一)重视实证,崇尚推理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虽同属于断案小说,但由于中西方社会制度㊁文化习俗等差异,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㊂西方侦探在侦破案件时,主要崇尚推理实证,重视现场勘察,常运用法医学㊁指纹学㊁心理学等侦查推理知识技能来辅助破案㊂如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每一次破案都是一次科学研究,一96次实证性的实验㊂对于福尔摩斯来说,一切的破案前提都必须来源于案发现场,这是侦破工作的原点与起点㊂只有在现场获取的已知信息越多,破案的可能性才越大㊂所以在各类案件中,福尔摩斯在案情初始阶段总是亲临案发现场,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重视现场的重建与实证㊂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衙门官员在判案时往往差遣捕役进行案件的走访与侦破,而自己则更多高居公堂之上㊂‘说文解字“曰: 官,吏事君也㊂”(许慎,2006:730) 吏”即 史”, 史”即 记事者也”,手拿文簿管理众务㊂由此可知, 官者管也,官以管领为名㊂”因此,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基本无需访察,他们只需目光如炬㊁威严有加,高坐于公堂之上,手拿惊堂木就能够解决罪案㊂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与一般只坐镇官衙的封建官员不同,他并不完全依靠手下来打探消息,而更像是西方侦探般重视现场勘察与实证,亲力亲为收集证据㊂在‘四漆屏“第五章中,狄公假扮盗贼深入凤凰酒店获取案件信息,并在他人的带领下来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察和罪证搜集: 他(狄公)摸摸死者的胸部,感到黏糊糊的,再提起一只手臂,发现仍能弯曲,尚未僵直㊂他想,这女子可能就是在白天里被害的㊂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腿㊂这些又说明她遇害的时候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中㊂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她的头发,卷起一条绣衾包裹了身子,把她移到了这儿㊂”(高罗佩,四漆屏,46)狄公通过现场对被害人尸体的勘察得出了一系列推论,获得了对案件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㊂而此种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犯罪现场实地勘察和适当推理的基础上,由此可见,高罗佩赋予了狄公西方侦探重视实证,善于分析推理的特质㊂(二)断案如神,智慧非凡在中国封建社会,司法权由行政长官直接掌管㊂北宋以前,地方政府设有辅佐官吏,代理行政长官诉讼断狱,行政长官拥有决定权㊂从北宋起,建立州县官亲自审案制度,行政与司法合二为一,在人民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思想的时代,人们只能寄望于清官,公案小说自然歌颂清官㊂”(任翔,2000:117)传统的公案小说普遍歌颂官员的 德”,他们往往清正廉洁,忠正仁厚,是一个仁义长厚的君子㊂他们效忠于皇帝,还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㊂如明代‘图龙公案“中的包公,此书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清正廉洁㊁为民请命,同时也受到统治阶级赏识的清官形象㊂后世更多记住的是他的 德”,而他如何断案如神与作恶者斗智斗勇的过程,则往往被放在了第二位㊂而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则兼具了两种品格,强调了狄公在伸张正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㊂案件的侦破与否,往往在于狄公是否技高一筹,在破案的智力角逐中是否能及时发现线索,理清思路,还原案情㊂在‘四漆屏“中,狄公与同行假扮盗贼,用强盗间的行话与粗鲁率直的匪头 排军”拉近距离,成功打消了排军对他们的疑虑和警惕之心,为破案争取了有利的时机和线索;‘铜钟案“中,狄公让两名妓女假扮求子妇女,夜宿普慈寺,最终查明了普慈寺和尚奸淫妇女骗取钱财的真相;同样在‘铜钟案“中,由于民情激愤,僧人在被关押后被私刑处死,狄公及时补救,召齐证人,并且由在场其他官员联合签押执证,向上禀明了情况㊂由此可见,高笔下的狄公是一个遇事冷静㊁智慧非凡的大侦探形象,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大老爷有着明显的差异㊂(三)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在传统公案小说中,女性往往是被压制的对象,她们依附屈从于男权社会,得不到平等的权益和应有的社会认同㊂以‘图龙公案“为例,邓氏遭拐骗而失身,为有朝一日能沉冤得雪而忍辱苟存㊂然而包公却指责这位受害女性: 你当日被拐,便当一死,则身洁名荣,亦不累夫有钟盖之难 ”邓氏也认为自己受辱不可为人,随即 以头击柱,流血满地 ㊂”(佚名,1999:7)在此,代表公理的包公依然属于传统父权社会的一员,他行使社会道德标准对受辱女性进行的审判,不仅揭示了男性霸权社会对妇女生命和权益的漠视,也突出显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处的劣等地位㊂ 中国存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男性都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基本都是男性的依附和从属㊂因此传统文学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位也基本屈从于男性的视野,其出发点是看女子是否符合三从四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㊂在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的传统公案小说中,妇女要么因为不遵守妇德而成为作者严厉谴责的对象,以便在读者中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要不相反,因为严守妇女行为准则规范而成为被颂扬的对象㊂”(张萍,2007:66)高罗佩笔下的狄公一改传统公案小说中青天大老爷的刻板映像,他开明仁厚,平易近人,在对待周边07的人事物上都持着一颗平等的心㊂例如‘四漆屏“中,艳香不满狄公对她的态度稍有怠慢便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何等人 我却是忍耐不了你这股子怠慢人的劲儿 既然你不是我们一类的人,为什么又混到我们中间来监视我们?”狄公却通过以下一席话表明了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 你说我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 我们黄帝子孙㊁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㊂刺史夫人也好,你艳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人㊂”(高罗佩,四漆屏,104)在对待涉案女性方面,狄公也一较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形象,平等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与权益㊂‘铜钟案“中,结案之际,狄公安排下属对两位协助破案的妓女进行酬报,对其日后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并且还设家宴同夫人一起对二人进行感谢: 黄杏㊁碧桃两位小姐立了大功㊂我已传命衙里将官府籍没的庙产浮财分出一份馈赠她俩,让其备办丰厚嫁奁,择良婚配,永脱风尘之苦,尽享人伦之乐㊂”(高罗佩,铜钟案,239)尽管协助破案之人为社会地位卑贱的妓女,但狄公并没有用传统男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所谓贱民来看待她们,反而替她们思考,解决其今后生活的后顾之忧㊂可见,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是一位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平等待人,不受传统男权社会道德体制束缚的新型官员㊂高罗佩所作的狄公系列小说于20世纪40年代陆续问世,此正值西方女权主义第一㊁二次浪潮之间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产生,在女权主义活跃分子以要求两性平等为首要目标的不断努力下,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如投票权等一系列重要权力㊂除此之外,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女性主义书籍也相继问世;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也处于萌发之中㊂虽然没有直接资料显示高罗佩将女权主义思想融入到狄公案系列小说中,但不可否定,高罗佩或间接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自觉将女性主义意识投射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中㊂二、高罗佩笔下狄公形象产生的原因高罗佩在狄公系列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融合西方侦探特质的狄公形象明显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也绝非偶然,主要涉及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时代发展变迁与高罗佩自身创作意图的影响㊂(一)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合流公案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萌芽于唐代,成熟于宋代,至明清发展至鼎盛,转型消亡于晚清㊂清代之后,公案小说盛极而衰, 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㊂”(鲁迅,1982:278)也就是说,公案小说在清代失去了创作的源泉,仅有拟作续写,同时模仿续写的水平低劣,粗制滥造㊂这种消极的创作背景无疑为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可能㊂除此之外,清代以来,随着国门逐渐被打开,西方文明也逐渐东渐至中国,西方侦探小说便是其中一类,在与中国公案小说的融合中,找到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㊂清代以来,当时有不少新小说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借鉴西方侦探小说中精巧的布局㊁紧张的情节设计㊁严密的推理演绎等方法㊂有的是尝试写作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有的则是在小说中插入一两个侦探小说故事一显水平,这种常识性的创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代表性作家㊂”(刘伟民,2011:4)随着侦探小说的不断入侵,本土公案小说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逐渐被淘汰出局,一部分与侠义小说合流成为武侠小说,一部分与西方侦探合流,形成现在的侦探小说模式㊂在自身失守和外来入侵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断与西方侦探小说融合,这也为高罗佩笔下狄公的出现创造了时代契机㊂(二)高罗佩对公案小说的推崇高罗佩自幼喜欢东方文化,中学时就学习梵文和中文,大学时更主修汉学专业㊂毕业后,高罗佩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先后担任驻重庆㊁南京㊁东京等地外交官㊂1935年,高罗佩曾偶获一本18世纪一个无名氏作者写的中国公案小说,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㊂1940年在担任荷兰政府驻重庆使馆秘书一职期间,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书中主人公狄文杰屡破奇案的形象大为折服,并于1949年翻译出版了此书的前三十回㊂1953年,高罗佩用中文创作出版了章回体小说‘狄仁杰奇案“,在此书序言中他写到: 