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
敦煌写经题记的史料价值
敦煌写经题记的史料价值作者：赵青山姚磊来源：《图书与情报》2013年第06期摘要：敦煌写经题记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时代从4世纪一直延续至11世纪。
书写者来自不同区域，且身份、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各异。
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敦煌文献写经题记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8-03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图九），20世纪初，在此发现大量经卷、法器和绢画①。
经卷中佛教文献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部分书有题记。
写经题记大致有二，一为出于学习和传播佛经，于卷首或尾部书写写经时间、地点、人物及译出、流布原委等内容；二是做功德的发愿题记。
经主写经讫，或从市廛购得佛经，在经卷之首或尾部书写长短不等的愿文，内容通常涉及写经时日、书写者、发愿者、写经缘由、祈愿内容等等。
古写本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书写其上的题记更是凤毛麟角，珍贵异常。
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1 写经题记历史绵延久远池田温先生研究指出，最早的敦煌写经题记可追溯到4世纪，在有明确纪年的卷子中，一般以5世纪初的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十诵比丘戒本》（S.797）为最上限，下限至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祑子施入报恩寺疏》（Ф.32a）。
因此，敦煌写经题记的范围可以概括为4至11世纪之间。
具体而言，5世纪9件；6世纪69件；7世纪101件；8世纪161件；9世纪230件，10世纪378件 [1]。
当然，随着敦煌写经陆续有新的公布，上述这些数字会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10世纪的写本题记最多是可以确定的。
2 写经题记所涉及地域广泛藏经洞所出佛经，敦煌所写者数量最巨，同时外地佛经亦杂陈其间。
敦煌之外地区主要包括：（1）关中地区：雍州（P.2090《妙法莲花经》）、长安（BD06836《四分律比丘戒本》）；（2）中原地区：洛州（P.2184《金刚般若经注》）、晋州（甘博029《大般涅槃经》）、幽州（P.2163《诸经要集》）、虢州（S.3475《净名经关中疏》）；（3）西北地区：兰州（BD02602《金刚般若经》）、甘州（BD01048《善信菩萨廿四戒经》）、凉州（S.509《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肃州（BD02092《四分律抄》）、瓜州（P.2374《佛说延寿命经》）、伊州（北1013《佛说如来相好经》）、伊州（北1013《天请问经》）、灵州（甘博0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南方地区：荆州（S.81《大般涅槃经》）、益州（P.2292b《维摩诘经讲经文》）等[2]。
敦煌两魏写经与莫高窟第285窟营建关系考述
一、问题的提出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建于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期间，是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洞窟，也是敦煌石窟中内容最丰富的早期洞窟之一。
元荣统治敦煌近20年，其敦煌佛事活动包括永安至永熙年间（528-534），写经10余部数百卷，以及《李怀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的曾修一大窟。
宿白先生最早注意到元荣写经与造窟关联，认为二者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都是为天王建功德，从而祈求天王为之延寿益算，并认为元荣所造之窟为莫高窟西魏第249窟。
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元荣所写佛经多记天王事迹，尾题多数先为天王祈求，与249窟窟顶“阿修罗攻帝释”壁画对帝释天王形象的突出相对应，推断第249窟系专为天王发愿所开凿；二是第249窟早于285窟出现较多新元素，如方形平面、盝顶式的洞窟形制，主像胸前塑出带结服装和壁画人物面部晕染方法等，其年代与东阳王写经年代，即530-533年相应[1]。
其依据尚有可商榷处：首先，249窟无纪年题记，仅凭形制、技法难以判断其与285窟孰先孰后；其次，285窟西壁正龛南北两侧各画二天王，为莫高窟最早出现四天王胁侍释迦题材，对天王形象的突出更强于249窟，而且249窟遭受阿修罗攻击寻求佛祖庇护的帝释天王形象，与元荣写经对天王的尊崇也存在差异。
魏健鹏先生《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窟的营建关系探析》，亦认同宿白先生观点，依据一认为249窟和285窟新题材、新风格，与文献记载的元荣遣子叔和进京之事相关，推测叔和从洛阳带回中原工匠或粉本，而249窟营建时间早敦煌西魏写经与莫高窟第285窟营建关系考述齐然1许莅2（1.敦煌研究院档案馆，甘肃敦煌736200；2.敦煌研究院融媒体中心，甘肃敦煌736200）［摘要］莫高窟第285窟是西魏时期开凿的大窟，题材和技法存在较多创新，艺术水准极高，供养人服饰显示较高等级，研究者多认定为瓜州刺史元荣于大统年间开凿。
本文在此论断基础上，从政治活动、写经背景和建窟目的等角度，比较分析敦煌出土元荣写经与285窟营建活动之联系，解释第285窟风格多元和形制、题材取法现实宫殿建筑等问题。
敦煌写经纪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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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写经 进 行 定 位 。
