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文学之史观

浅谈中国当代历史文学之史观摘要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文学历史化，这与民族国家的时代演进息息相关。

本文就当代文学史“历史化”现象，探讨“十七年历史文学”与进化史观、多元形态的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学创作，以及多元共生的20世纪90年代历史文学，从而展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思考。

关键词：历史文学多元形态文学创作“历史化”现象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中国意识的觉醒过程自从近现代开始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

它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动荡、思想文化冲突，呈现出对西方工业文明逐步成熟的认识进程，造就了文化思潮日趋多元的格局。

直至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使人们慢慢意识到进步、不可逆的时间观，这种现代启蒙思想成形后，给当代人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一被称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文学与进化史观1 革命合法性寻求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我们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叫做“十七年文学”。

它承载了现代文学传统，又开启了当代文学新貌。

而首当其冲的应属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从数量、篇幅长度和艺术质量方面展示出中国文学现代化后特别繁荣的面貌。

而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在进行着修正，诸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其范围也将描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计入在内。

就其本质来说，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离不开我们的民族话语，通过革命的艰辛与苦难和它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果实，来诠释革命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形成一道奇异壮观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历史文学”大都突出为标举革命和进步的书写，像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历史题材创作，选择重大历史题材或者革命历史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依存关系，可称之为一种强烈的“叙史冲动”，与当代要求表现工农兵、先进人物和英雄不谋而合，很多作家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表现“历史本质”、展现生活“客观规律”，以现代革命历史为线索，表现对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通过写实性手法追求外部真实的再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反映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观念模式，突出宣传历史进化的必然性，从而强烈“革命”的核心历史观念就是进化史观。

历史题材创作是“十七年文学”重要创作现象，标志着革命的成功，革命成为光荣历史。

最受关注的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每每需要设计人物关系、情节安排，用艺术的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通过情节安排设置等文本叙述层面上的规范，从而将历史叙述与现实密切关联互动。

2 进化史观与“十七年历史文学”书写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历史文学“题材”划分，基本上第一种划分是1921年到1949年之间都着力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关键历史事件，一般是以长篇小说艺术体裁创作为主，数量多而且艺术品质极好。

至今还脍炙人口的作品《红旗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明显地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书写者都以“亲历者”的角色向读者叙述了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极其深刻地回顾了光荣的革命历史，并以严谨的态度对革命历史的本质进行规范化书写，证明了新社会的真理性，通过高度凝缩了的形象，为当代人提供了革命历史的依据。

第二种分类是通过传说和传统历史题材用个人话语进行历史书写，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以及吴晗的《海瑞罢官》等，这些文学内容以传统历史题材为背景，却都写自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正值当时的“反右”运动，还有当时的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深化论”所进行的批判，使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无奈的情况下通过寻求其它话语途径来引申其意，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借历史题材婉转地来述说“个人话语”。

第三种分类是“杂语”叙述。

以这种方式进行叙述的历史题材作品几乎不单独立存在，一般都与“主流话语”进行结合来表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舍的《茶馆》，以其为代表的这类历史题材作品充分显露了民间趣味和民间意识，并突出通俗文学的审美观念，而又符合老百姓家长里短的都市文化或市民意识的认同，但却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历史文学中的题材关系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度，它本身的性质要求作家们一定要有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中的真实体验，以“亲历者”身份进行书写才能具备革命历史叙述的资格。

这其实与其历史时代性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即与当代要求反映工农兵生活、树立先进人物和英雄形象一致，正如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是通过对历史的再叙述，表现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等的热情创作，来体验时间和认识历史。

如具有代表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通过宏大叙事达到建构宏观主体来确认其合法性，分别体现着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不同范式，表现“小我”不断融入“大我”的必然性，堪称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典范，成为叙事的方向和规约力量。

仍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子，其“史诗性”的长篇巨制农民革命斗争为历史题材，对历史事件的组织处理是歌颂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表现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叙述模式，其中就主人公朱老忠的艺术形象，就是成长、融入、反抗、斗争，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英雄形象，其中的激进话语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

当然，不同的作家对于当代文学的写作风格会各有特色，但最大共同点就是对正面成长的肯定。

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表现为主人公林道静这个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自我斗争历程，放在进化史观的线性时间观念中看，成长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进步，在社会和时代洪流中接受教育，将成长与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叙述结合，把主人公推至革命斗争的前沿，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突出将个人的成长道路与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融，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叙事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中主人公形象代表了革命者的“象征”而存在。