前清末年,英国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之侦探小说译成华文,一时脍炙人口;之后此类外国小说即遍流国内,甚至现代人士多以为:除英㊁美㊁德㊁法四国所出以外,全无此类述作㊂果耳,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非含屈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㊁彭㊁施㊁李诸公奇17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㊂”(张萍,2007:5)可见,高罗佩不仅醉心于中国文化,同时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也颇有研究㊂他认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并不比西方侦探小说逊色,但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流行于国内,而传统公案小说却遭到冷落,高罗佩也表示了不满㊂另一方面,清末以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公案小说逐渐变得难以自持,在小说内容和创作风格上难以与现代侦探小说抗衡,逐渐失去读者群,中国读者普遍喜爱西方侦探小说,但这些小说水平低下,其翻译作品也堪称三流㊂高罗佩敏锐察觉到此现象,决定 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㊂”(断指记自序,1)高罗佩在狄公系列小说的自序中写道: 我做这一尝试的主要目的是要向现代的中国和日本读者证明,我以现代东方读者尚未欣赏过的创作风格写一部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是有可能的㊂”(断指记自序,1)在此, 现代东方读者尚未欣赏过的创作风格”无疑就是融合中西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㊂高罗佩采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手法融合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创作模式,糅合古今中外,最终为我们创作出狄公这一既令西方人耳目一新又与中国传统判案官员有本质差异的新型古代官员形象㊂由此可见,狄公系列小说符合公案小说的发展趋势,是高罗佩在敏锐察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分流后,自觉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手法的产物㊂小说中狄公形象的产生也是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既兼有中国传统官员开明仁厚之品德,又融合了西方侦探重实证尚推理,智慧非凡等新特质㊂参考文献[1]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四漆屏[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2]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铜钟案[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3]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断指记[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刘伟民.侦探小说评析[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6]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8]许慎.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9]佚名.图龙公案[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10]张萍.高罗佩及其‘狄公案“的文化研究[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责任编辑:郭鹏圣栏目变更启事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㊁突出刊物特色,‘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栏目从2014年第四期起调整为:社会工作研究㊁社会治理研究㊁经济管理研究㊁思想政治研究㊁职业教育研究㊁文化艺术研究㊁法律研究㊁技术应用研究㊁国际职教研究㊂竭诚欢迎广大教师㊁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赐稿㊂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重庆大学城南二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401331;联系电话:(023)65626177;E⁃mail:cqcmcxb@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2014年10月27。
《狄公案》中国家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
《狄公案》中国家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
邢意和
【期刊名称】《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07)001
【摘要】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并行着两套法律思想-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两者时而和睦相处,时而剑拔弩张.可历来法制史研究者们对后者较为轻视.作者欲通过对清末公案小说<狄公案>的研究,着重对书中所反映的传统社会的民间法律思想加以发掘,旨在论述其中官方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冲突,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历史本来面目和连贯性.同时对于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的研究,亦可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对于我们处理好当前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页数】3页(P62-64)
【作者】邢意和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语学院,天津,30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206;D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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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看蒲松龄的法律思想5.社会制度的历史成长与理性设计──简论柏克国家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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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
宗 、 三思 、 敖 曹 等奸 臣 的智 斗 故 事 。而 荷 兰 著 名 汉 学 家 高 罗 佩 （ 名 Ｒ ｂ ｒＨａ ｓＶａ 武 薛 原 ｏ ｅｔ ｎ ｎ Ｇｕｉ） ２ ｌ 于 Ｏ世纪 四五十 年代根 据 此书 改 编而成 《 ｋ 大唐 狄 仁 杰 断案 传 奇 》 《 ｕ ｇ ｅ ｓｅ— （Ｊ ｄ ｅＤ ｅＭｙｔｒ
但 两 者 叙 事 视 角 的选 择 截 然 不 同 。后 者 沿 袭 着 中 国古 代 小 说 传 统 的 全 知 模 式 ， 者 则 主 要 继 承 了 前 西 方 侦 探 小 说 的 限知 叙 事 和 纯 客 观 叙 事 模 式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汲 取 了 中 国 小 说 的 全 知 模 式 ． 此 并 由 将 根 植 于 中 国俗 文 学 的公 案 题 材 进 行 成 功 地 演 绎 ， 转 折 之 际 的小 说 创 作 提 供 了 可 贵 的借 鉴 。 为
关键 词 ： 罗 佩 ；大 唐 狄 仁 杰 断 案传 奇 》 全 知 叙 事 ； 知 叙 事 ； 客 观 叙 事 高 《 ； 限 纯
中 图分 类 号 ： ０ ． １ Ｉ ７ ４ ２ 文献标识 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９ ８ ２ （０ ６ ０ — ０ ２ — ０ １ ０ — ２ ４ ２ ０ ） １ １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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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４卷第 ｌ 期 泉州师 范 学院学报 （ 会科 学 ） 社 Ｖｏ． ４ Ｎｏ １ １２ ． ｏ ｒ ａ ａ ｚ ｏ ｒ ｌＵｎｖ ｒ ｉｙ Ｓ ｃａ ｉｎ ｅ ｏ Ｓ Ｊ ｎ ２ ０ ａ ．０ ６ ２０ ０ ６年 １ Ｊ ｕ ｎ ｌ ｆＱｕ ｎ ｈ ｕ Ｎｏ ｍａ ｉｅ ｓｔ （ ｏ ｉ１ ｃｅ ｃ ） 月
清代公 案小说 《 武则 天 四大奇 案 》 又 名《 梁公 全传 》 《 （ 狄 、 狄梁 公 四大 奇案 》 以唐代 贤相 狄 ）
高罗佩《狄公案》译本图文缝隙及中国形象建构
高罗佩《狄公案》译本图文缝隙及中国形象建构
张枝新;张德让
【期刊名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2()4
【摘要】《狄公案》英译本添加的9幅插图多在不同程度上有意偏离了原文文本,生成图文缝隙,折射出译者高罗佩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想象,在言说中国的同时,也言说了高氏自我。
在译本插图中,高罗佩不惜背离原文文本,也要力图凸显中国唐朝社会的文明祥和、文人雅士的精神范式,同时确证维护西方套话体系下中国形象的东方主义特征。
