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

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

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

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

1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

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

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2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1 1994年11月22－25日埃文－佐哈应台湾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在台大外文系做了两场学术演讲。

参见2001年8月《中外文学》第4页。

2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

但是，不无有趣的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

当然，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

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criticism）与“研究”（research）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上，也即往往集中在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

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

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

应用性研究我们做得比较多，既有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也有具体译作的分析和点评。

譬如，翻译家赵萝蕤以她前后翻译过的长诗《荒原》两个不同译本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谈她如何从三十年代版的“不彻底的直译法”转到七十年代末的“比较彻底的直译法”，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语体的体会，等等。

3再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 tiger，把“肥猪”译成fat 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

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 thèse en deux 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

4不难发现，应用性研究多为文本内研究，或是把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

描述性研究近年也开始多了。

譬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的翻译史类的着作即是一种，从较早的《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着）、《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到近几年出版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着）、《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着）、《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着）等，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翻译活动和事件从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这类着作一般不会关心文本内的研究（个别着作也有涉及），但避免不了价值判断，如对某翻译家或某译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意义的评价等。

还有一类着作，就明显地属于纯学术的研究了，如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

前者借鉴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理论，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后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援引埃文－佐哈尔的一段话作为题头语，指出“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5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对严复、鲁迅、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和模式等，在大量的中外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和事件等，进行了新的阐发和研究。

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研究会不会流3赵萝蕤《我是怎第翻译文学作品的》，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5－614页。

4叶君健《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页。

于空谈呢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

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只看到了应用性研究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描述性研究的价值。

即以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为例，王教授的研究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句句子译错了，或哪一句句子译得很好，但是他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严复的翻译思想：我们不少人以前总以为在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里，“信”是占第一位的。

但王教授的研究揭示，原来在严复的翻译思想里“达”才是占据首位的。

王教授的研究还让我们看清，原来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的翻译之争，本质并不在于对翻译标准理解的差异，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等等。

诚然，文本内的研究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更有用。

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仅限于文本内进行研究，却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眼下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正如该文的副标题――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辨――所示，文章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

”文章最后，作者满怀热情地说，“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

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

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

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

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

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

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

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