二 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中国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社会步入了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它使得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的生活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中，社会重大变革对文学存在着极大影响，最突出的是关于“伤痕”、“反思”小说作品的涌现。

产生了将反思深入于事物本原的意义，通过诸多对个体独特经历的历史叙述，旨在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并通过个人记忆和经历的不断挖掘和重新审察，这就是80年代兴起的“文学寻根”潮。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冲突所形成的“先锋文学”掩映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一种创新的文学规范，这时，称之为的“新历史小说”受先锋小说影响又把创作的时空延伸到历史之中，使80年代历史文学创作具有了多元化的形态。

1 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学中的进化史观新时期的开始，大量出现的“伤痕”、“反思”文学涌现出来，如《剪辑错了的故事》、《永远的春天》等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实现自我革命身份的认同，在当代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切中时弊，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与时代的呼唤，作品的价值观念表现着对人道主义张扬，创作者以真实严肃现实主义批判态度和爱憎，运用“个性”的或者“个人主义”的话语来描绘极“左”带来的政治梦魔，表现有突出鲜明的“民间情调”，同时也揭露了“四人帮”和现代迷信对人性的扭曲。

对于个体自我命运的关注，使伤痕、反思为主体的文学成为基本共识。

在80年代的文学寻根中，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与阐释，进而导致题材和主题的变化，以现代人感受世界方式寻找激发生命的源泉，汪曾祺的《受戒》，用散文、诗一样的文体，基于进化史观的新变，把故乡作为乌托邦一样来描写，将人物形象置于广阔深远的文化历史中，使人物生长的环境精神化，生存与人性成为作品的叙述题旨中心，巧妙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表现为对传统、对乡村、对民间的膜拜，旨在传达一种生命的形态，为90年代历史文学叙事奠定了基础。

2 “新历史小说”创作和相应的历史观在80年代中后期，之前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根基走入弱化，这在“先锋小说”文学创作中尤其明显，“先锋”小说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虚构”。

先锋作家在历史文学创作中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形式技巧以及创作理念方面，都打上了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印记，历史有它自己的谱系，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的艺术特征。

传统的历史观在其作品中消失了，代表性的作品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呼唤与细雨》等，对传统知识体系可靠性有着浓重的怀疑，它热衷于对个体的历史叙述和表现。

历史成为先锋派虚构的梦游和想象空间，是针对“历史化”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作为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姿态，“先锋派”创作通过抽取时间的连续性，实现与现存的文化的对抗和反叛。

“新历史小说”也产生在80年代中后期，其宗旨在于讲述现实生活本身，并接受新的文学观、历史观和外来思潮的内容，力图通过还原生活本相、展现纯态事实，通过过去的历史背景叙述现在的人生，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彰显作家对历史个人性的认识和理解，以清除观念形态对现实生活的遮蔽，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上的所谓本质。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

从而使“进步”作为进化史观的核心观念，将历史碎片化、时间空间化，以个人生存史观取代。

三 20世纪90年代历史文学的多元共生“现代化”作为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90年代中国大陆的最主要现象，它使得文化思想也有了区别于80年代的变化，它继承80年代以来反思历史的文学传统，又表现为文化立场的分化，以“正史”为背景书写个人或家族命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加上了对于“现代化”的思考。

在90年代历史文学中，还有作家特别关注生存的精神性，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关注精神及现实批判的主题。

典型的有《曾国藩》、《雍正皇帝》，通过艺术构思的宏伟气魄来讲述杰出人物铸造历史辉煌过程，表现了历史和文化体察的丰厚精微，彰显了作家们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于时代的一种责任感。

另外，在这个时期“晚生代”作家对历史的叙述，注重精神资源的追寻与挖掘，于叙述中制造幻觉性现实，从而显示出时代生存思想及个人乌托邦想象的交融，如毕飞宇的《叙事》。

在90年代，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倾向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等美学规范重新回归历史传统，不断涌现出多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

在90年代这样一个全新语境中，把历史文学创作导向更广阔的人类文化空间。

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记录了从清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段时间，故事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交错的民族历史，以期理解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表达了关于历史真实的独特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