溯其根源,《狄公案》译本图文缝隙的产生,是译者现时态生活、深层自我以及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共同言说的结果。
【总页数】7页(P97-103)
【作者】张枝新;张德让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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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高罗佩（1910-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虽辗转亚洲多国任职，却毕生痴迷于中国文化。
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汉学研究，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推理探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
这部由二十余个故事篇章构成的小说作品在着重表现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彰善除恶的传奇经历之时，亦有意凸显了其作为儒家士人的形象特质和精神品格，并通过这一艺术形象所潜隐出的内在文化意蕴投射出高罗佩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辩证思考与独特认知。
一、狄仁杰儒家士人形象的独特呈现作为唐代的中兴名臣，狄仁杰不仅在当时受到武则天的倚重、群臣的敬服以及百姓的爱戴，而且亦成为后世文学家的重要表现对象，其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更是成为了文学书写的主要方面，这在明清小说戏曲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明代戏曲《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就通过“望云思亲”“抗节不阿”“力救无辜”“复招庐陵”等曲段，对狄仁杰“从忠孝仁义四个方面进行了塑造，力图塑造一个具有传统伦理纲常的完美的忠臣贤士艺术形象。
”[1]277而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中，作者通过“六里墩杀人案”“周氏通奸杀夫案”的侦破突出了狄仁杰推理断案的不俗能力，更以“痛击恶奴张宗昌”“惩治奸僧薛怀义”“还招唐中宗复位”等情节展现了其不畏权贵、为民做主、惩奸毙恶、复兴唐氏等重要事迹，彰显了这位历史名臣祛邪扶正、辅国安民的儒家精神品格。
而在将中国古代文学题材与西方侦探小说手法有机融合的《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也同样以自己独特的文学笔触展现了狄仁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王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狄公案》对“勘钉”故事的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狄公案》对“勘钉”故事的创新汪达文;吕小蓬【摘要】It followed the story of "investigate nail"in Di Gong′an which is an old them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However,new narrative skills had been brought in Di Gong′an.Because of some rea-sons,it obtained no proper attention .Basing on the source of investigate nail story ,it tried to analyze the innovation of Di Gong′an from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ime and structure .%清末《狄公案》中的周氏杀夫案沿用勘钉故事这一古老题材，却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创新，但是限于种种原因而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通过简要梳理勘钉故事的来源，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周氏杀夫案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结构上的别出心裁。
【期刊名称】《蚌埠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4页(P59-62)【关键词】“勘钉”故事;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作者】汪达文;吕小蓬【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00089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00089 北京【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据孙楷第等学者考证，勘钉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中古以后不断翻新，元代开始成为包公故事的一部分，后进入章回小说等叙事体裁，其中京剧《钓金龟》更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清光绪年间，章回小说《狄公案》中的周氏杀夫案正是对这一题材的沿用。
周氏杀夫案在继承以往勘钉故事主干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地加工，使故事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英译本《狄公案》前言（一）
英译本《狄公案》前言（一）可第一时间接收我们的文章哟~狄高罗佩公案编者按：1942年7月，高罗佩先生作为同盟国外交官乘船撤离日本，临行仓促之际，随身携带了一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
后来，他将这部小说（共64回）的前30回译成英文，命名为《狄公案》（Dee Goong An），1949年在东京出版，立时得到各方好评。
从此他由译介转向自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持续写作“狄公案”系列小说，以一己之力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推向世界，继而与西方侦探小说融合，成功实现了中西合璧的现代化转型，英译本《狄公案》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高公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与后记，通过分析比较，系统介绍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特色、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制度、翻译对策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丰富翔实，论述简洁清晰，至今读来仍有价值和意义，从中当可领略作者广博深厚、令人叹服的汉学素养。
由于篇幅较长，全文将分三次发布。
1949年英译本《狄公案》初版封面英译本《狄公案》前言（一）著丨高罗佩译丨张凌多年以来，西方侦探小说家将“中国元素”反复引入其作品中。
为了在故事中加入奇异怪诞的情调，他们常常选用中国本土或是外国唐人街的神秘色彩。
某些超级罪犯（例如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或超级侦探（例如艾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陈查理），已成为与伟大的李斯特勋爵或歇洛克·福尔摩斯同样闻名遐迩的人物。
在西方通俗探案文学中，中国人时常出现，并且大多被歪曲丑化！如果允许他们自行发声，才算是唯一公平之举。
尤其是早在数百年前，当埃德加·爱伦·坡或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尚未出生时，探案文学便已在中国发展成熟了。
有关罪案与断案的短篇故事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代著名判官也被传颂了数百年之久，或是经由说书人的口头讲述，或是在戏台上演出剧目。
长篇探案小说出现较晚，大约在1600年前后，于十八、十九世纪达到顶峰。
大唐狄公案研究
一、我自小读过不少侦探推理小说，常常陶醉其中而难以自拔。
当然提及于此，人们常常会想到福尔摩斯，想到波洛，想到明智小五郎。
但是迄今为止我最崇拜的作家，不是塑造他们形象的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而是高罗佩。
这倒不是因为三位作家的写作水平不如高氏，而是高罗佩作为一名荷兰人将我国古代的清官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位被后人称之为"东方的福尔摩斯"的人物，他的这种"跨国度的写作"精神让人钦佩，也是让后人难以效仿的。
我有幸阅读了他所写的全套《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1），掩卷思考，感想颇多。
细细读来，发现这部作品已经不是一部普通的侦探推理小说，而更是一部浓缩了东西方文化的经典之作。
由于前人对这部作品的论述和评价，并不是很多，在这里，我想做一下进一步的探讨，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东方和西方色彩，从而肯定它的地位。
二、关于《狄公案》的作者高罗佩，今天我们翻寻了一些资料，可以找到如下的一些介绍：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梵·古立克（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是他在中国时取的中文名字（2）。
他生于1910年，卒于1967年．大部分的光阴是在外交事务里度过的。
但他是一个研究领域很广、学术成就卓著的人。
由于他通十几种语言，汉学的功底很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高的兴趣，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行政、司法、吏治、刑律以至文物考古、民族心理、人情风俗等。
他象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喜欢搜集古董、古玩、字画、图书、乐器，并具有丰富的鉴赏能力。
他甚至对中国的书法和古乐都深有造诣，能写中国的旧体诗文（3）。
因此出版的学术性作品如《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等都在世界领域内引起了一定的凡响。
《狄公案》是高罗佩在研究汉学之余以中国唐代名臣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为线索写成的，据说也是他惟一一本销售可观的作品。
试论中西_狄公案_的不同叙事视角_颜莉莉
第24卷第1期2006年1月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Q uanzhou Norm al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ol.24 No.1Jan.2006试论中西 狄公案 的不同叙事视角颜 莉 莉(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摘 要: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 狄公案 。
