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丧钟为谁而鸣_的争议及再认识_杜肖楠

收稿日期:2004—06—23

作者简介:杜肖楠(1971—),女,山东诸城人,讲师。

关于《丧钟为谁而鸣》的争议及再认识

杜肖楠

(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　山东　济南　250013)

摘要: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全面肯定、全面否定和既有肯定

也有否定。笔者认为:《丧钟为谁而鸣》虽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小说,但确实是一部文笔优美、内涵深刻、有价值的好作品。

关键词:争议;再认识;海明威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4)04—0057—04

《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热切关注,对它的评价也是因人而异,褒贬不一,特别是对它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刻划,争论颇多。大致来讲,海内外学者对它的评价可分为三种观点: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和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全盘肯定者,比如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 m (《当代文学批评》)中卡勒斯·贝克(Carlos ·Baker )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的两部真正的杰作之一;英国的斯图尔特·森德逊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充满人情味,生动、深切、令人难忘。”[1]他认为“是海明威的基础雄厚的同情给予了《丧钟为谁而鸣》的伟大性质。……他的人物不是美德或邪恶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与恶按着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很矛盾,却栩栩如生。”[2]王宁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一生创作中`最长的、最雄心勃勃'的一部小说,也是这位作家最辉煌的代表作之一。……把作品的反战主题从早期为个人理想的破灭而消极厌战提高到自觉为解放异国人民而自我牺牲的高度。”[3]他认为“……乔丹虽然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有着明确的目标,并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致力于其中,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因此,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他也在所不辞。”[4]“……乔丹这个人物决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而是集体英雄形象中较为突出的典型。”[5]王建琦在《海明威作品人物漫谈》中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作者在思想和创作上出现新倾向的代表作品;作品表达的政治内容是反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的大团结;乔丹是作品中一个

崭新的人物,从他身上反射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光辉;海明威在这部作品中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作了新的探讨,是值得一读的。李尧、温小钰认为:“《丧钟为谁而唯》是海明威最成功的作品之一”,[6]认为

它“正是以真实、粗犷的生活画面与精细深入的哲学探讨的紧密交织取得成功的”,

[7]

它“对法西斯阵营内部的复杂矛

盾与不适时宜的勾心斗角,也写得细致深入,为这场战争的复杂性留下了真实的一笔。”[8]包华富也认为:“海明威并没有把反法西斯的斗争理想化,他不仅描绘整个战争的残酷性,而且还着意表明:革命的阵营中同样有蛀虫,有内乱。”[9]“战争的死神对善良者与邪恶者、懦夫和勇士不加任何区别,而是不偏不倚,一律看待。这也许就是海明威想通过《丧钟》表达的对人类战争的复杂性的独特认识吧。”[10]吴劳认为“海明威用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

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11]胡日佳在《海明威的〈乞

力马扎罗的雪〉》中与其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他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表现了群众的作用,并试图把主人公引上新的人生道路。王楫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标志着海明威思想和创作的最高峰。”[12]是反映西班牙内战“这次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中最

有价值的一部作品”。[13]他认为:“……反映这次失败的斗

争,着眼于分析失败的根源,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正是海明威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小说对这次历史事件可能反映得不全面,但是抓住了主要的东西,对某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反映得相当深刻,也正是海明威的现实主义很成功的地方。”[14]Contempory Liter -

2004年第4期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总第104期

ary Criticis m(《当代文学批评》)中引述戴维·E·泽若(David·E ·Zehr,)的观点也认为《丧钟为谁而鸣》不想把复杂的事件简单化,而是坚持揭示这个复杂的历史政治事件的复杂性———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但是,尹岳斌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丧钟为谁而鸣》并不是海明威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恰恰相反,是一部失败之作:海明威并没有真正分清战争的性质和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迷惘与失望的情绪依旧渗透在整个作品之中;`丧钟'并非只为法西斯而鸣,而是为整个人类敲响。”[15]他进一步认为“他(指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没有披露法西斯令人发指的罪行,讴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从作品流露的倾向来看,海明威认为战争是不存在什么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16]西班牙评论家阿图罗·巴雷亚则批评道,“这部小说作为一部与西班牙人和他们的战争的小说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写战争这方面极其不真实。”[17]“海明威小说的内在失败———是由于他虽然想当一个参加者,并以参加者的身份来写作,他却一直是个旁观者。然而,旁观是不够的:要真实地写作就必须生活,而且必须感受到你所生活的内容。”[18]美国作家阿尔瓦·贝西在《西班牙的心脏》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责道:“我们觉得海明威的才能以及他对共和国事业所作的各方面的支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令人惊讶地被背叛了。在这部小说里,西班牙人民受到可怕的歪曲,国际纵队的领袖们遭到恶意的歪曲。就其效果而言,这部小说对西班牙斗争的意义作了不可原谅的歪曲,海明威的声誉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美国自由主义评论家亚弗雷·卡静也于1942年在他的《在本国的土地上》(中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一书中批评道:“《丧钟为谁鸣》是海明威最失败的作品之一”,是一部“不能令人满意的小说,”“人物是完全不真实的”。