【 键 词】 敦 煌 ； 关 写经 ； 代 断 四 分 戒本 疏 （ 门慧 述 ）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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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敦煌藏经洞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佛教经卷收藏中心，其中的文献涵盖了汉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时期，被誉为“东方图书馆”。
徐锡祺是清朝末年一位学者，他对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经洞都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曾多
次前往敦煌，在藏经洞内寻找经卷和文物，交流贝叶经、木版经、竹简等经卷的研究成果。
他对敦煌写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收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源。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涉及汉、唐、五代、宋、元等时期的佛教经卷，包括经论、史传、律藏、诸宗等。
其中，明代经论类别最多。
《大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卷均有收藏。
此外，还有藏文《金刚萨埵手印明咒》、《大威德明王所用判》、《雷藏》、《普贤行愿品》等珍贵文献。
另外，徐锡祺旧藏还涉及唐代的《金刚经》、《智度论》等经卷，宋代的《梵网经》、《妙法莲华经》等经卷，元代的《元藏经》、《法华经》等经卷。
除了经卷，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中还涉及各种文物。
如明代佛龛、唐代灵洞等。
此外，还有多种佛教器具和文化遗物。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是中国藏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瑰宝。
它不
仅为后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写经法藏P2554文选
敦煌写经法藏P2554文选敦煌写经法藏 P2554文选(无注)尺寸：31×138厘米说明：存66行，凡谢灵运乐府一首、鲍明远乐府五首。
法藏P.2554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短歌行》、谢灵运《乐府一首会吟行》、鲍明远《乐府八首》，英藏s.10179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英藏s.6150杨德祖《答临淄侯笺》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叙录》中认为法藏p.2554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短歌行》与英藏s.10179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为同卷。
这首诗文的抄写风格与俄藏L.1452《文选》部分诗文的特点不同，字字平正精致，绵里裹铁，沉实敦厚，与初唐书家陆柬之《文赋》的风格相近。
具体特点如下：用笔方面，横细竖粗，多露锋起笔，横划或由细到粗，或由粗到细；粗细变化较灵活；转折以圆为主。
结体方面，外紧内松，结构或宽绰或紧密。
根据以上这些特点，法藏P.2554鲍明远《乐府八首》中的“疾风冲塞起”中的“风”，“双阙似云浮”中的“云”，分别与英藏s.10179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中的“被蒙风云”中的“风”“云”等等，他们的写法是一致的。
二者应该同卷，英藏s.10179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在前，法藏P.2554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短歌行》紧接在后。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收录的英藏s.10179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应该是放大的。
《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的文字大小，应该与法藏P.2554鲍明远《乐府八首》等一致。
但书中并没有注明《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的文字放大之事，或是出版者以为无需说明而疏漏。
英藏s.6150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的抄写风格不仅与上以上诗歌相近，也更接近于陆柬之《文赋》，同是学习王羲之《兰亭序》的优秀作品。
可见王体书风流及边陲，边陲文士中不乏书写精妙者。
法藏p.2525沈休文《恩幸传论》、班孟坚《述高纪》、《述成纪》、《述韩英彭卢吴传》、范蔚宗《光武纪赞》，法藏p.2493陆士衡《演连珠》，此二卷从书写特点来看，非一人所写，通过“之”字可断定。
隋代敦煌写经与石刻楷书
精品视角 Fine quality 35
虽似北朝书风，但又少了北碑洒脱、豪放之气。
图3 《华严经卷第九》（局部） 597年 综上所述，可见隋代敦煌经卷继承了南北朝书风，其章 法紧凑而眉目疏朗，动静结合，生动地表现了何为“无意于 佳乃佳”。隋代楷书墨迹枯窘，隋代敦煌写经的发现，使我 们更直观地了解到隋代楷书用笔的真实情况，弥补了我们在 学习研究隋代楷书方面的空白。 二、石刻楷书 隋代石刻书迹中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墓志铭、造像 记（本文不予展开论述）和碑刻。 （一）墓志铭 《董美人墓志》于隋开皇十七年（597 年）刻，清嘉、道 年间出土于西安，后毁于战火，仅存拓本。此墓志已较为深 入地融合了南北书风，与北朝碑刻相比其风格相去甚远。在 南朝书兼备，结字洞达疏朗，呈现出妍质兼备的书风 特点。整体观之，淳雅婉丽，堪称隋代楷书中的杰作。 《苏孝慈墓志》于仁寿三年 (603 年 ) 刻，光绪十四年出 土于陕西蒲城。此墓志同样很好地吸收了南北书风，在北朝 方整朴茂书风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楷书的法度规范，呈现出 用笔刚劲、点画清俊，结构端庄清妍的书法面貌。其笔姿秀 润兼刚劲，结体平实寓险绝，实开初唐楷书之先河。 （二）碑刻 《曹植庙碑》又称《陈思王曹子建庙碑》《曹植庙碑》 《陈思王碑》《曹子建碑》等，隋文帝开皇十三年 (593) 立。 