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代表着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两种方式。两次革命的历史背景、进程以及结果都大相径庭。法国在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与反复，而英国则很快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我国社会正处在变革阶段，应当从两次革命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戒，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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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背景、进程以及结果都大相径庭。我国社会正处在变革阶段，应当从两次革命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戒，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路径。

一、历史及社会背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大体上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彻底摧毁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即“真正的革命化道路”；一种是在维护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即“妥协的道路”。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过渡形式。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和大宪章，奠定了近代英国宪政民主的根基，开创了和平渐进式的改良模式。法国大革命则使法国走上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国（虽然此后经历了多次反复），其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原则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等文件中。但是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有两个负面效应：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和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并且使得法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动荡之中。

考察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将其放入到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去，18世纪的法国社会状况其实相当不错，18世纪6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路易十五的黄金时代”[1]。御前会议是当时唯一的管理全国政府的实体机构，由总监统领及各省总督来管理国内事务。也就是说，中央政权及其代理人包揽了诸如税收、兵役、公共工程、治安等一切事物[2]78-82。贵族渐渐被官吏取代。需要强调的是，一直以来贵族阶层都是位于中央政权和平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托克维尔将他们称之为自由的奠基人和屏障。他们一般都是封建领主，手中权力很大，同时也必须承担重大责任。这些责任包括维护地方秩序、救助穷人、保障公共设施等。这个中间阶层被摧毁，结果是中央政权必须直接面对广大群众，负责为广大群众提供公共生活[2]107。1789年，由于公共工程建设和发放救济款，中央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根据可查资料，当年政府财政支出约为6亿2千900万法郎，而收入只有5亿零300万法郎[3]。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商量增加税收的问题。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贵族阶层一直以来享有免税权，随着他们的社会权利（更重要的是义务）的逐渐丧失，贵族阶层越发变得脱离群众和社会，成为仅仅享受免税权却不用承担任何义务的一个阶层。广大城市平民和农民群体对于贵族阶层的不满在心中酝酿，一有机会便会释放出来。托克维尔认为，“世

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机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度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方。”[2]34贵族阶层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缺失带来两个负面结果，首先是社会缺乏中间的缓冲地带，所以极易出现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而且一旦发生，革命者往往是以彻底摧毁旧制度为最终诉求。其次，贵族阶层作为社会中间阶层，往往在群众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领导和示范作用。这一阶层被摧毁，人们对于他们的依赖却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茫然不知该向何方，又因为中央政府的粗暴统治受到伤害。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安全感的缺失而寻找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

事实上，当贵族阶层所承担的义务和所享受的权利变得不相称时，大部分的贵族们很快就堕落了。他们与群众已经不必发生任何关联，因此主动和群众保持距离。除非干涉到自己的权益，他们也不必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商议中去。这种只享有权利却不用承担义务的特权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风气恶化。资产阶级富有后便希望享受同等的免税权，老百姓一旦有些积蓄就想方设法给子女在城里谋个一官半职。这种状况必然会激起人们对于上层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仇恨。“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2]180。因此，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各个阶层彼此孤立甚至憎恨，而且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政府或者给政府提供帮助。任何一点动荡都可能在顷刻间彻底毁灭原有的宏伟帝国。

反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社会，其所呈现出的面貌与当时的法国有着显著差别。光荣革命之光荣，主要是因为没有经过大的流血冲突就取得了成功。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英国的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一直都处于同一利益方，并且贵族阶级从未脱离广大群众，在享受阶级特权的同时一直履行应尽的义务。因此一旦中央政权的决定违背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时，国王会有所顾忌；同时底层人民对于生活的不满也可以及时找到发泄途径和解决方法。

二、进程及历史意义

对于英国光荣革命，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评价。以下观点是广为接受，基本没有争议的。首先，其结束了英国长达几十年的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给“专制王权”画上了句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次，光荣革命也是一场法治革命。其为英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王在法下”以及议会限制和监督王权的制度和传统。最后，光荣革命也是一场宗教革命。其确立了新教对天主教的胜利。

对于法国大革命，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学家的评价多是正面积极的。认为其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等等。但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结果有很多是负面的消极的。大革命前的法国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大革命期间各个阶层和政治团体之间殊死搏斗。大革命后的政府也难有长期稳定的发展规划。结果就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法国。法国大革命后期完全陷入了政治恐怖之中。“任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者，任何自以为是伟大思想家却饱受同胞的漠然态度的人

生失意者，任何因待遇不公而对整个宇宙心存积怨者：所有这些在物质上、道义上、精神上被抛弃的可怜人，如今都有了行使权力的机会”[4]。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罗伯斯比尔的血腥统治。随着大革命的进行，革命本身变成了新的宗教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全混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甚至把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将不道德与反革命等同起来。虽然大革命期间签署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这样的提倡人权的文件，但是执行层面的效果欠佳，因为革命的热情已经冲破了对于法律的尊重。对于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原则。另外，“文学政治”的登堂入室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消极面之一。所谓“文学政治”，指的是18世纪的法国文人以理性原则和抽象政治哲学为依据，构建一个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文学政治”为法国大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也使得文人成为一个可能的领导阶级[5]。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家的想法过于理想化，经常用纯粹的道德标准评判政府事务，并且用道德来绑架人民。三、对现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启示

英国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个是“妥协的道路”，却带领英国迅速走上发展道路；一个是“真正的革命化道路”，却使得法国在斗争中消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可以从这两者身上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是社会中间结构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当时的社会中间层，即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承担起了社会变革的重担。一方面积极监督和制约皇权，一方面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尤其是贵族阶层，他们和农奴之间并不仅仅是剥削与被剥削，还存在一种领导与管理的关系。社会动荡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变动，在中间阶层解体后如何重建？是一大问题。美国没有传统的贵族阶层。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所谓的公民自治。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以协会的名义存在，行使自治权。政府对于这种自治权给予充分尊重。而英国的贵族阶层有一定流动性，平民在做出突出贡献的前提下也有可能获得贵族身份，并且贵族一直以来都拥有很强的荣誉感。

其次，要着力提高和加强社会中间阶层对于自身的要求。中间阶层在社会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既是润滑剂也是黏合剂。作用体现的好，可以使整个社会运转顺畅；体现不好甚至扮演负面角色，则会加剧社会矛盾。长此以往还会给其他势力提供机会取代现有中央政权。一战后德国纳粹党上台的历史便是最好的例子。与此同时还要在群众中培养良好的公民精神。我们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皇权统治下，而皇权统治下的人民最不容易培养公民精神。良好的公民精神包括：对于国家大事和身边小事同样关心；对于道理的在乎胜过输赢；对于规则的遵守；对于自治的坚持。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尝试改革的时刻。”[2]210历史有前人的经验也有血的教训，后人不可不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