但两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截然不同。
后者沿袭着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全知模式,前者则主要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的限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中国小说的全知模式,由此将根植于中国俗文学的公案题材进行成功地演绎,为转折之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y关键词:高罗佩;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全知叙事;限知叙事;纯客观叙事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06)01-0127-07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公案或侦探题材小说的最大 看点 在于案件本身。
能否最大限度地制造迭起的悬念,创造神秘氛围,从而调动读者阅读的思考,使读者参与到断案过程中,获得阅读上的快感,这些直接关系到了小说创作的成败与否。
因此叙事视角的选择至关重要。
比较中西方的有关狄仁杰断案题材的创作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小说叙事传统及艺术效果。
清代公案小说 武则天四大奇案 (又名 狄梁公全传 、 狄梁公四大奇案 )以唐代贤相狄仁杰的故事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
小说并非全然以侦探破案为主,前29回由三个民间诉讼组成,后35回则围绕着朝廷忠奸斗争,展现了狄仁杰与张昌宗、武三思、薛敖曹等奸臣的智斗故事。
而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原名RobertH ans Van Gulik)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根据此书改编而成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 Judge Dee M yster-ies )[1]一书,着重叙述狄仁杰查案破案的过程,至于朝中政治斗争,涉猎较少。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特点的改进与发展左梦琳;胡勤【摘要】《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成型于20世纪40年代，其作者高罗佩通过以中国公案小说为母本，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使得该系列小说既有对传统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其的改进与创新。
高罗佩通过融合中西方同类型文学的创作模式，让《大唐狄公案》一经出版便广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公案／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深入探讨高罗佩笔下此系列小说的叙事特征。
%Judge Dee Mysteries was published in the late 1940s.Based on Chinese detective-style fiction,combining writing tech-niques of western detective-style fiction,the writer GaoLuopei makes these mysteries inherit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Chinese detective-style fiction.Through combination of writing model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etective novels,Judge Dee Mysteries enjoys a wide pres-tige over the world as it publishes.This paper explores narrative features of GaoLuopei by comparing writing model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etective novels.【期刊名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4页(P119-122)【关键词】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叙事特点;公案小说【作者】左梦琳;胡勤【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作为“断案”文学，公案小说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与视角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西方福尔摩斯与中国狄仁杰的比较
西方福尔摩斯与中国狄仁杰的形象比较【摘要】文章对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福尔摩斯与高罗佩《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个侦探形象的同中之异，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性格。
在晚清通俗文学最盛的时候，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传到了中国。
至今，“福尔摩斯”这个西方大侦探的名字，在中文世界中依然家喻户晓。
而狄仁杰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
中国也有多部文学作品和电视剧都对狄仁杰的传奇一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本文主要分析了高罗佩《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
既然福尔摩斯和狄仁杰同为大侦探。
当然少不了都有思维敏捷、观察力强、正义感强和不畏强权的共性，但从细节处观察，两个人物的性格是有很大差异的。
从各自的创作背景来看，福尔摩斯的诞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柯南•道尔创作这个角色时，正值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电器、内燃机、电报、电话等新发明，如同魔术师的百宝囊，百变而不穷。
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影响着世界的角角落落，也令当时的英国人豪情满怀。
见证了科学技术巨大生产力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了普遍认识：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
而伴随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柯南•道尔，注定了与科学结下不解之缘，自然而然地将科学基因注入福尔摩斯身上。
柯南•道尔，出生于风景如画的苏格兰名城爱丁堡，9岁时被送入耶稣预备学校学习，青年时代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作为随船医生在西非海岸待了一年多，回国后在海滨城市普利茅斯开业行医了好几年。
1890年，他还到维也纳学了一年眼科，等回到伦敦后，成为一名地道的眼科医生。
医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为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无论是在《冒险史》、《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身份案》，还是《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桔核》、《歪唇男人》、《蓝宝石案》等名篇里，叼着烟斗的福尔摩斯神情自若，运用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在纷繁芜杂的案件中游刃有余，寻觅蛛丝马迹，将一个个真凶绳之以法。
《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形象比较论
·文学研究·文章编号:1674-0882(2019)03-0066-06由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推理断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生动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狱、诛奸除恶的传奇经历，其笔下的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成为了这一历史人物“神探化”形象演变的肇始。
而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塑造的福尔摩斯早已成为侦探推理小说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
作为东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神探”形象，狄仁杰和福尔摩斯既有诸多的共通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狄仁杰与福尔摩斯的共性特征高罗佩曾就狄仁杰的形象指出：“正因为他享有断案如神的声誉，他被中国人视为清官神探，对中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就如同福尔摩斯对我们一样。
”[1](P293)可以说，高罗佩在塑造狄仁杰这位“神探”时，也不由自主地将其与福尔摩斯相联系，二者确实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一）超乎常人的非凡智慧作为侦探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侦探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具有超凡的智慧。
正如刘半农先生所言：“从事侦探者，既不能如法学家之死认刻板文书，更不能如算学家之专据公式，则唯有以脑力为先锋，以经验为后盾，神而明之，贯而彻之，始能奏厥肤功。
”[2](P566)《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福尔摩斯在这方面可谓是高度的相似：狄仁杰先后破解了公主玉珠失窃之谜（《玉珠串》）、尸身调换之谜（《紫光寺》）、密室杀人之谜（《红阁子》、《迷宫案》）、地下帮会之谜（《湖滨案》）、钦差遇害之谜（《广州案》）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疑案；福尔摩斯则不仅破获了觊觎遗产的继父图谋利用伪装的毒蛇来戕害无辜少女的“斑点带子案”，亦成功破解了“四签名”背后因财富而引发的恩怨情仇，更揭开了屡生血案、令人胆寒的巴斯克维尔猎犬真实的面目以及隐于其后的卑劣阴谋和阴暗人性，其他的疑团悬案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面对这些波云诡谲的疑案迷踪，狄仁杰与福尔摩斯依据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最终拨云见雾，始得真相，而这种神乎其技的侦破推理能力表明二人都有其过人之处。