此碑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北方浑厚雄强的风格，与端庄典雅之 风的《董美人墓志》《龙藏寺碑》等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点画粗细变化强烈，厚处朴拙，细处挺劲，结体宽博，尚 有篆隶遗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隋碑内承周、 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 淳朴未除，精能不露。”由此可见，隋代书法沿袭北朝而具 有自身特点。雄奇突兀、变换多姿的《曹植庙碑》无疑在众 多隋碑之中最为诡异者。所以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 代的书法》一文中提到“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 出，以《曹植庙碑》为代表，下开颜真卿”。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隋开皇六年（586 年）十二月刻，原石今在河北正定隆兴寺。《龙 藏寺碑》为隋代第一名碑，其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是指中国著名学者徐锡祺在1944年至1945年间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藏经活动。
敦煌写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珍品的抄录、整理和保护工作的一部分，而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则是对敦煌文献的一次全面整理和汇编工作。
敦煌位于中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自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敦煌曾是一座繁盛的城市，也是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这期间，大量的文献、经书和绘画被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中。
由于时间的流逝和自然环境的侵蚀，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的破坏和消失的危险。
徐锡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
他在20世纪40年代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他将敦煌文献视为中国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决定亲自进行这项工作。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的工作从1944年开始，历时一年左右。
他深入敦煌地区，与当地人员合作，逐洞清理、卷分整理，并将各类文献进行分类和编目。
他还使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如使用复制机进行膜印和拍摄，以确保敦煌文献的原貌尽可能得到保存。
整个过程中，徐锡祺亲自参与了大量文献的抄录工作，共整理了大约160万字的文献和经书。
徐锡祺的这次旧藏敦煌写经工作对中国文化研究和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整理工作不仅使敦煌文献的丢失数量大为减少，还将敦煌文献的重要性向全世界展示。
在他的努力下，敦煌文献逐渐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成为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徐锡祺的旧藏敦煌写经工作为后来的敦煌研究和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是中国近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它为敦煌文献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人们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展开，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和研究成果。
敦煌写经对当代楷书的启示
45纸 贵敦煌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一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写经历经700年之久，见证了楷书乃至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
敦煌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丝绸之路的重镇，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成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地，保留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
直到1900年，尘封千年的藏经洞，向世人再现了千年之前古人的手写原迹，其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涉及广泛，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一百多年以前，道士王圆禄无意间打开了一面墙，同时也打开了通往敦煌艺术宝库的大门，尘封千年的宝库——敦煌藏经洞，呈现在世人面前，洞内藏有写卷、绢画、拓本、供养器等，各种文物琳琅满目，为研究敦煌艺术和晋唐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其中写卷多为佛经写卷，内容涉及经、律、论、写经文、发愿文、注书、僧传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藏经洞中发现的文物向人们展示了从西晋至宋真宗景德年间，历经700多年的演变，中国楷书还形成了另一种书法审美风貌。