很显然,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这部作品都有失偏颇。一部作品能流传下来,肯定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限于作家世界观及生活经验的局限,也必有其不足之处。董衡巽在1962年6月的《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的思想认识“都是海明威从前没有达到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得力于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可是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已经形成固定的悲观人生观的作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董衡巽同时指出,“作者对被压迫者心理无知,因而不但产生不出强烈的、分明的爱憎,反而把群众写成群氓。这是小说一个严重的思想缺陷。”并且指出:小说还反映出“海明威还多少抱着旁观者的态度”,他“憎恨法西斯主义而又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反法西斯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由于上述思想缺陷,小说作为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典型、不够真实。”但刁绍华认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鸣》中进一步把主人公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把乔顿和游击队当作一个集体来进行描写,……这里没有海明威从前作品中那种个人主义情绪和孤独感。”[20]刁绍华认为《丧钟为谁而鸣》的很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作者历史观和对西班牙内战看法的矛盾。”[21]“他对这场斗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水平上。”[22]他“不了解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实质。他在小说中所追求的理想是抽象的,对反法西斯战士同佛朗哥分子的冲突的描写只限于外部的特征,而没有深刻地揭示它的实质。”[23]“他在小说中对共产党人的描写不仅肤浅、片面,甚至有严重歪曲之处。”[24]海明威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不了解西班牙内战失败的真实原因,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西班牙内战失败后,海明威产生了严重的悲观主义和不知所措的绝望情绪。这使《丧钟为谁鸣》笼罩上一层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25]张大雷也认为虽然“《丧钟为谁而鸣》应该是海明威社会和思想意识最清醒、最正确的作品”,[26]塑造了“为反法西斯战争坚强不屈英勇献身的国际战士乔丹的高大形象”,[27]“但是他的身上仍然摆脱不了迷惘的阴影。他是海明威式的`英雄',他对战争的认识还只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他的炸桥行动和他的死都带着浓重的宿命色彩和内潜的毁灭感。”[28]张一东指出,乔丹“的确有献身于西班牙共和国的信念”,[29]但乔丹之死“仍然散发出一种`迷惘的一代'的气味。”[30]杨亦军更为直接地说在乔丹内心深处仍有“短暂的迷惘、空虚、惆怅和伤感。”[31]王怀晖认为虽然《丧钟为谁而鸣》“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带有宿命论的伤感色彩”,[32]但是“海明威这一时期思想上的转变是无可辩驳的。至少,他认清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热情地支持了正义战争”,[33]“《丧钟》完成了海明威从青年时代的虚无主义到摆脱了`迷惘的一代'、相信自己和社会进步力量这个逐渐转化的过程。”[34]戴震却认为:“创作《丧钟》时的海明威并没有彻底划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线”,[35]他还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揭示了国际纵队成员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表明了一个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斗争虽然离不开国际的支援,但归根到底还得依靠本国人民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从小说的内容上讲,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就扩大了它的范围,使之具有世界的规模。他涉及到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尽管作者评价事物的观点不尽恰当,但毕竟使小说显得充实而有厚度。”[36]“无论现实生活与作家的愿望有多大的距离,但他那种关怀人类命运,希望世界上只有亲善和友爱,没有残杀,没有战争,这种善良的愿望我以为是可以适当肯定的。但是海明威毕竟是资产阶级作家,他无法找到消灭战争的现实途径,不可避免地要流露出悲观情绪,因而对《丧钟》一书做过高的评价也是没有根据的。”[37]田惠刚在《西班牙内战:海明威象牙之塔的坍塌———兼谈新发现的海明威手稿》一文中则认为,乔丹在海明威笔下不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认为,《丧钟为谁而鸣》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乔丹的立场、感情和言论、行动常常表现出两面性,他对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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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肖楠:关于《丧钟为谁而鸣》的争议及再认识 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