《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
①«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王㊀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ꎬ山东㊀济南㊀２５００１４)㊀㊀摘要: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书写ꎬ但却存在着诸多差异ꎮ«儒林外史»的 平苗 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ꎬ而«大唐狄公案»的此类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虚构ꎻ«儒林外史»对 番酋 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ꎬ«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ꎻ«儒林外史»以汤镇台 平苗 之役为表层情节ꎬ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使有关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ꎬ«大唐狄公案»则在表现 番汉战争 时ꎬ亦对 青楼 文化和市井气息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ꎮ这种差异性既与高罗佩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极呈现和辨证接受息息相关ꎬ又与吴敬梓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 华夷之辨 观念对于古代士人的影响密不可分ꎮ关键词:«大唐狄公案»ꎻ«儒林外史»ꎻ少数民族ꎻ番汉战争ꎻ 番酋 形象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５１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１－０５㊀㊀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 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相ꎬ世态炎凉 [１]ꎬ书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汤镇台 平苗 情节也是别具意味ꎮ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公案小说«大唐狄公案»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的传奇性故事ꎬ在呈现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之时ꎬ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形象ꎮ学界对于«儒林外史» 平苗 情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本事㊁源流的考证ꎬ如何长风㊁邱宗功等学者合撰的«吴敬梓笔下黔东南少数民族起义考察»(«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探讨了该情节的艺术特色㊁考察了战争发生的真实地点ꎮ而李远达的«文人 兵 梦的虚与实:‹儒林外史›萧云仙㊁汤镇台本事补证»(«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一文则在对萧云仙㊁汤镇台等书中人物的本事加以补充考证的同时ꎬ还对 平苗 情节前后将领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反映作品主旨进行了探究ꎮ相比之下ꎬ有关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的研究虽在近年成果频出ꎬ但书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ꎬ这为本文的比较性论析提供了某种研究契机ꎮ对两部作品中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比较有助于审视㊁探究不同时代与地区的作家㊁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形象的独特认知和阐释ꎬ这无论是在文学研究领域ꎬ还是在民族学研究领域都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ꎮ一㊁ 番汉战争 情节的历史影射与艺术虚构«大唐狄公案»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主要集中于«迷宫案»里ꎮ在这篇小说中ꎬ面对危局的狄仁杰巧施妙计肃清了城中内奸ꎬ俘获了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乌尔金ꎬ退外虏于城下ꎮ«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则表现了汤镇台以半途伏击和假扮鬼神之计全歼了以人质相要挟的野羊塘苗人ꎮ可以说ꎬ两部作品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均重在展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政权之间的战争冲突ꎬ但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ꎮ«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历史原型ꎬ这也成为该书映照历史的方式之一ꎮ据李汉秋先生考证ꎬ汤镇台的历史原型即为清将杨凯ꎬ其征讨苗寨㊁善于用兵的特征ꎬ黾勉为国㊁却一生宦海沉浮第２２卷第１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Ｖｏｌ ２２㊀Ｎｏ １２０２０年０２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ｙ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Ｆｅｂ ꎬ２０２０①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３０作者简介:王㊀凡(１９８４ )ꎬ男ꎬ陕西西安人ꎬ博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ꎮ的事迹都与书中汤镇台的经历逼似[２]ꎮ而从宏观历史层面来看ꎬ«儒林外史»中的汤镇台故事也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有着明显的指向性ꎮ明清时期ꎬ苗人被分为 生苗 熟苗 两类ꎬ清代的龚柴曾对此作以区辨:㊀㊀其已归王化者ꎬ为之熟苗ꎬ与内在汉人大同小异ꎻ生苗则僻处山峒ꎬ据险为寨ꎬ言语不通ꎬ风俗迥异ꎮ 苗性刚倔ꎬ嗜杀ꎮ生男敛铁为贺ꎬ即长ꎬ治刀佩之ꎬ彍弩药矢ꎬ长矛鸟枪ꎬ出入与俱ꎬ以轻生善斗为尚ꎬ好寻旧恶ꎬ睚眦之隙ꎬ动至操戈ꎬ非及时排解消释ꎬ往往相寻不已ꎮ或强弱悬势ꎬ贫富不敌ꎬ蓄愤积怨ꎬ暂时不报ꎬ俟势力相敌ꎬ怂恿有人ꎬ遂纠众执械ꎬ拼命奋斗ꎮ[３]可以说ꎬ龚柴在区分 生苗 熟苗 的同时ꎬ也对苗人尤其是 生苗 的生活习俗乃至民族性格进行了论析ꎮ可以看出ꎬ 熟苗 是指 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比较接近ꎬ能讲汉语 亦即 被纳入版籍ꎬ被地方官吏直接管辖ꎬ遭受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剥削的苗族居民 ꎬ 生苗 则是指 居住在偏远山区ꎬ与汉人关系疏远ꎬ言语不通ꎬ与汉族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ꎮ [４]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也通过«儒林外史»对苗民这种与统治政权的亲疏关系作了区分:㊀㊀我们这里生苗㊁熟苗两种ꎬ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ꎬ从来也不敢多事ꎬ只有生苗容易会闹起来ꎮ那大石崖㊁金狗洞一带的苗子ꎬ尤其可恶ꎮ[５]太守雷冀向汤镇台介绍当地 苗情 的上述这段话ꎬ虽然充斥着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口吻及对苗民的污蔑性语气ꎬ却也反映了苗民中的 生苗 熟苗 之分及其与汉族政权迥异化的特殊关系: 熟苗 接受当地政府的封建统治ꎬ顺从于他们的管理乃至盘剥ꎬ而世居深山的 生苗 则不仅没有接受统治政权的统治ꎬ过着相对蒙昧原始的生活ꎬ还时常与统治当局发生冲突ꎮ清雍正时期开始实行的 改土归流 开辟苗疆 虽在客观上有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ꎬ也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统治ꎬ巩固了国家的统一ꎬ但这一带有强制推行汉文明色彩的政策的实施却受到苗族地区尤其是聚居于湘㊁黔等地的 生苗 的强烈拒斥ꎬ并由此引发了他们的暴动㊁起义ꎮ«儒林外史»中以清人杨凯事迹为素材所展现的汤镇台 平苗 情节ꎬ正反映了清代中期 苗族原生文明体对汉族君主专制制度下地主经济文明体向苗疆地区强烈扩展和传播的抗拒 [６]这一历史ꎬ并投射出以作者为代表的士人对此的认识和思考ꎮ与«儒林外史»中的少数民族书写相比ꎬ«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少数民族的情节则没有十分明确的历史指向ꎮ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军事冲突和文化融合:从犬戎袭取镐京致西周灭亡到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亲ꎬ再从 五胡乱华 到唐㊁宋两朝与突厥㊁辽㊁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对峙ꎬ元㊁清两朝更是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主宰中华的统一王朝ꎮ熟谙中国历史㊁文化的高罗佩从宏观把握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冲突㊁融合并进的特殊历史ꎬ兼以艺术虚构ꎬ杂糅成«迷宫案»的 番汉战争 情节ꎬ从而既令其成为书中的重要情节ꎬ又折射出一定的历史意蕴ꎮ值得注意的是ꎬ«迷宫案»中狄仁杰挫败 番酋 乌尔金的攻城图谋与«儒林外史»中汤镇台 平苗 虽都是以 番汉战争 来构成情节主体ꎬ但«儒林外史»中的这一情节由于摄取了清将杨凯的事迹ꎬ并影射了清代中期苗族与统治政权发生军事冲突的史实ꎬ故而表现出较为明确的历史实指色彩ꎮ与之相比ꎬ«迷宫案»的这一情节虽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古代的 夷夏 关系史ꎬ但其并非是直接裁取自某一朝代的某个将领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历史事迹ꎬ亦未以具体的某一少数民族作为表现对象ꎬ故同样是表现 番汉战争 ꎬ汤镇台 平苗 的情节比狄仁杰挫败乌尔金图谋的情节有着更为明确的历史实指性ꎬ甚至已有 直录史实 的些许色彩ꎬ而后者则是在相对模糊的历史指涉中ꎬ凸显的是作者在情节设计中更为显著的艺术虚构意识ꎮ«儒林外史»的 平苗 情节ꎬ实际上与中国古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观照社会历史的特殊意识不无关系ꎬ从杜甫的 诗史 意识到«金瓶梅»的 以宋写明 