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传统与科学的自然观_孙江

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各　科　专　论

作者简介:孙　江(1965-),男,汉族,天津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教研室副教授。

东西方哲学传统与科学的自然观

O n E a s t e r n ＆W e s t e r n P h i l o s o p h y T r a d i t i o n A n d T h e S c i e n t i f i c N a t u r a l I d e a s

孙　江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内容提要:20世纪,在对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反思中,西方学者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等归咎到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而对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推崇备至,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上,东方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合理的态度是恰当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哲学传统　自然观　天人相分　天人合一

一、东西方哲学传统比较(一)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

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

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古希腊工商业城邦。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悠长,形成许多天然良港。然而古希腊地区耕地却狭小贫瘠,粮食生产不足,促使希腊不得不进行海外贸易以获得生活、生产所需的谷物、金属、木材、纺织原料等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带动、刺激着希腊商业的发展,而希腊文化也正是在对海洋的挑战与迎战中逐步走向成熟,形成海洋性的文化模式,把人身外的自然作为其改造的对象加以研究、探索,以利于人类的征服;商业活动的变化莫测与逐利本性则刺激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欲望与实践躁动。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对自然征战的意念,可视为后来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

到了近代,由西方自然条件以及基督教文化所萌生的“天人相分”观念日益在理论上明朗化并迸发出实践力量。在《圣经》故事里,上帝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而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让土地长出荆棘,人们必须辛苦劳作才能获得食物生存下去。这里就蕴涵着这样一个理解:人类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的,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从自然中索取物质和能量。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奋斗中才能生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以及工业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自己“征战自然”的辉煌成果,在整个自然系统中,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自文艺复兴起,思想家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类在不断通过对上帝的否定解放着人类自身,“上帝死了”,人成了仅有的具有灵性或精神的实体,从而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类的一切皆没有主体性,都只是供人类利用的客体,自然只是实现人类需要的手段和工具。

(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根源于《易经》的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以后的新儒家,“天人合一”是其主干,注重意向性、情境和经验性以及“意欲中道“的和谐性。

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江河流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所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周期长,与工业相比,更明显地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对自然的顺应是维持生产活动的前提。因此,中国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农耕生活实践中就已经直观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顺应自然,顺应万物之性,才能天地有序从而获得自然的恩泽;相反,一旦天地之气失和,逆物之性,就会产生可怕的灾难,危及人的生存。这样一种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大陆文明”的文化形态,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造成了中华民族眷恋与追求“天人合一”理想目标的心态。这种农业文明的条件生成了人与自然的顺应关系,并且,人对自然的这种顺应性是依赖直接的、经验性

各　科　专　论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的生产活动实现的,在人际之间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而不是通过理性形态的科学技术所指导的生产来实现的。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经济,尤其是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时期,基本上可以说是“靠天吃饭”。被这种顺应性模式所规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实质上就是要调节好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如何正确地获取、利用和管理生存资源,以保障农业生产能够长期延续下去的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人们把自身与自然和和谐作为理想的目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除此以外,农业社会与西方商品经济社会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关系比较单纯,人们自给自足,所以在横向联系上远不如西方社会因为交换的发达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因而人们不大喜欢剧烈的冲突和变化,而从心理上希望和谐宁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方式养成了他们顺应自然,追求不求人为的和谐。

(三)生态伦理的“东方转向”

20世纪,在洞察了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危机、核威胁等等全球问题的严峻性之后,人类开始对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反思。人们承认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越来越严酷的生态环境现实面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显然还是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有西方学者开始认为,对于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这一问题,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机械和物质的手段去解决,相反,这种日益尖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向自然索取的力量和范围无限扩张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和作用提升到人类理性的、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行为的高度去认识和研究才有望得到解决。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关注,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在“天人合一”这一文化里找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找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笔者认为,“天人合一”自身有着丰富的内涵,绝不能仅仅等同于生态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和谐”,并且,“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能用来解释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思想可以为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原则,但其本身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能生搬硬套,被视为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根本出路。

二、客观地看待中国“天人合一”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内涵丰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由于对人和天的理解不同,因而“天人合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涵义。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所以,“天人合一”思想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将“天人合一”就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天人和谐”,在具体认识和评价“天人合一”论时,必须坚持辩证的基本方法,既要从宏观方面在整体上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又要从微观方面对其复杂内容加以具体的科学分析,以把握其精义。但是,我们也同样绝对不能否认的是,“天人合一”思想里蕴涵的生态哲学的借鉴意义。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哲学意义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理解,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通过直观的方式体悟到人和自然统一的精神,这对于工业文明条件下面临着人与自然分裂之困境的人类确实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1.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出一源,或者说同出一“道”、同出一“气”。而不论是源、“道”还是气,其共同点都在于都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平等的地位,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人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尽量不打破自然万物本来的平衡。显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并没有将自然作为可以任意改造利用的对象,而是怀着敬畏、爱护之心来对待它的。在现代生态危机面前,比古人了解和掌握了更多自然规律的现代人虽然少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但是如果将天人合一作为行动的哲学基础,将有助于合理规划自己的行为,应用自己掌握的自然规律,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持自然的平衡。

2.除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天人合一观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是与环境平等,简直是与环境合为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相差别,而在更高认识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这样一来,我们就超越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对自然的利用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框架之下,避免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这也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在的生态哲学意义。

3.“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对他物负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承担起培育自然的重任,主动地遵从和顺应自然规律,尽可能地减少他物的牺牲,保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孔子说“人贵物贱”。这个贵贱不是指地位高低,而是针对人在自然中“参赞化育”的责任而言: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又是很特殊的一部分;人不是自然界的绝对主宰,但是人较之万物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维护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秩序这一特殊使命,而这一点和西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人是万物的主人”是不同的,倒是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海德格尔“人不是在者的主人,而是在者的看护者”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我们的先贤在对于自然万物的平衡的认识尚不够明确。

4.“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生态哲学及种种保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