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蒙古族英雄史诗

试论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政治、伦理价值
[内容摘要]
[关键词] 英雄史诗政治伦理价值
对于一个盛行英雄崇拜，并且处于正在生长中的社会来说，崇拜什么样的英雄，意味着采取了什么样的生长形式，因此这种代表社会生长形式的英雄也就成为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的代表，成为该社会和该文化中值得称许的典范的伦理行为的表现者。

而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价值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典范的伦理行为使得史诗具有了显而易见世俗性及积极意义。

对于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歌颂以江格尔为首的众英雄，正是处于生长中的卫拉特蒙古社会正在寻找出路的表现，这些英雄是卫拉特人对未来的精神寄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代表者。

纵观整部史诗可以看出，与古典的英雄史诗相比，《江格尔》中的英雄们除了具有相似的外向的、开拓的、理想主义的英雄精神之外，更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在对江格尔的描写上。

在古典史诗那里，一切的征战、探索、苦难等都由英雄一个人来承担，人们通过英雄讴歌了人的精神之伟大，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之重要，这是早期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在江格尔身上，人们则寄托了对社会、对国家的无限期望。

人们在被英雄的业绩吸引的同时，更强烈的感受到了国家、社会的召唤及应付的责任：“在东方的七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的梦想，/在西方的十二个国家，/江格尔是人们的希望。

他是英明的博克多，/占据着周围四大可汗的心灵，/在千百个异地外邦，/他是人民爱戴和崇敬的首领。

”（第199页）“‘……我有一个名叫宝木巴的大海，/我有一个名叫白头山的高山，/七十二个可汗的国土都是我的领地。

/我享有最大的幸福和荣誉，/西方的七个国家里，/没有人能和我相比。

/东方的七个国家里，/我是人民的希翼。

……战场上，我所向披靡，/我说的话，都是真理，/我就是荣耀的诺颜江格尔。

’”（第251——52页）在人们看来，江格尔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孤胆英雄了，而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社会的核心。

他有广阔的领土要守卫，他有亿万的属民要统治，因此它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他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超凡的勇敢，而是“治国的哲理”。

我们看到，虽然史诗被限制在他有所承袭的那古老的英雄史诗的传统中，但他却含蓄地承认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更为广泛的精神追求。

这种理想和精神追求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政治性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更为广泛的时代背景相联系。

史诗中英雄们的好战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这个广泛的时代背景。

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将自己时代对现实的要求及对理想的追求都寄托于江格尔这个艺术形象中，用传统的方式表明了这种要求及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江格尔更像是真实的人物，更像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江格尔所作的一切，正是他们的时代及社会所要努力达到的，江格尔式的英雄是他们的时代及社会最理想的人格形式，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的典型代表者，他们期望用江格尔这样的英雄来迎接时代的挑战，促进民族、社会的发展。

作为政治价值观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到，人们通过江格尔表达了自己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要求，表达了对统治者集权思想的欣赏及认同。

以往的的蒙古古典英雄史诗大多以氏族、部落时代为背景，以婚姻、征战为两大题材，流露出浓郁的氏族、部落意识。

而在《江格尔》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氏族、部落意识的淡漠，国家意识增强。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江格尔》中，许多勇士都被描绘成是孤儿或独生子。

如：江格尔“在他上面，没有抬举他的父兄，/在他下面，没有辅佐他的亲人。

在家族中他是独生子，/在阳光灿
烂的大地上他是孤儿。

”（第198页）“这里的主人富贵而煊赫，/他是达赉扎木巴可汗的孙儿，/嘎吉嘎·阿拉达尔可汗的独生子，/天资聪慧的千里眼阿拉谭策吉。

”（第202页）“萨布尔三岁那年，/身材矮小象大拇指一半，/阎罗王夺走他的爹娘，/他无依无靠，形影孤单。

”（第306页）“‘四海辽阔，/我，西克锡力克，/却只有洪古尔一个。

/穹宇无垠，大地辽阔，/洪古尔无兄无弟，/孤单一个。

’”（第323页）在氏族、部落时代，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部落内部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的乃至唯一的纽带，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

虽然蒙古族的古典英雄史诗大多以描述英雄的个人业绩为主，但这种血缘亲属关系的痕迹还是在一些史诗中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来。

