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了周边动荡。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曰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上半年的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早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周边外交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针，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对当前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进行密切关注与持续跟踪。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