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

“东北军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究竟是谁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

——北大营突围与江桥抗战之比较

如皋蒋文祥

究竟是谁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传统的“八年抗战论”学者认为，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宋哲元部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反击，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非八年而是十四年”。因而有人提出，1931年“九一八”之夜的东北军“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1】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1931年10月16日至11月21日历时37天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抗战的第一枪。”【2】

笔者赞同“十四年抗战论”，即前六年局部战争，后八年全国抗战。但对“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提法却不敢苟同。本文试图将北大营突围与江桥抗战作一多层面比较，从中不难得出“江桥抗战才真正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明确结论。

一、从战斗的初衷看，北大营突围只是部分官兵的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部署的消极的自发逃生战；而江桥抗战则是全体将士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积极的自主反击战。

1931年9月18日夜11时许，南满铁路柳条湖爆炸的硝烟未尽，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便以炮轰加坦克开路，迅速包围并冲进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七旅是东北军的一支劲旅，连日本《朝日新闻》也称其为东北军“精锐”。“然而，九一八那个晚上，这样一支精锐之旅，在几百名敌人的进攻面前，确确实实是输了，丢弃了营房，丧失了武器，有的官兵在睡眼朦胧中成了枪下屈死的冤魂。”【3】“日军进入营房，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一个不留……”【4】

而造成这幕惨剧的原因，就是来自上峰的一道道不抵抗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仓库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一律不得轻举妄动，更不得向日军扫射，原地待命。当广大官兵忍无可忍要求还击时，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日军进攻，绝对不得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正是这一道道不抵抗命令，封锁了自卫的脚步，偃息了反击的枪声。”【5】守营官兵“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后来，在欲战不能、欲死不甘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出于求生的本能，“部分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枪械弹药”冒死突围，这才终于“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6】

由此可见，北大营突围完全是一种部分官兵的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部署的消极的自发逃生战。而江桥抗战则与此完全不同。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几乎兵不血刃，便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沈阳城。随即马不停蹄，仅用9天时间，便迅速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之后，日寇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黑龙江。

就在黑省告急之时，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任

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

马占山尚未到达省城之前，谢珂紧急部署，迅速做好了迎击敌军进攻的各项准备：命卫队团进入江桥北岸构筑正面防御阵地，并在桥面布设地雷；命炮兵团在省城齐齐哈尔城区布防；命骑兵旅在齐齐哈尔城南布防。为有效阻止和迟滞敌军进攻的步伐，谢珂还命守桥部队主动将大桥拆毁了三个桥孔。

10月16日，日军指使伪军张海鹏部3000余人充当侵黑急先锋，向江桥守军发起进攻。守桥部队严阵以待，迎头痛击。张海鹏委任的前方司令、少将旅长徐景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伪军顿时阵脚大乱，江桥正面阵地守军徐宝珍卫队团乘胜反攻，敌人大败而去。

10月20日，马占山抵达省城通电就职。10月22日，马占山向全国发出《抵抗宣言》：“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净土……日后凡入侵我省者，誓与决一死战。”【7】

10月24日，为支持马占山抗日，“张学良电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费用。”【8】在此之前，张已“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省军队归其指挥外，所有原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前由邹作华统率之炮兵，均归其统一指挥。”【9】10月27日，为应对日伪军的新一轮进攻，马占山迅速完成了从江桥到昂昂溪以铁路为轴线的纵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的阻击防御阵地。该阵地大体由三道防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从江桥到五站，由卫队团团长徐宝珍负责指挥；第二道防线从大兴到汤池段，由第一骑兵旅旅长吴松林负责指挥；第三道防线从三间房到昂昂溪段，由马占山亲自指挥。

10月30日，马占山又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自卫反击作战的方针原则：一是要充分占领高地，利用有利地形，以奇制胜；二是要坚持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适当反击；三是要抓住战机，当敌受阻或败退时，要拚死猛进；四是要坚持近战歼敌，轻武器不到射程，不准射击。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江桥抗战完全是一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有作战方针原则的积极的自主反击战，它与北大营突围时的那种无组织状态的消极的自发逃生战恰成鲜明的对照。

二、从战斗的结果看，北大营突围是临阵脱逃、抱头鼠窜、忍辱含羞、拱手让出营盘，助长了日军得寸进尺的野心；江桥抗战则是以死相拚、奋力反击、寸土不让、誓死保卫国土，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九一八”之夜，北大营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又在上峰“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完全丢失。守营官兵抱头鼠钻、拱手让出营盘后，又被日军故意纵火，“将北大营的大部分营房付之一炬，直到9月19日中午，大火仍未熄灭。”【10】

据《王以哲北大营被占经过报告》称：“步七旅统计伤亡官兵335人，失踪生死不明者483人。”【11】而日本关东军有关资料证明，“日军（仅）死亡２人，受伤20多人。”【12】据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在他的一本书中记载：“九一八”之夜，“北大营当时有以王以哲为旅长的第七旅驻军。中国军队一方面为我军的突然袭击所惊呆，另一方面还得执行上级不抵抗和撤退的命令，所以被我仅600人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所驱散。拂晓，北大营即为我完全占领。”【13】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昭和六年（1931年）9月19日报道，“支那方面兵力是22600人。”“在奉天的支那军兵力是被日军占领的北大营、东大营和其他合起来有18800人，再加3300名巡警（笔者注，这里疑为3800名之误），共有22600人。”【14】

以22600人的东北军“劲旅”，却被只有其一个零头的仅600人的日军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人的屈辱和悲哀！作为军人放弃抵抗、不战而逃，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和耻辱！试问，军人如果不能抵御外敌，那国家还要军队干什么？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应以保卫国土为天职。如果连自己的营房都守不住，那国家还能指望这样的军队保卫国土吗？

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15】北大营突围中，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