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创新引领未来十年

以改革创新引领未来十年

未来的10年，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 10年，也是最具挑战的 10年，需要我们在深刻总结 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时势要求，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凝聚改革共识、夯实改革主体、化解改革阻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全面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新的动力。
30年来“中国奇迹”的背后：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三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10年左右，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的“入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势的关键。
每一轮改革的触发点都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时启动的，都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所诱发的。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新世纪初，都面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下滑，社会问题集中出现，不得不进行相应经济改革。
每一轮改革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并都带来了随后一次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主要矛盾是全面供给不足，即“短缺”。对此，80年代改革主要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放权搞活，激发微观主体自我发展的活力。80年代中后期，随着工农业产品的丰富，商品如何流通、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如何调控等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成为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就是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混乱和种种漏洞、双轨制引发的经济秩序失调等。对此，1992年之后的改革集中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解决资源的配置机制与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转向了结构性过剩和经济通缩。对此，新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开启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入世为契机，全面对外开放，突破内需约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每一次改革都释放出了新的增长动力，都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研究表明，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贡献度较高的时期分别是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正是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三个时段。因此，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固然得益于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但真正使得这些“红利”因素得以

发挥的是改革开放，“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开放是30年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增长动力趋减与下行压力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结束了中国的高速增长。经过短暂反弹之后，自2010年四季度开始，在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加力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八个季度逐季下滑，“三驾马车”均显疲态。种种迹象表明，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环境和内部条件已发生新的变化。
外部需求拉动作用年减弱，出口高速增长难以再现。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境外需求大幅下降。世界经济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二是全球面临再平衡压力，外部供给替代能力增强。危机后，全球市场正在发生两个深度变化：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重塑国家优势，保障国内就业，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 “高端挤压”效应；新兴国家竞争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新钻11国”，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明显的“低端挤出”效应。三是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特别是美欧对我压力明显增加，借国家安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施压。四是竞争格局变化，我国人口红利开始衰减，要素价格普遍上升，廉价要素时代已经过去，人民币大幅升值，比较优势正在消退。
投资拉动效能下降，扩张空间较为有限。一是投资的边际产出率下降。经历高速资本密集化路径之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滑落到许多国家之下。二是储蓄率下降将制约高投资率。据估算，2015年比2008年总储蓄率将下降5—7个百分点。三是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峰值。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已经达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历史高点，现有工业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已接近极限。四是制造业面临严重结构性产能过剩。如果不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一味增加投资，只能导致问题更为严重。五是房地产投资趋于平稳。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时期，房价反弹压力较大，调控任务艰巨，“去投机化”的楼市调控政策不可能松动。六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出现饱和甚至过度超前现象，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减小。
消费率持续下降，增长面临较多障碍。一是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消费率降低。居民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份额由1996年的69.4%高点持续下滑至2008年的57.1%，下降12.3个百分点。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消费

倾向下降。特别是高房价严重透支居民未来 20年收入，导致 “中产阶级贫困化”的怪象，挤压居民其他消费。三是贫富差距拉大，整体社会消费水平难以快速增长。高收入阶层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其他消费的边际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有迫切的消费需求，却无消费能力。四是产业升级与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尤其是奢侈品市场基本拱手让于境外市场，成为境内消费的重大漏出因素。
经济下滑到背后危险：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国际比较来看，以世界银行收入标准划分，我国已于2010年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人均收入约4000—12000美元）后，经济增速都有普遍下降。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原有增长机制失灵，转换发展模式面临考验。从拉美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看，首先源于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倒退。近 30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投资率已达历史高位，且远超其他经济体，原有出口导向、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特别是人口红利渐退，正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要素高强度投入难以持续，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明显加剧，原有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内生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面临考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是部分国家长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国内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限，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态势尚未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能满足要求，关键技术环节仍主要依靠国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大量产业收益流向外国。
社会矛盾集中，公平发展面临考验。“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当前我国社会正碰到相似的挑战。特别是收入分配过程的公正性与机会平等性饱受质疑，仇富、仇官、仇不公等情绪较为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既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内在对立，又促使部分高收入者缺乏再投资的稳定预期，加速向境外转移资产，影响经济与社会财富的持续稳定增长。若不及时纠正，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利益格局陷入自锁定状态，深化改革面临考验。“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及时通过改革调整化解相关矛盾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复杂多样，改革边际效应递减，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迟迟未取得显著突破，部分地方政府倾心经济发展，注重短期政策，对改革有畏难情绪，推动改革的积极性下降，改革共识逐渐缺失，出现“改革综合疲劳症”。既有激进改革的主张，也有反对改革的意见，甚至质疑整个市场化改革取向。如果说过去改革的主要阻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现在的改革则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当前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可以说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转型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改革创新引领未来十年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机制问题。改变这一状况绝非单纯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可以逆转，唯有改革，才能突破增长瓶颈，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再创制度红利，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改革的目标：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取向”的改革任务远未最后完成，必须继续攻坚。新时期要从转轨阶段转向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以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转变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与进步，从满足生存型发展需求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并要进一步适应国际化的新格局。一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完善机制，有效抑制市场行为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地解决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解决发展市场经济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确保又好又快发展。二是要统筹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进步。要着眼于当前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分配问题、公共服务、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重要领域，更好地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协调等问题，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协调性。三是要满足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需要。要着力解决制约自主创新、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中国特色城镇化历史进程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做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建立高层次的改革领导、组织、决策、协调和推进机制，确定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并确定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二是确保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不断加强立法工作，从注重经济领域立法向注重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立法均衡发展转变，从注重创新法律体系逐步向提高立法质量、强化法律效果转变。三是及时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准确定位政府职能。一是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职能范围。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原则，合理确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范围，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分开。二是切实加快经济管理方式的综合转变。要加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市场失范失序行为。要切实减少直接针对微观主体的审批、许可、限制、强制等行政手段的使用。三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与领导经历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增加社会公共品的供给，强化对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民生热点监督力度。四是大幅精简创新行政组织体系。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提高行政效率。五是持续依法行政。按照“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人民，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严格约束政府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加强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间中政府内部的制约。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完善督察督办制度、绩效考核体系、责任追究机制，增强政府工作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