ꎬ中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映照了社会历史ꎬ这一创作理念无疑也影响到吴敬梓ꎬ其不仅将元明易代及明代的一些历史事件穿插其间ꎬ也从真实历史人物中汲取素材ꎬ影射若干史事ꎬ书中的 平苗 情节即是如此ꎮ然而ꎬ 援史入文 ㊁ 以文映史 却非高罗佩关注的焦点ꎬ其主要还是潜心于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学㊁历史素材来建构跌宕曲折的悬疑侦破情节ꎮ因此ꎬ狄仁杰擒获乌尔金㊁巧退少数民族入侵的情节虽投射了高氏对中国历史的认识ꎬ但却没有明确的历史实指２３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２０２０年色彩ꎬ围绕这段情节所展现的 空城计 诱敌计 都明晰表明他主要还是通过情节来铺设故事悬念㊁强化叙事节奏㊁增强作品可读性的创作出发点ꎮ这也是两部作品在 番酋战争 书写方面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ꎮ二㊁ 番酋 形象塑造的审美差异«儒林外史»在展现汤镇台 平苗 时ꎬ主要将笔墨集中于他如何依据敌情出奇制胜ꎬ以彰显其足智多谋ꎬ但被一次次赚入彀中的苗人形象则被完全旁置ꎬ小说仅以其愚蠢无谋㊁野蛮好战的形象来凸显汤镇台的用兵如神ꎮ由此可见ꎬ该书并未从艺术形象审美的层面对少数民族人物加以塑造ꎮ与之相映成趣的是ꎬ高罗佩在«迷宫案»中展现少数民族首领乌尔金妄自尊大㊁狡狯机诈的反面形象时ꎬ也对这一人物的其他性格特征进行了刻画ꎮ在狄仁杰部下马荣前来诈降时ꎬ乌尔金曾言:㊀㊀我自幼随父常出入兰坊ꎬ亦曾去长安经商数年ꎬ还到过京畿之外不少州县ꎬ故深知唐室官场中一向文恬武嬉ꎬ不乏尸位素餐之人ꎮ那些鲜衣怒马㊁峨冠博带的衮衮诸公ꎬ整日灯红酒绿ꎬ斗鸡角抵ꎬ声色犬马ꎬ逍遥行乐ꎬ早将国家安危置于脑后ꎮ再者ꎬ兰坊又是个边陲远镇ꎬ此城易手后ꎬ长安官家未必马上知晓ꎮ况且现在通西域之路改道ꎬ唐朝廷即使获知兰坊失陷ꎬ也无须担心我们会拦截西域诸国东进使臣ꎬ劫掠财礼ꎬ故不会立即发兵前来收复失地ꎮ待长安昏君醉臣大梦初醒ꎬ我们则早已在此站稳脚跟ꎬ立国称雄ꎮ到那时我们兵精粮足ꎬ以逸待劳ꎬ唐军纵有貔虎十万ꎬ又奈我何ꎮ[７]１９８由乌尔金的上述言语可以看出ꎬ其希求里应外合㊁攻城割据的企图虽不乏以卵击石㊁痴人说梦的色彩ꎬ但其对中原汉族政权统治危机的认识以及据此制定的基本战略却并非没有合理之处ꎬ如若不是狄仁杰慧眼识奸㊁巧施妙计ꎬ那么乌尔金等人依计行事ꎬ则形势亦将难以预料ꎮ这不仅烘托了狄仁杰运筹帷幄㊁临机决策之能ꎬ也凸显出乌尔金虚妄狡诈㊁野心勃勃等负面特征ꎬ以及富于韬略㊁具有政治敏锐性等形象特质ꎬ而并非只是将其单纯塑造成为有勇无谋㊁残忍嗜杀的 蛮夷 形象ꎮ通过乌尔金这一具有丰富形象色调的 奸雄 人物ꎬ可以看到高罗佩规避善恶立见的人物塑造窠臼㊁努力塑造鲜活艺术形象的创作目的ꎮ相比之下ꎬ«儒林外史»的少数民族人物仅是作为过场性的反面人物出现在情节中ꎬ而缺少对其复杂性格的刻画ꎮ该书的主要艺术成就之一便是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㊁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ꎮ从严监生吝啬成性与顾惜亲情的复杂交融到匡超人亲孝淳朴与道德堕落的形象渐变ꎬ再到王玉辉劝女徇夫的内心情感变化ꎬ无一不是在直击人物灵魂深处ꎮ这些艺术形象生动鲜活㊁饱含人性意味ꎬ反映了吴敬梓小说人物塑造圆形化㊁丰满化的创作意识ꎬ但其却并未对书中的少数民族人物进行类似的深层化呈现ꎬ这其中潜隐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ꎮ西周末年ꎬ北方戎㊁狄等少数民族对周王室及各诸侯国产生了巨大威胁ꎬ 华夷之辨 的理念自此日渐凸显ꎮ管仲认为: 戎狄豺狼ꎬ不可厌也ꎮ诸夏亲呢ꎬ不可弃也ꎮ [８]１７３而孔子的 内华夏而外诸夷 [９]之说则是儒家在这方面最集中的认识ꎮ 华夷之辨 对于华夏和四夷的区分是以礼仪㊁文化为标准的ꎬ主张彰显华夏文化的先进㊁秉持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ꎬ而不应屈从于夷狄的文化和习俗ꎬ强调 用夏变夷 [１０]ꎮ通过 华夷之辨 华夷之争 ꎬ 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民族先后认同了华夏ꎬ而在接触与交流中ꎬ诸夏也吸收了其他民族大量的优秀文化成果ꎮ [１１]与此同时ꎬ古人对这一观念的强调实际上又放大了所谓的 夷夏之别 ꎬ以致形成 严华夷之防 这类具有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狭隘意识:一方面将 夷狄 视为猛兽㊁异类ꎬ正所谓 狄ꎬ豺狼之德也 [１２]㊁ 戎ꎬ禽兽也 [８]６４７ꎻ另一方面还认为 蛮夷 落后㊁野蛮ꎬ华夏高度文明ꎬ强调对其征伐㊁令其威服ꎬ故而有 戎狄无亲而贪ꎬ不如伐之 [８]６４７的认识ꎮ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ꎬ王韬就指出:㊀㊀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ꎬ人遂谓中华为华ꎬ而中国之外统谓之夷ꎬ此大谬不然者也ꎮ 华夷之辨ꎬ其不在地之内外ꎬ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ꎮ苟有礼也ꎬ夷可进为华ꎮ苟无礼也ꎬ华则变为夷ꎬ岂可沾沾自大ꎬ厚己以薄人哉ꎮ[１３]但即便如此ꎬ这一狭隘观念仍影响深远ꎬ并投射于文学作品中ꎮ在«儒林外史»汤镇台 平苗 这一情节中ꎬ苗民的本真形象被彻底旁置ꎬ而被定位为愚蠢蒙昧㊁狂妄无知而又徒生事端㊁色厉内荏的反面人物ꎬ他们只有在以汉族为代表的统治政权的 威服 下才能安分守己ꎮ正如法国学者萨维３３第２２卷第１期㊀㊀㊀㊀㊀㊀王㊀凡:«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纳在论及苗族历史时曾说的那样: 所有的苗族ꎬ在汉人心中都被妖魔化了ꎬ他们觉得苗族是一种该受谴责的㊁反复无常㊁野蛮的民族ꎬ尤其他们都有小偷小摸的毛病ꎮ [１４]可以说ꎬ«儒林外史»对于少数民族客观真实形象的缺席化呈现㊁对其负面化的形象定位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 华夷之辨观念中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潜在影响ꎮ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ꎬ以毕生精力探研中国文化ꎬ但其又能时时秉持一种西方理性思维和文化辨证精神来对中国文化加以客观审视与理性思考ꎮ因此ꎬ在创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ꎬ高氏虽受到明清小说的影响ꎬ并通过改易明清公案小说情节来架构书中的情节ꎬ但在许多方面他仍然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理解与认知ꎬ对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即是如此ꎬ他并未受到传统 华夷 观念中偏狭㊁消极一面的影响而对少数民族进行贬抑㊁矮化ꎬ继而令自己书中出现汉 高 番 低 或汉 正 番 邪 的 番汉 关系形态ꎬ而是在将 番酋 乌尔金设置为反面人物的同时ꎬ又通过对其言行举止的细腻描摹㊁对其多面形象的鲜活塑造ꎬ使得以其代表的少数民族人物获得了一种在«儒林外史»中本该具有㊁却又付之阙如的平等 话语权 ꎬ从而反映了高氏对于传统 华夷 观念的理性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接受ꎮ故此可以说ꎬ相比于«儒林外史»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贬抑化呈现ꎬ«大唐狄公案»对于乌尔金这类人物形象的独特刻画ꎬ是成功而有价值的ꎮ三㊁少数民族文化描绘的丰富性差异«儒林外史»的 平苗 情节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中叶西南地区苗族与统治政权的复杂矛盾冲突ꎬ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汤镇台在 平苗 前后的仕途际遇来揭示封建官场真实的一面ꎮ具体说来ꎬ小说一方面以汤镇台平乱贬官表现了忠臣为国效命却不为朝廷认可的传统悲剧ꎬ另一方面又展现了汤镇台在 平苗 期间与太守雷骥的暗中 角力 :汤镇台熟知兵法ꎬ而雷骥却更通晓官场的 游戏规则 ꎬ因此ꎬ雷骥虽未亲涉 平苗 之役ꎬ却可分享战功ꎬ而汤镇台虽平乱擒敌ꎬ却被朝廷斥为 率意轻进 好事贪功 ꎮ作者通过草蛇灰线的手法折射了封建官场中尔虞我诈㊁相互倾轧的残酷现实及封建官僚机制的腐朽ꎮ值得注意的是ꎬ这段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虽然立意深刻㊁手法高妙ꎬ但其中的苗民形象仅是作品为了表现汤镇台的宦海沉浮㊁人生变幻而设置的ꎬ古代苗族的生存状态㊁风土民情㊁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完全隐没于 番汉战争 的单纯描写中ꎬ这既与 严华夷之防 这一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观念存在一定关系ꎬ更和该情节思想立意的侧重点与倾向性有着内在关联ꎮ与«儒林外史»的 平苗 情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高罗佩在«迷宫案»中不仅围绕着 番汉战争 情节塑造了 番酋 乌尔金的独特形象ꎬ而且还有意描绘了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异质文化ꎮ该小说对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 北寮 妓馆进行了别具生趣的呈现ꎬ其先是通过马荣假扮嫖客㊁前赴 北寮 查访白兰迷踪ꎬ对城中这一特殊场所进行了总体刻描:㊀㊀这北寮又自是一番景象ꎬ但见酒家茶肆之内多为胡人ꎬ身着异装ꎬ口操番语ꎮ[７]１７０此后ꎬ小说又对北寮妓馆内的人之百态进行了细腻的描摹:㊀㊀屋内既闷又热ꎬ一股羊骚臭直钻鼻观ꎬ中间地上支了一只火盆ꎬ四周矮凳上围坐了三男三女ꎬ一个个均袒胸露臂ꎬ手执铜扦ꎬ拨火烤肉ꎮ一嫖客已有三分醉意ꎬ一只胳膊搂了身边的女子ꎬ摇摇晃晃轻声哼起了下流小曲ꎮ另两人则清醒如常ꎬ以番话说这话儿ꎮ二人不算高大ꎬ却一身紧肉ꎬ不可小看ꎮ掌班将一小壶酒放在马荣面前ꎬ自回柜台ꎮ一女子起身ꎬ琴架上取了琵琶ꎬ倚墙自弹自唱起来ꎬ虽不成宫调ꎬ嗓音却佳ꎬ倒也别有风趣ꎮ[７]１７２－１７３小说首先是通过酒馆㊁茶肆中胡人的着装㊁言语对 北寮 浓郁的胡番文化氛围进行了整体渲染ꎬ而后又细腻勾勒了胡客与胡妓的狎昵之行及歌妓胡女的形象特征ꎬ为读者展现了 北寮 的 青楼 文化ꎮ在呈现 番汉战争 情节时ꎬ亦通过勾栏瓦肆中的市井文化书写ꎬ描绘了古代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图景ꎮ«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在情节内容上广泛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学㊁历史素材ꎬ运用的却是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和表述方式ꎮ西方侦探小说在构建悬念迭起的推理破案情节时ꎬ也常常反映当时社会㊁经济㊁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ꎬ柯南 