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跋涉──刘醒龙小说论

第2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5月 Vol. 24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2────────── 收稿日期：2001-12-21作者简介：韩松青（1955-），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馆员。

- 8 -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跋涉──刘醒龙小说论韩松青1，杨立元2（1.唐山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唐山 063000；2.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摘 要：刘醒龙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一方面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

所以，他的作品也就赢得了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同时这也成为他寻找精神家园心路历程的审美呈现。

关键词：刘醒龙；新现实主义小说；潜沉生活；乡村文明；推举崇高中图分类号：J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2）03-0008-06刘醒龙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他的《分享艰难》成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和代名词。

他的小说一方面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

面对人们生活的窘困和精神的压抑，他用小说这种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独特的审美方式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抚慰和希冀，给生活带来暖意和亮色，他也主动承担了表现民生民态，反映民声民意的民众代言人的责任。

所以，他的作品也就“赢得了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

[1]同时，也成为他寻找精神家园心路历程的审美呈现。

一、潜沉生活，打捞具有时代质量和美色的创作原料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是浮躁的，创作动机也是杂多的。

大多因为名利的牵引而逃离生活，像断线的风筝或无根的浮萍一样盲目地游走。

有的热衷于“躲进酒楼成一说，三巡过后尽开言”式的胡编乱侃；有的专注于异域的“现代”写作形式而翻新猎奇；有的干脆扯掉遮羞布，用身体写作，沉湎于原欲的宣泄或床上的把戏。

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世纪末文学的沉沦和悲哀。

刘醒龙却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社会人生，以卓然独立的写作姿态执拗而又坚定地沿用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传统方式，在社会转型期这个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的小说文本，为人们开辟一块精神的乐土。

刘醒龙是来自民间的作家。

他对那些“高蹈”或“媚俗”的创作路径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排斥，而用人民大众所熟悉的言说方式反映具有“现时”性的生活中的人与事。

当然，他不是那种浮光掠影或走马观花式的采编或采风，而是潜沉于生活，从中打捞具有时代质量和美色的创作原料，并“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1]在这样的异质同构中建构形象生动、典型完美的艺术文本。

写出生活的深刻，首先在于对生活的亲和。

刘醒龙自幼生长在乡村，后来他虽然辗转颠簸离开乡村，但他的生命之根早已深植于乡村的泥土中，对故土的依恋也成为他情感世界的重要部分。

他曾这样讲述“香炉山”印象：“香炉山在自然和传说中是美丽动人的。

那座在四周不太辽阔的田野的朝拜中矗立起来的小小孤山上，我走过不少薄雾淡淡的早晨，也躺过许多落日重重的黄昏”。

“（我）笔底下的山水人们都属香炉山。

继续回溯时，更是恍然看见香炉山在我的抽象与形象的精神中，早就作了深深的占据。

作为肉身生活的我一切依旧，然而作为艺术生命的我，内容已非昨日。

”[2]“香炉山”作为乡村的缩影和具象已成为他生命的底片，他以后所描绘的一切，都是在此基础上放大的。

“香炉韩松青，杨立元：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跋涉- 9 -山”情结也成为他歌颂乡村文明的动力。

写出生活的深刻更在于对生活的深入。

因为生活的深刻是编不出来的。

它在于作家对生活的亲历和体验。

所以，刘醒龙发自内心地敞亮自己的审美见解：“世界上没有什么学问比生活本身更深刻。

”[1]“真正的深刻只能蕴藏在生活里，蕴藏在普通的实际人生里。

”[3]他的中篇小说《秋风醉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生活搬进了作品。

鄂西北有座城市的机关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创办了这座城市的电视台，而且干得极为出色，深受同事们的拥戴。

可上级却从不把他扶正，调个平庸的正职压着他。

他苦熬了近10年，终于心灰意懒，开始玩生活，对什么也无所谓。

可上级突然将他升为正职。

刘醒龙将此写成了中篇小说，很多人看后都惊叹小说的深刻，其实，这完全是生活的赋予。

这种“能者下，庸者上”的现象是中国官场多年的积弊。

只有在官场中消磨了个性，去掉了棱角，泯灭了雄心，到了可以任人调弄、摆布的地步，才能成为“驯服”工具。

这种由生柿子到熟柿子再到可以任人捉弄的软柿子的生成过程正是官场培养官员的过程。

在创作中，刘醒龙恪守忠于生活、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原则，从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作品而背逆生活的本来面貌。

但有时蕴藏在生活中的深刻却不是立即可以洞视省察的，这需要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感悟力才能将遮蔽和掩藏在生活中的深刻意蕴攫取到。

如《凤凰琴》的创作几乎没有生活的原型。

作家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次在山里的黄昏中看见一面破旧的国旗在寂寞的学校上空飘扬，和另一次在山村的夜晚里听见一支五音不全的竹笛吹出的苍凉旋律在夜空中飘荡。

他的心灵不禁一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人将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最卑微的人群，按照最流行的价值观进行奋斗，当希望出现时，他们却发现那些向往了许久的东西，对他们却无多大用处。

他们的价值几乎无人看重，但他们的生命却闪烁着质朴的光辉。

”[1]他在写作时感到了灵魂的呻吟和血肉的涌动。

中国的大多数的农民都生活在不如意的生存空间里，生活的重负，精神的挤压令他们生存如此艰难，但他们却从未放弃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他们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中使自己的生命闪烁出质朴的光辉。