敦煌写经书法的发现，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史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批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六朝隋唐古写经的原卷，再现当年经生的书写风貌，给后世楷书书法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启迪。
一、敦煌写经的产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因其倡导世界大同、众生平等、体现“来世观”，让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
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百姓的自愿信奉，使得佛教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处于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汉魏之际逐渐繁荣，成为“华戎之交”的国际都会。
为了躲避战乱、祈福避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佛教，随着僧侣信徒的不断增多，佛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人们大量抄写佛经，熟能生巧，书法风格逐渐自成一律，而此时的字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从客观角度来说，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带动了书法的自觉和发展。
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思想高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佛教，为了弘扬佛法，随之兴起了一批抄录佛经的群体。
当时印刷术还未出现，手抄佛经造就了一批写经高手，这些人有的本身有一定的书法积累，有的人则为了社会生存的需要，而把书法当成一个谋生的工具，在当时这种写经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书法技艺得到了发展。
古籍本鉴定7-敦煌写本辨伪
要判别一件遗书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 历和流传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 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一点是从内容上加 以判断，用遗书内容所涉及的历史、典籍 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轻易地 否定有价值的遗书，也不能把研究建立在 伪卷的基础上。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0337伪卷考
主要据方广錩先生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16000号敦煌遗书中有8件伪卷。现在已
制造的纸张。 第二、这种纸张本来含酸, 再加上用醋熏蒸等作旧
手段, 使纸张的含酸量更高。虽然当时能够鱼目混 珠，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酸分发挥作用, 纸张开 始炭化，露出马脚。 第三、 七八十年代尚可展开的卷子, 九十年代已 无法展开, 可见其炭化速度很快。如果真是古代写 卷, 按照这种炭化速度, 绝对不可能保存千年, 早就 变成灰渣了。 但是, 这里有一个令人十分惊诧的问题, 就是这几 件写卷, 竟然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 “ 劫余录部分” 中。
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 是年从敦 煌直接解京的。1910年入馆之初, 馆方就为 之编纂过一个目录, 名为《敦煌石室经卷总 目》,手抄八册, 录副一部, 至今未曾公开, 现 存于国图善本部。
1922年, 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 为这批遗书重 新编目, 即为著名的《敦煌劫余录》,1930年
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由于这 批遗书的目录由《劫余录》首次公布, 所以 国图内部将这8千多号遗书称为“ 劫余录部 分” 。
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 现在就有不少较长的、 甚至完整的写卷被撕成十几件者。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由于解京敦煌遗书本身长短不一, 残破居多, 所以这种手法一般很难败露。
实际上, 我们现在虽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 遗书中发现很多被撕断而又可以缀接的遗 书, 但很难一一指实哪些是解京后干的, 哪 些是早在解京前, 甚至早在古代就已经被撕 断的。所以, 用撕裂长卷以凑数的办法完全 可以掩饰自己偷盗敦煌遗书的劣迹, 而不必 去专门费工夫假造一些伪卷来充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徐锡祺（1874-1944），字默卿，号宗山，浙江宁波人，为民国时期的著名藏家、书法家和绘画家。
他还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研究和收藏，为研究和保护敦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锡祺旧藏的敦煌写经是由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从敦煌千佛洞、敦煌大藏经洞等地收集到的残卷和碎片，这些写经经卷主要以汉文和楷书为主，也有一些是藏文和隶书。
他共收藏了约12000多张籍，成为当时珍贵的文物遗产之一，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珍贵遗产”和“敦煌文化的瑰宝”。
徐锡祺旧藏的敦煌写经涵盖了东汉至唐代的历史时期，是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语言、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中不仅包括千佛洞、莫高窟等著名佛教遗址的经卷残片，也包括意外发现的一些珍贵文物，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字帖、唐代玄奘法师的手书藏经等。