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可以说是映照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ꎬ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尼４３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２０２０年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则使读者分别领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尼罗河沿岸的秀美风光与中东地区的风土人情ꎮ而这一审美特征在«大唐狄公案»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ꎮ如«朝云观»展现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ꎬ«铜钟案»再现了唐代佛教盛行以及僧侣横行不法的特殊历史ꎬ«黑狐狸»则呈现了古代中国繁荣璀璨的诗歌文化与文人雅士的生活意趣ꎮ但«大唐狄公案»对于中国社会历史㊁风俗民情㊁传统文化的辐射在反映的广泛性与丰富性方面都远胜于西方传统侦探小说ꎬ这无疑也投射出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通过文学作品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传输㊁展示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意识ꎮ正因如此ꎬ«迷宫案»在利用有限篇幅展现 番汉战争 情节㊁塑造 番酋 乌尔金形象的同时ꎬ更饶有意趣地通过对 北寮 这一特殊场所的描写来反映一定地域㊁民族的市井文化ꎬ反映出高氏利用文学作品来传播㊁展示中国社会文化风貌的内在创作动机ꎬ体现了其力求把通俗性㊁可读性与文化性㊁思想性有机融合的文学创作理念ꎮ结㊀语«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虽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故事情节ꎬ但二者对于少数民族形象的文学阐释却存在着诸多差异ꎮ«儒林外史»的 平苗 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ꎬ而«大唐狄公案»的 番汉战争 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的虚构ꎻ«儒林外史»对 番酋 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ꎬ«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ꎻ«儒林外史»以 平苗 之役为表层情节ꎬ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把针对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ꎬ而«大唐狄公案»在表现 番汉战争 时ꎬ更对 青楼 文化和市井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ꎮ表面上看ꎬ两部作品在古代少数民族书写方面的差异性是由二者在创作时代㊁风格类型㊁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固有差异所决定的ꎬ但从更深层次看ꎬ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与高罗佩在其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社会㊁历史㊁文化的积极呈现及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证接受相关ꎬ另一方面又和«儒林外史»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 华夷之辨 观念对于中国古代士人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ꎮ可以说ꎬ少数民族书写对于认识㊁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㊁思想主旨以及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ꎮ参考文献:[１]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Ｍ].严蓓雯ꎬ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２:２.[２]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１４５－１４６.[３]龚柴.苗民考[Ｃ]//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周伟民ꎬ唐玲玲ꎬ辑纂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１８６－１８８. [４]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Ｍ].北京: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２０６.[５]吴敬梓.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Ｍ].李汉秋ꎬ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４:５８８.[６]孙秋云.核心与边缘:１８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２４５.[７]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六):迷宫案[Ｍ].陈来元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ꎬ２０１１.[８]李梦生.左传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９]王维堤ꎬ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３７１.[１０]杨伯峻.孟子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０:１１４. [１１]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１６０.[１２]左丘明.国语[Ｍ].韦昭ꎬ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８:２２.[１３]王韬.弢园文录外编[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０２:２４５.[１４]萨维纳.苗族史[Ｍ].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１８１.[责任编辑㊀李夕菲]５３第２２卷第１期㊀㊀㊀㊀㊀㊀王㊀凡:«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４９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ｏ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Ｅｔｈｉ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Ｄｅ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ｂｙＷＡＮＧＦａｎ)㊀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ｏｂｅｒｔＶａｎＧｕｌｉｋ ｓ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Ｄｅ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ＷｕＪｉｎｇｚｉ'ｓ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ｂｏｔｈｈａｖｅｐｌｏ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ꎬ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Ｔｈ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ａｏｔｒｉｂ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ｌ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Ｄｅ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ｌａｒｇｅｌ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Ｗｕ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ｔｒｉｂｅｓｗｈｉｌｅＧｕｌｉｋｄｅｐｉｃｔｅｄｓｕｃｈ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ｈｅｐｌｏｔｓａｂｏｕｔｓｑｕｅｌ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ａｏｒｅｖｏｌｔｓ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ａｎｇ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ｒｅａｌ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Ｇｕｌｉｋｍｉｎｕｔｅ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ｌｉｆｅｉｎｂｒｏｔｈｅｌｓ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ｆ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ｕｃ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ｏＧｕｌ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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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狄公案》比较魏泉[提要]《狄公案》有两种版本: 一是由我国作者写于清末的属公案传奇性质的小说; 二是后来由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依前者为蓝本所作的偏重于侦探性质的小说。
比较二者的异同, 可以看出,后者在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 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 高罗佩公案传奇小说, 侦探性小说创造性转化创作经验一在许多看过电视剧《狄公案》的人们看来, 狄公称得上是“智慧的化身”, 而有些看过公案小说《狄公案》的人却认为并不好看。
其实, 《狄公案》有两种, 第一种原名《武则天四大奇案》, 又名《狄梁公全传》、《狄梁公四大奇案》(以下称原作) , 是写于清末的一部公案传奇小说。
该书以唐武则天时代为背景, 写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及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
此书最早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 , 有上海书局石印本。
该书“不题撰人”, 作者究竟为何许人已无从查考。
第二种《狄公案》又名《狄公断狱大观》、《狄公探案集》等(以下称高著) , 为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Gulik, 1910～1967) 所作。
电视剧《狄公案》即根据高著改编。
高罗佩自幼接触东方文化, 曾在大学攻读过法律和东方语言, 1935 年以研究印度、中国西藏和远东马祭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其后一直在荷兰驻外机构中担任外交官。
