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二、

首先，我读书的一大感受就是其中的有一些“词汇”和“句式”我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或很不熟悉。比如说一个“古今异义”就是“打牌”（至少我觉得是古今异义），当我看到冠家人要“打牌”时，我以为他们就是要打扑克，但看着看着发现，他们貌似打的是麻将。再比如说，“脸上跑眉毛”，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恐怖电影中的画面，不过想想看可能是化妆的意思吧。再比如说书中无数次出现的“运动xx职位”“谁谁的什么什么职位发表了”，也是一种非常传神的表达方式，“运动”有身体上的跑动一类的意思，这里面的各种反派费劲周折到处“拉关系”诋毁他人为自己牟利用“运动”来形容实在是相当恰当。鉴于我本身理解的有限，所以以下我读书的感受也都是在这个肤浅的理解的基础之上，但都是我真实的，没有参看任何评论性文章的第一手感受。

《四世同堂》中叙述的重点是被敌人占领的北平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前线战士抗战的故事。许多人物都反复的在书中表达不能去前线杀敌的内心的一种“没有出息”的感觉。比如长顺作了父亲，他“一想到全世界的战争，他又觉得自己毫无出息——在这么大的战争里，他并没尽丝毫的力气。他只是由没出息的人，变成没出息的父亲”；再比如说瑞宣“不晓得外边发生了什么事，而只盼望北平城里或城外发生了什么暴动。暴动，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像他这样默默的等着剥皮剁指，只是日本人手中玩弄的一条小虫，耻辱是他永远的谥号！”，一个普通老百姓和一个知识分子在“无法抗敌”这件事上的感受其实是相似的（前者是更直接的流露，而后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的思索）。他们两个人的感受其实也代表了北平所有像他们一样痛恨侵略者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的心态。我自己把这种状态叫做“平静”或“消极”的抗争（当然瑞宣其实后来也在钱先生的带动下作了许多工作）；而把钱先生和瑞全的叫做“积极”的抗争。前者是迫于家人或生活所采取的一种自然的抵御机制：我绝不给小日本干活，但为了养活家人也不能赴前线战斗；后者就是我最常听说和了解的“情报工作”等电视剧、电影都有很多涉及的（句式杂糅，意会）。但我想老舍先生就是要歌颂和赞扬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敌占区忍辱负重、坚强地活下去的老百姓，他们以自己的生存——最基本的尊严和绝不低头抗争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烧杀抢掠和四处叫嚣，他们中会有天佑先生、小崔、小文夫妇这样“无缘无故”的牺牲者，也会有尤桐芳、李四爷这样因反抗而牺牲的人，也有活下去的人——他们是“无声的威严”的代表者，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这历史”。

提完英雄，自然就要说汉奸和日本人了，这里也就会有我对这部作品最大的感受——人物刻画十分鲜明，也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像白巡长和金三）。冠家中的冠晓荷、大赤包、招弟；蓝东阳、李空山、高亦陀；祁家的瑞丰和胖菊子都是卖国求荣或卖国求利的无耻的汉奸，他们的下场也都是反被日本人杀死或沦落成妓女或被原子弹炸死。书中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尽显卑鄙：瑞丰在跟冠家人说道哥哥被抓时“‘糟透了！’瑞丰不愿正面回答问题，而只顾表现自己：‘连我也差点教他们抓了走！好家伙，要不是我这身中山装，这块徽章，和我告诉他们我是去见特使，我准得也掉下去！真！我跟老大说过不止一次，他老不信，看，糟了没有？我告诉他，别跟日本人犯别扭，他偏

耍牛脖子；这可好，他抓了去，门口还有两个新门神爷！’瑞丰说出这些，心中痛快多了，脸上慢慢地有了血色”，而他们自己虽然攀炎附势，却是畏头畏尾的：“晓荷知道北平武士道的规矩，他‘叫’了：‘爸爸，别打！’”，丑态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有“特务与特务之间又乘此机会互相检举、倾轧，于是有一大批人被囚在暗室里”，这里就是他们“自作自受”的表现了。而日本人呢，除了那个根本就不算日本人的日本老太婆，士兵全部是残暴凶狠的杀人机器；百姓全部是麻木不仁的蛮邦之人。

我想，人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战争的历史，是战胜者的历史，是侵略者的历史，战败的人，不论是不是“仁”的一方，没有话语权。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这就是教育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代，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惨痛的人，要珍视和平；这也就是为什么书中瑞宣会对孩子详细地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会重视教育，因为和平的取得靠的是他们那一代，而和平的保持靠的还是我们。

三）史记》读书笔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构建了一套新的史书体制，由西汉时期司马迁撰著。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在现代的中国,《史记》几乎是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看待.后世有许多文学作品借鉴了《史记》的笔法.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此外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