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民的深刻理解和崇敬挚爱之情，是不可能从这些自然场景中悟出这种深邃的人生哲理的。

在创作实践中，作者将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投注到作品中，显现出对父老乡亲的敬仰，对美好精神家园的怀恋，但他又深知在描述生活时可以放纵情感，但情感却无法超越生活。

如他在创作《分享艰难》时，当写到孔太平为了保住全镇经济不崩溃而不得不放过强奸了他心爱表妹田毛毛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时，作者内心有一种被人撕裂的感觉，他流下了眼泪。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自己面对此事会如何？他坚定地回答：“谁敢这样就宰了谁！”作品的这种结局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对丑屈从，对恶妥协，是不妥的。

可生活就只能是这种选择。

在世纪末物欲膨胀、道德失范的异化环境里只能做出如此痛苦而又遭受谴责的选择。

但这种行为决不是故意放纵和随波逐流。

因为孔太平无力挽救衰退的乡镇经济，只能以这种巨大的牺牲精神与群众分享艰难，共度危难，承受社会转型期的磨难和痛苦。

这大概是他的唯一的也是最痛苦的选择。

所以，作者曾这样讲：生活与人的本愿往往是相背的，“它默默承受起这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艰难。

生活又一次告诉我，仅靠情感是无法实现超越的，必须用自己的灵魂和血肉去作无情的祭奠。

”[1]他渴望“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真诚地朝这个方向走去”。

[4]二、寻找美好，将乡村文明作为创作的灵魂 刘醒龙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对比鲜明的审美向度：对传统的乡村文明的歌颂和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并将乡村文明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灵魂。

在刘醒龙的审美图式中包蕴着浓重的“乡村情结”，那种清纯、质朴、迟滞、明静的田园风光是他心中最美好的风景，他把乡村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栖息地。

在20世纪末物欲膨胀、精神异化的世俗社会里，人们发出了“回家、回家”和“常回家看看”的呼唤。

可见，返回乡土已成为大众的一种普遍的审美心态。

刘醒龙自然有着一份深深的回家的情愿和热望。

他曾这样讲：“任何乡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陌生时，香炉山对于每一个想去的人来讲，也都是熟悉的，无论从前见过或者没有见过，只要踏入其中就行。

甚至不用寻找，那谁都认识的敦厚、和善、友爱、怜悯，都会扑面而来。

香炉山正是给了我这类被自身过度消耗了的营养，而我还是将它们作为艺术的灵魂。

”[2]他把乡村文明中的“敦厚、和善、友爱、怜悯”等美质，“作为艺术的灵魂”，并以此抵御物欲的侵蚀和诱惑。

应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今的乡村也有了很大的变异，那种静美和谐的田园风光、善良纯朴的人性伦理正在逐渐消失，乡镇企业的浓烟臭水污染着乡野，村镇干部的霸道肆虐着村民。

今天农民的第2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 - 10 -生态和心态已面目皆非，异于过去，他们也正在丢失和抛弃传统的美德。

很显然，寻找过去的乡村文明，重构美好的精神家园就成为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核心内容。

《村支书》中村支书方建国无疑是作者所推崇的一个人物。

他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似乎是一个无用的好人，但在他的身上却有着中国农民勤劳、善良、正直、无私的传统美德。

当山洪暴发，村民生命受到危胁时，方建国用有病的身躯堵塞大闸的漏洞，弹奏出乡村文明的壮歌。

他无疑是中国农民的先进代表，也是乡村文明的具体表现者。

但现实的境况使刘醒龙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寻找和倡扬这种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破坏的家园异化，衰退的人性又使他怅恨叹息。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面对物欲的侵蚀、道德的退化，他既真实地写出了世纪末精神家园被污染丑化的境况，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概叹，也表现出了对纯洁、美好乡村文明的留恋和渴望的那份固守之情。

这无疑只能更多地体现在“回顾”和“怀旧”情境中。

如《黄昏放牛》中西河镇的老劳模胡长升从城里返回村里时，却发现人心不古、世道大变。

这种情况正如德权所说：“世道变了，往日那一套全作废了。

如今谁的钱多，谁就当劳模；谁会搞歪门邪道赚钱，就让谁当干部。

现在的年轻人谁还种田，一天到晚就想着如何到外面去发财。

”所以胡长升感到了世道的衰落和精神的失落。

儿子和儿媳不理解他，镇长和乡亲们也嘲笑他。

胡长升“变糊涂了”，“自己明明有很多道理”，可在当今的世道里，他“一点道理也没有了”。

他只能回顾过去虽然生活艰苦但却精神昂扬的岁月，吟唱“年轻媳妇听不懂”，只有老年人才知道的《翻身谣》。

在《去老地方》中，杨局长在追忆过去时无限感慨：“那时候（20世纪50年代）一唱歌（革命歌曲），浑身就来了劲，现在成天酒肉穿肠过，人却越来越没精神了。

”这种物欲膨胀与精神萎缩正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在《民歌》中的民女们也只有在对民歌的回忆和吟唱中而生长出对生活的信心，给日子带来亮色和暖意。

当然，作者对逐渐远去和消失的精神家园，不仅仅是怀恋和回顾，也有着一份重新建构的追求和期盼。

他希望用美清除丑，用善包容恶。

他曾这样讲：“我对现实的关注，确实有很大的主观性…… 研究对现实的写作，其实更是写作者心性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