这些文物是研究这些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证据，也是了解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瑰宝。
徐锡祺旧藏的敦煌写经不仅在数量上是中国目前收藏量最大的敦煌遗书之一，更在于其收藏的完整性、存世状态和质量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敦煌写经残卷和碎片虽已被时光淘汰，但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产。
因此，为了保护和研究这些文物，如何合理利用和保存这些文物，将成为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
敦煌写经书法艺术初论
敦煌写经书法艺术初论作者：杨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5期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丝路文化之敦煌书法研究》（编号：14D-05-B08）的研究成果。
摘要：本文拟将敦煌写经书法放置于中国书法发展史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并结合相关史料，运用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研究其形成的历史成因，运用联想、想象等非逻辑方法研究其书体风格的形成和艺术特征。
最终，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勾勒出敦煌写经书法的整体风貌和演变进程。
关键词：敦煌写经；写经书法；河西地区；十六国作者简介：杨勇（1977-），男，汉族，陕西商洛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广告学。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5--02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由于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屯田戍边，安定西北的军事目的，中原王朝首次在河西地区设置敦煌郡，距今已历时两千多年。
历史上的敦煌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地区。
仅公元3世纪末至5世纪间，曾先后控制过这一地区的军事势力就有氐族、匈奴、汉族、鲜卑等，又因其扼守丝绸之路之咽喉，是连接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经贸往来的历史重镇，遂使得敦煌成为一个集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社会。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开凿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面的断崖之上。
其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敦煌写经《太上业报应缘经》上的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遂架空凿崄，造窟一龛。
”[1]继而建造第二个洞窟的人是法良：“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
”[2]在此之后，敦煌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修建，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洞窟艺术。
唐代敦煌写经中章草墨迹捃摭
唐代敦煌写经中章草墨迹捃摭敦煌，这座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神秘古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
在唐代，敦煌写经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手稿和墨迹。
其中，章草墨迹作为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形式，更是引人瞩目。
本文将对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进行深入探究。
章草，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书体，起于西汉，盛行于东汉。
它以隶书为基础，将隶书分拆成一个个的偏旁部首，再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字体。
在唐代敦煌写经中，章草墨迹以其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的特点，成为了写经生们常用的书法形式。
章草在唐代敦煌写经中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是因为其简洁流畅的笔画特征，适合快速书写，可以大大提高抄经效率；另一方面，章草的古朴典雅与佛教文化的庄重内敛相得益彰，使得经文更具有神韵。
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风尚。
具体来说，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章草在唐代敦煌写经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写经生们抄经的主要书体之一。
这既是因为章草的笔画特征适合快速书写，也是因为章草的古朴典雅与佛教文化的庄重内敛相得益彰。
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写经生的章草笔法自然流畅，笔画粗细相间，富有变化。
同时，写经生们在抄经过程中，还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其中，使得每一篇经文都成为了一件独特的艺术作品。
