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 桐城派义法说

为文有法，法无定法

——浅谈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理解元明清的古文领域，如一潭死水，无重大突破。文化上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文人们不得不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战战兢兢地挥动手中那支脆弱的笔杆。而时至清中期，桐城派占领文坛几百年，时有“桐城文章甲天下”之美誉。自先秦诸子至唐宋八家，谁都没有在为文时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而桐城派却高举“义法”旗帜，大行其道，为清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息。而提出做文章所要遵循的“义法”理论第一人乃属桐城鼻祖方苞。

一、“义法”说的起源及内涵

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最具理论深度——“义法”。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幸被康熙帝宽宥。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所谓“义法”，在他看来，“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而“义法”一词也并非方苞首创，最早提出“义法”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经》。但“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2]此处“义法”即标准，可见“义法”本义中就已有规范准则之意。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在他的《文学研究法》一书的序言中对“义法”一词的渊源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3]《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4]《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5]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义”是指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法”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后司马迁又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之哀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6]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也曾对“道”与“法”进行一番阐释，他说“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7]他所谓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由此看来“义法说”带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而其思想内核便是程朱理学。

“义法”理论在后代桐城文人中又逐渐发展。最为典型的要属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了，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乃“文之精也”，后四者乃“文之粗也”。[8]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体现和把握。方姚理论仍是一脉相承的，写文章时，切忌假空大，文章结构要有理有据。此外，方苞又倡导文风需“雅洁”。方东树评方苞之文“先生则袭于程朱道学已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固防焉，不放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辞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9]方苞文章的雅正，几乎是后世所公认的。他曾这样来阐述“雅洁”：“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0]由此可以看出，文章要“雅洁”，便不可用语录之语，骈文之语，诗赋之语。而方苞所倡导的“雅洁”文风，不仅要求文章的语言要典雅简洁，而且在文章的内容及结构上也要做到简洁明了。这些在他的经典著作《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有很好的诠释。由于桐城文人倡导“雅洁”文风，古文醇雅文风在此后作文是甚是流行。对当今文坛也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以《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看“义法”“雅洁”说

本文围绕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关系，通过京畿视学、狱中训史、史可法治兵三个动人事迹，多侧面地表现了左光斗识才、选才、惜才的崇高品格，刻画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刚毅正直、

临危不惧、锄奸救国、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所谓“言有物”，要求文章充实而又饱满。但“雅洁”有要求文章选材不可杂乱语言不可浮华做作。本文选取的都是一些典型事列，每个事例的描述，又都言简意赅。例如“（左公）即解貂覆生，为掩户。”简短八个字就刻画出左公惜才爱才的情态，添不得一字，少不得一字。精妙之处，溢于言表。

本文最精彩的一段叙述要数狱中训史一段。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吾今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11] 语言简洁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所选事例典型有度，很好的体现左公的英雄形象。并且感人颇深。言辞虽没有引经据典，但流露的情感却一样能打动人心。“义法”理论在人物传记中有很好的运用，在景色描写中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姚鼐的代表作《登泰山记》中有段对泰山景色的描写“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12]没有用任何的骈文词句，也没有任何典故，三言两语却勾勒出了泰山日出时的瑰丽景象。不可不为“雅”“洁”。桐城派的文章也很讲究“考据”，即每写的一段话都要有史料来源，要有据可考，不可凭空捏造。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的最后“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13]很好的证明了文章所述之事的真实性。

三、“义法”说是对先秦唐宋散文特点的理论升华

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后有《左传》，又沿袭了这样的文风——春秋笔法，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14]桐城派“义法”说“雅洁”说所倡导的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语言凝练典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展。

时至唐宋，古文领域出现了重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八大家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们主张“文以载道”“文章何为时而著”，[15]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反对因袭、剽窃，情真意切，准确凝练，新奇自然。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尺寸千里，攢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绕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16]这一段对登上山顶所见之景的描写，精简凝练，浑然天成。而类似在姚鼐《登泰山记》的“及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17]都是描写景物的一段文字，虽是不同景物，但所体现的正是“义法”“雅洁”精神的要求。

先秦诸子唐宋八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义法”口号，但文章特点却都符合“义法”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占领清代文坛桐城文章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最终桐城派文人将这些为文要求上升到理论高度，正是提出来，并且在“义法”大旗下培养了大批文坛巨匠。所以“义法”说正是对前人优秀文风的总结与升华。

四、“义法”说对我们当今作文的借鉴意义

一代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代文豪毛泽东曾提出写作文时的一些要求“要言之有物”“要言之有文”“要言之有序”。而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也曾说道“选材要精，开掘要深”。[18]这其实就是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提倡。晚清时期桐城派虽然没落了，但桐城文人倡导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