他通14 种语言, 尤其对汉学涉猎广泛、造诣极深, 擅书法、精古乐, 能写不错的旧体诗词且精于文物古董赏鉴, 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译作和专著, 颇有一些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修养习性。
高罗佩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南京和重庆做过外交官, 此时开始接触中国通俗小说。
或许与他出身法律专业有关, 使他对公案小说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几年以后, 他翻译出版了《武则天四大奇案》[1] , 自50 年代初起, 又用几乎全部业余时间创作了130 万言的中长篇系列小说《狄公探案集》, 包括15 个中长篇和8 个短篇[2]。
高著以英文写成, 一经问世, 在西方引起轰动。
声誉较高, 狄公(Judg Dee) 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有“中国的福尔摩斯小说”之称。
高罗佩的《狄公案》与原作之间没有情节联系, 本身的篇与篇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 所谓“分则单珠, 合则全璧”。
不过高著受到原作的影响和启发是十分明显的。
在知道有这样两部《狄公案》之后我们禁不住要问: 原作的作者为何不肯署名? 荷兰人高罗佩为何选中《狄公案》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高著中哪些地方是受了原作的启发影响?高著与原作之间又有哪些根本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以上正是我们所有探讨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原作《狄公案》共64 回, 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 顾名思义, 主要写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于武则天年间平断的四个奇案。
狄仁杰历史上确有其人。
《旧唐书·狄仁杰传》载: “仪凤中为大理丞, 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 无冤诉者”。
可见是一位封建时代以断案著称的能吏。
书中四个案子, 有的出自正史, 有的传乎野史轶闻, 都是有关狄公身肩道义、除暴安良的事迹。
从小说结构上看, 前30 回主要写狄仁杰在昌平县令任上访闻、处理的三个民间诉讼案[3]。
31—35 回写狄仁杰在河南巡抚任上巧断白马寺淫僧怀义秽乱寺院劫民妇案。
51—64 回, 则不是写什么“奇案”, 而是主要叙写狄公智除朝廷奸臣, 挫败武氏党羽, 迎立庐陵王入宫即位, 重振大唐雄风事。
小说前后两部分风格明显不同, 尤其后14 回, 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和现实批判性。
本书约作于光绪初年, 时值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把持朝柄, 烈焰张天, 威势隆极, 与武则天当年毫无二致。
作者在书中的影射意味非常明显, 亦即“警世觉者”所做序言中所谓“借古人为式法, 举往事以劝惩”的惧祸心理使得作者隐去姓名。
也是同样的原因使得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时只译了前30 回即改弦易辙了。
因30 回之后已不复再有他所喜爱的公案小说的鲜明特点而是着眼于朝廷内的忠奸正邪的权力纷争和道德判断。
时过境迁, 当时尖锐的现实指涉早已失却原来意义上的锋芒而在高罗佩眼中变成了不成功的败笔, 至少是影响了作品前后风格上的统一性。
对原作《狄公案》前后风格巨大差异的不满和惋惜或许也是高罗佩自己动手创作《狄公案》的最初动因之一。
高罗佩创作《狄公案》的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度推崇和深厚造诣以及法律专业的出身, 使他对公案小说有种当行的亲切感。
西方的侦探小说发展到20 世纪50 年代已渐渐形成一套模式, 并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大侦探形象, 高氏对此自然谙熟于心。
一种小说类型不会一直保持不变, 随着新作品的增加, 作家在遵守惯例性的规则的同时也会加入某些个人的东西, 我们对此种类型的概念也会随之改变。
为了独辟蹊径, 高罗佩在沿袭西方侦探小说的主要手法之外又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狄公案》原作的某些优长并使自己的小说结构更趋复杂, 然后将这一切置于中国这个遥远而古老, 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背景之下, 创造出狄公这一既令西方人耳目一新, 又与原作中中国传统的清官形象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古代大法官形象。
可以说,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是带有某些世界性的特征的。
具体说来, 高著《狄公案》与原作明显一致或在原作中有所在的地方有以下几处:首先, 狄公其人及其手下四名亲信随员洪亮、马荣、乔泰、陶干的来历与原作是一致的, 并且高著有细节上的充实。
比如在《黄金案》中收服马荣、乔泰的情节即是在原作第一回的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打斗场面和行文章法做了发挥。
作者以此在高著和原作之间形成一种似续非续、若有若无的关系。
其次, 在具体案例上最明显不过的是《铁钉案》中寡妇陈宝珍的泼悍言行及以铁钉做凶器的作案方式, 完全是以原作中的寡妇周氏为原型[4]。
侦讯过程中狄公顶着极大压力开棺验尸却一无所获的情节也来自原作, 可见高罗佩对原作中这一案例的成功描写爱不忍释。
另外, 在《黄金案》中歹人用以害死王县令的匪夷所思的方法, 也显然是从原作中的孝廉华国祥儿媳暴死案中获取了灵感。
高著除受到原作的影响和启发以外, 有些地方还可看出晚清其他中国小说的影响。
最突出的例子是《铜钏案》, 其中梁林二家世仇案的杨思和情节线索来自吴趼人的《九命奇冤》[5]。
除具体情节外, 高罗佩在小说的结构方法上也借鉴了原作《狄公案》前30 回, 总是喜欢采用一种类似“中国结”的结构方式, 开头展示案情, 布下悬念, 结尾暴露罪犯, 揭示真相, 追求出乎“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
其间情节则错综复杂, 波澜起伏, 往往几案并发, 凶异迭出, 又互为牵连, 彼此衬贴, 虚虚实实, 扑朔迷离, 仿佛神龙见首不见尾, 读来引人入胜。
三尽管高著从原作中得到启发, 沿袭了其主要人物并成功地借鉴了某些情节, 但是高罗佩的《狄公案》仍可谓对原作做了彻底的改头换面。
高罗佩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原作的主题、思路和创作水准, 而是放开手脚大胆创新, 揉合古今中外,故其作品出手时与原作之间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而是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类型以至创作手法都掺杂了西方化的特征, 给人以面目全新之感。
两书因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从小说类型看, 原作为公案小说, 并体现出清代公案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某些特征; 而高著则属侦探小说, 在主要的创作技法上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脉相承。
受制于小说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 狄公的形象在两书中迥然不同。
原作强调狄公的德, 是耿直清正的清官形象。
“不但是个忠臣, 而且是个循吏; 不但是个循吏, 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6]。
所谓“忠正清廉、聪明仁厚”, 德是第一位, 智是第二位。
而在高著中则强调狄公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 正义能否得到伸张, 作恶者能否被绳之以法全赖乎狄公在与恶人的斗智斗勇中能否技高一筹, 狄公在这里是一个敏锐干练、断案如神的大侦探形象。
狄公的英文译名Judge Dee 译回来就是狄法官, 突出了其与法律及案件有关的身份而忽略了县令的行政职权。
难怪有人说高罗佩笔下的狄公, 与传统的公案传奇里的清官老爷, 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的差异, 往往更象福尔摩斯、波洛一类, 而不同于包拯、海瑞、施仕伦等。
第二, 从美学风格上看, 原作现实寓意明显, 有极强的政治指涉性和现实批判性。
即从前30 回看, “载道”、“劝世”的意愿也是十分明显, 所谓“挽颓风、砭末俗”者即是如此。
中国的公案传奇向有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功利性追求, 原作《狄公案》也不例外, 总是过份强调“文以载道”和“警世醒俗”, 而“聊供阅者寂寥”的娱乐性追求, 则有种“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在里面。
高著则主要着眼于作品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以娱乐读者为目的, 娱乐性强是其最大的特点。
高著以浅显流畅的英文写成, 主要读者是西方人, 故作者在小说里介绍了很多具有鲜明“中国味”的世俗风物、文化典籍等, 极富文化气息,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情节道具在书中比比皆是。
如《朝云观》中的太极图、《铁钉案》中的七巧板、《四漆屏》中的四漆屏、《柳园图》中的青花瓷、《湖滨案》中的围棋谱、《广州案》中的斗蟋蟀等, 尤其在《御珠案》中涉及了用活人供祭河神娘娘的古老陋俗, 在《玉珠串》中借葫芦老人之口引用《南华其经》演说了一番道家哲学思想中的“空”之妙谛。
第三, 在表现手法上, 高著明显优于原作。
具体表现为在倒叙手法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塑造、心理分析以及对电影手法的吸收借鉴等方面。
关于倒装叙事之有利于制造悬念, 吊起读者的胃口, 应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中国作家是在晚清以后, 才开始向译入的西方小说有意识地学习倒叙手法进行创作之事, 也已有许多学者论及。
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更有翔实深透的论证, 故不拟在此详述。
在人物塑造方面, 仍以狄公为例。
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的主角多是廉直无私、刚正不阿的化身, 处处体现封建纲常和道德正义的力量, 一般缺乏个性, 流于脸谱化和概念化。
他们常以堂审为主要断案方式, 往往靠直觉和洞察力来判断是非善恶, 审讯之外多伴以用刑, 再不行就靠神鬼相助, 却很少有四处奔波去侦寻勘探, 明访暗察。
这方面, 原作《狄公案》已较以往《包公案》、《施公案》等有所突破, 开始有狄公乔装暗访的情节, 但狄公形象仍欠丰满, 概念化痕迹较重。
高著中的狄公则知识渊博、有勇有谋、有个性、有情趣、有人情味、有幽默感, 颇具个人魅力。
他总是象西方的侦探那样处处出场, 深入第一线直接周旋于罪犯和被害人之间, 运用深厚的犯罪心理学素养、广博的刑事侦讯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使案情真相大白, 随着案情的进展, 狄公自身的形象也愈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