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风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章草墨迹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宗教信仰、书写习惯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深入探讨唐代文化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唐代敦煌写经中的章草墨迹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研究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风尚的重要史料。
它们是中国书法史和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欣赏。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唐代敦煌写经中章草墨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百年敦煌写本佛经题记整理
百年敦煌写本佛经题记整理百年敦煌写本佛经题记整理 敦煌写本佛经题记在敦煌佛教⽂献中占有相当⽐重，百年来，前辈学者系统对敦煌写本佛经题记进⾏了辑录整理，通过对其认真的爬梳，为学界研究敦煌民众佛教信仰及其佛教⽂化提供了⽂献⽀撑。
敦煌佛教⽂献占敦煌⽂献的90%，其中有题记者颇多，具有极⾼的学术研究价值，王重民1、袁德领2、马德3等先⽣曾先后撰⽂指出佛经题记研究的价值。
关于敦煌写本佛经题记整理，前辈学者研究颇丰，本⽂就此对百年来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的整理做⼀学术回顾，以下详述。
最初采录题记，并撰述专⽂的是秉承其⽗罗振⽟之意⽽⼯作的罗福苌。
其遗作《古写经尾题录存》加上其弟罗福葆编的《补遗》，全部收在罗振⽟《永丰乡⼈杂著续编》中公开出版(1923)。
本篇共27页，《华严》、《涅�经》以下分类编排，共集录有147件，同时插有关于纪年和经⽂性质的考证，⾄今仍值得参考4。
20世纪30年代，陈垣《敦煌劫余录》⼀书系统整理了藏于北图的8679卷⽂书，其中对写卷题记也予以了完整收录。
此外，许国霖的《敦煌⽯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5也是这⼀时期有关佛经题记整理的代表之作。
该⽂辑录了400余件北图所藏敦煌写经题记和⼀批契约与其他⽂书，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乃⾄整个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可以据以考见写经的流变过程以及各时代的风⽓。
在此期间，他⼜编有《敦煌⽯室写经题记汇编》6、《敦煌⽯室写经年代表》7、《敦煌⽯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等8，分别刊登在1936年12⽉⾄1937年4⽉的《微妙声》第1-6期上，由北平菩提学会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
该书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增补，丰富了写经题记的辑录内容。
解放后，1962年王重民、刘铭恕编《敦煌遗书总⽬索引》，该书对英藏、法藏、北图藏和散藏敦煌佛经题记进⾏了收录整理，但仍存在收录不全的问题。
20世纪⼋⼗年代初，北图⼜编辑了《敦煌劫余录续编》。
该《续编》共收录写经1065件，对其中的佛经题记亦全⾯收录。
【敦煌遗书】 一件写经 一段怀想 - nlc
【敦煌遗书】一件写经一段怀想写在母亲节前赵大莹图书馆里有博物馆，这在西方并不鲜见，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内即有博物馆。
在国内，国家图书馆里的典籍博物馆，算是头一家。
无事的周末，在那里待一个下午，常常可以引发很多怀想。
例如，敦煌遗书展厅的一件《金刚经》写本，就令人不免想起童年影视剧里高频出现的名字——武则天。
她貌美聪慧，14岁入宫为才人，太宗赐号“武媚”；她绝地重生，自感业寺回归宫闱，十余年步步经营，走向外朝，改制称帝；她杀伐决断，却又崇奉佛教；她舞文弄墨，有文章65篇，诗作48首流传于世。
人们慨叹她的政治手腕，自从成为高宗后妃，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礼仪上亦以各种越制配合其地位的抬升。
如册立皇后时，一改旧有六礼程式，由礼部专武则天像门编排“临轩册命皇后”礼，接受群臣、四夷长之朝贺，令外命妇入谒，开创唐代的朝皇后礼。
她在上元二年（675）即亲蚕四次，是年三月后开始垂帘于御座之后；麟德二年（665）又请高宗封禅，次年，高宗封禅泰山，武后即为亚献1；咸亨五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二圣”局面形成。
人们试图揣测她的感情世界，为了稳固地位，真的可以牺牲亲情，弑杀子女与姐妹，与母亲杨氏关系不睦？杨氏是来自隋唐时期“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之杨氏家族，信奉佛教。
不知是家庭影响，抑或武则天的人生际遇，使之与佛教也关系密切。
咸亨三年（672）1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第二次献酒为亚献。
在这里也就是朝廷的二把手的意思。
正月，唐廷讨伐叛“蛮”，使昆明蛮十四姓三万户归顺。
这一年，武后四十九岁，随高宗李治赴嵩山少林寺。
飞鸟振翅，溪水潺潺，风光幽美。
然而武后一眼望见的却是一处佛塔。
这一眼，勾起的却是难忘又复杂的感情。
未完佛塔，乃其母捐建，可惜三年前杨氏已殁，其生前构想的十层“下生弥勒佛塔”由于资金不足，进展缓慢。
纵然之前因为韩国夫人的死，造成母女嫌隙，此时此景，却令武后悲催动容。
到底是有养育之恩，怎能就断然遗忘？悲恨叹息之际，武后写下追怀诗句：陪銮游禁苑，侍赏出兰闱。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
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敦煌写经，又称敦煌文献，是指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大量古代文献。
这些文献记录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信息，尤其以大量的佛经文献著称于世。
而在这些珍贵的文献中，有着很多知名的藏写者，其中就包括了徐锡祺。
徐锡祺（1865-1921），字梦溪，号鹤溪，又号禄宫洲主，男，浙江淳安人。
晚清文人、学者，曾任南京将军府员外郎、承香墨治园苑幸臣，是清朝末年一位杰出的藏书家。
他的藏书被誉为“离鹤堂藏”，其所收藏的文献精品无数，其中就包括了敦煌文献。
徐锡祺的藏书爱好是出了名的，他对于古代典籍、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厚的造诣。