如，在《祖拉·阿拉达尔罕》中，祖拉·阿拉达尔罕的双胞胎儿子布尔罕和布赫同他们的叔父杜南一道与恶魔进行斗争。

后来布尔罕的儿子乌兰·巴拉珠尔继承父辈英雄传统，出征战胜了敌人。

最后，祖拉·阿拉达尔罕和夫人，长子布尔罕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乌兰·巴拉珠尔，次子布赫和叔父杜南全家欢聚一堂，共庆胜利（《蒙古族文学史》〈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33页）。

虽然史诗主要描述的是这些征战，但如果没有长幼间、兄弟间这些亲人们的互相帮助协作，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智勇的王子希热图》中，“希热图王子一心为了：/‘保护父母，/解救百姓，/繁殖后代……’。

”（《蒙古族文学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家族、乃至氏族部落的繁荣兴旺是他的主要职责。

而在《江格尔》中出现如此多的孤儿、独生子，则表明在其中氏族、部落时代的血缘关系已退居次要地位，氏族、部落这一背景已隐退、淡化。

孤儿和独生子们代表的已不是某个家庭、氏族、部落，而是某种更为广泛的东西，即为了宝木巴的和平、繁荣、幸福，英雄们的家系背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业绩，他们为宝木巴所做的一切才是人们所关心的，这些不分家庭、氏族、部落的英雄们走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这才是人们所期望的。

英雄们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才能相连的价值，而不是取决于由自然而稳定的亲族关系所规定的价值。

对独生子、孤儿的强调，表明了人们试图突破氏族、部落的界限束缚，追求更为广阔的领土空间，更为自由的情感行动的要求。

我们认为，这种要求就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体现，他的产生是以忽视乃至否定氏族、部落制度的神圣性及其最高权力为前提的。

第二，婚姻主题在《江格尔》中也有反映，但各章里所反映的婚俗有所不同，有的较古老，有的则较晚金。

在以前的蒙古英雄史诗中，不论是抢婚型还是考验女婿型，最终结局都是英雄于心爱的人喜结良缘，双双返回家乡。

尤其是考验女婿型史诗的产生，“说明当时婚姻关系已成为联合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一种手段。

因为考验女婿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个人前途，而是女方氏族要通过考验选择一位英武非凡的女婿，并进而与其氏族联合，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

可以认为考验女婿型英雄史诗的产生与氏族联合或者部落联盟的形式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在以前的史诗中，婚姻主题所反映出来的氏族、部落意识不外乎是父权制族外婚及氏族、部落间的联合。

而在《江格尔》中我们却看到了某种新的东西。

在《江格尔》中，专门描写婚姻主题的只有一章《雄狮洪古尔的婚礼》，其中既有对传统的考验型的描写，又有对后来产生的包办型的描写，而结局却很有意思，洪古尔不但娶了格莲金娜，而且格莲金娜所属的汗国也并归于宝木巴属下：“查干兆拉可汗问女儿：/‘你要什么陪嫁？’/格莲金娜望着父亲微笑：/‘爸爸，你答应我，/就把一年的幼畜给我吧。

’查干兆拉听了女儿的要求，/立即召集众大臣商议：/‘一年的幼畜作陪家，/是要我们归属江格尔，归属宝木巴。

’查干兆拉答应女儿的请求，/向人民发布命令：/‘做江格尔的庶民，/举国上下迁往宝木巴。

’……”（第164页）这种归属恐怕与从前的氏族部落间的联合不完全一样，倒是有点象武力征服所取得的结果，只不过这是一种“婚姻的征服”，可见从中所反映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氏族、部落意识了。

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看来，江格尔是天底下万物的主宰，所有的汗国，无论它属于何氏族、何部落，都要向江格尔臣服，不管是用武力还是其它方法，就连在对婚姻这样的古老题材的描写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

这里明显的表现出了一种集权的
要求，这是一种恢宏远大的意识，是氏族、部落意识所容纳不了的，只有国家这一形式中人们才能将这些意识、思想、要求变为现实。

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就是这样将自己那尚属朦胧的国家意识，借助于这种古老的方法，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