而他的收藏范围也非常广泛，所收藏的书籍之多，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
敦煌写经就是他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这些文献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徐锡祺将其收藏的敦煌写经视作珍宝，加以妥善保管，并且积极推动其研究和整理工作。
他曾积极邀请学者、高僧共同研究这些文献，共同探讨其研究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他的倡导下，很多学者和研究者集中精力对这些写经进行了精细的整理和研究，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献得到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利用。
除了推动研究工作之外，徐锡祺还积极出版了不少与敦煌写经相关的著作，向学界介绍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和历史价值。
他的这些著作对于推动敦煌写经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关注这些珍贵的文献。
在徐锡祺的倡导和努力下，敦煌写经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者参与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使得敦煌文献的研究工作得以不断深入和拓展。
这些文献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为世人所知，推动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发展。
徐锡祺旧藏的敦煌写经是广大学者和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源，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资料，还为人们了解古代社会和人文精神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这些文献的研究也为中国的古代文献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参考。
敦煌写经法藏P2089摩诃衍经卷第四十三（尾题）
敦煌写经法藏P2089摩诃衍经卷第四十三（尾题）
敦煌写经法藏P.2089 摩诃衍经卷第四十三(尾题)。
题记：比丘善惠所供养经。
一校竟。
卷轴装。
27.8×664厘米。
伯希和劫经之一。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自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
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陆续更新敦煌遗书写本，以飨各位师友！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感谢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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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法藏P3233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
敦煌写经法藏P3233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敦煌写经法藏 P3233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尾俱全）尺⼨：28×459厘⽶题记：麟德元年（664）七⽉廿⼀⽇奉敕为皇太⼦于灵应观写，初校道⼠李览，再校道⼠严智，三校道⼠王感。
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司藩⼤夫李⽂暕。
说明：书法甚佳，避唐讳⾄“治”字⽌。
《太上洞渊神咒经》，作者不详，简称《神咒经》，⼆⼗卷。
杜光庭序称，西晋末，太上道君以《神咒经》授⾦坛马迹⼭道⼠王纂。
或谓该书⾮⼀时⼀⼈的作品，前後⼗卷及各卷体例不⼀致。
书中讲真君出世、天下太平的思想，认为在这末世劫运的⼤动乱之後，当有真君出世，圣贤及仙⼈道⼠为其辅佐，使天下⼤乐，道法兴盛，⼈更益寿。
为研究魏晋道教政治思想的参考⽂献。
收⼊《正统道藏》洞⽞部本⽂类。
唐末五代道⼠杜光庭则称太上道君"昔在杜阳宫（按其地在今陕西凤翔县杜阳⼭--引者注）中出《神咒经》授真⼈唐平等，使其流布，以救于⼈"；西晋末，复授予⾦坛马迹（蹄）⼭道⼠王纂，"按⽽⾏之，以拯护万民"，"纂遂按经品斋科，⾏于江表，⽣民康乂，疫毒消弭，⾃晋及今蒙其福者，不可胜记"。
杜称《神咒经》为太上道君所传，⾃是道教传说，由西晋末道⼠王纂编辑成书⼀事，亦难凭信。
按该经各卷的体例不尽相同，特别是前⼗卷与后⼗卷的体例颇不⼀致；恐⾮⼀时⼀⼈之作。
据该经内容判断，其初出于两晋之际，王纂为较早的撰⼈之⼀，或许⽐较符合实际。
《太上洞渊神咒经》是乱世思治在道教著述上的反映。
它以"遵道、奉经、学仙"和"拯护万民"为中⼼内容。
它所述"西晋之末，中原乱罹，饥馑既臻，瘟疠乃作"，"毒瘴殒毙者多，闾⾥凋荒、死亡枕席"的情况，与该经《誓魔品》所说"世⼈积恶不信道法，但闻有哭⼫之⾳，不闻有仙歌之响，⼈民垢浊，三洞壅塞，百六之灾，⼑兵疫疾，魔王纵毒，杀害良善，门门凶衰，哀声相寻，众⽣相残，⾃作苦恼，相率⽽死，怀愚受苦，了不知出"是⼀致的。
敦煌考试典故
敦煌考试典故一、敦煌写经与考试选拔。
在古代呀，敦煌那可是文化汇聚的好地方。
当时有很多人从事写经这项工作。
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写经人，那也是有考试选拔的哦。
想象一下，一群怀揣着对佛法敬意和书写梦想的人，聚在一起参加考试。
考官会看他们的书法功底，字写得好不好看，规不规整，那可都是评判标准呢。
要是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估计就很难通过啦。
而且呀，对经文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也很重要。
不能光会写，还得知道这经文背后的含义，这样写出来的经卷才更有价值嘛。
就好比咱们现在考试，不仅要背知识点，还得理解它的内涵，一个道理呀。
二、莫高窟画师的考核。
莫高窟那精美的壁画大家都知道吧？那些栩栩如生的佛像、色彩斑斓的故事画，可都是画师们的心血。
但你知道吗，这些画师可不是随便就能上岗的，也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哟。
他们得先展示自己的绘画技巧，像线条勾勒得流不流畅，色彩搭配得好不好看，人物比例对不对，这些都是基本要求。
而且呀，还得对佛教的教义和故事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把壁画里的故事画得准确、生动。
比如说画一个佛传故事，那得把故事里的情节、人物关系都弄清楚，不能瞎画一通呀。
就像咱们写作文，得先把主题搞明白，才能写得好嘛。
三、藏经洞文献与学术考核。
藏经洞那可是敦煌的一大宝藏，里面藏着无数珍贵的文献。
在当时，对于那些研究和整理这些文献的学者来说，也是有考核的。
他们得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要懂多种语言，像梵文、藏文啥的，因为很多文献都是用这些语言写的呀。
而且还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文献的整理、分类、解读都得做到准确无误。
这就好比现在的学术研究，得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还得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然很容易出错的哟。
四、现代敦煌学研究的考试。
到了现代，敦煌学可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
大学里有很多学生都在学习和研究敦煌文化。
那他们的考试也是很有特色的哦。
除了要掌握敦煌的历史、艺术、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还得学会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比如说，用数字化技术去保存和研究敦煌的文物和文献，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探究敦煌遗址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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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
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
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
"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
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
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
帖临本3帖。
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
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
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
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
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
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
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
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
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
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
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
书成艺。
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
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
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
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
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
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
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
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
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
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医药文献》纸本
王羲之《瞻近龙保帖》（唐人临本）。
纸本，纵二五厘米横三七·五厘米。
草书。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释文：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
龙保等平安也谢之甚迟见
《瞻近》《龙保》二帖是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中的第三、四两帖（见下），原迹久侠，可见於宋拓馆本《十七帖》等刻帖中。
在己流传到
英国博物馆的一些敦煌卷子中，发现有一帖粉红色纸上写的草书手迹，
经研究，确定为是唐人临写的王羲之《瞻近》《龙保》二帖。
这件唐人墨本的发现，为研究王羲之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二帖的唐人临写本，笔法锋芒毕现，行笔自如流畅，行款、结字与宋拓刻奉稍有不同。
可惜已残损，但仍保留了原作的风神。
（萧燕翼）
道教经典《太上九真妙戒金籙度命九幽拔罪妙经》纸本，卷轴。
25 x 142.5 cm 敦煌。
英国大英
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