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未名湖这片海洋

中北京大学未名湖这片海洋
在北在有一首非正式的校歌，说是“非正式”，其知名度比正式校歌高许多。

每到校园音乐节，校园里到处都飘着这支曲子的香味：“这真是一块圣地，我来到这里。

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她的面孔在欢笑在哭泣……”这首歌的名字叫《未名湖是个海洋》。

曾经有人问我：北京大学是北京哪一所大学啊？然而更多的人问我：北京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每一天，都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站在北大西门前，带着不同的表情和：“北京大学”四个字合影留念。

我也曾手拿一本北大的宣传册，对着照片想象属于我的北大。

但直到毕业那天，我才发现，原来我并不知道完整的答案——北大是什么样的？是百年沧桑的博雅塔和未名湖，还是崭新的百年讲堂和图书馆？是穿梭在宿舍区熙熙攘攘的学生，还是站在讲台上风骨各异的先生？是夏夜的花神庙畔的低语，不还是诗歌节上年轻灵魂的高唱……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

北大的面目是如此多样，又是如此多变，你还来不及领略她的一个回眸，她却已经转身。

如果让我再一次描述我的母校的话，我会觉得那首歌的名字恰如其分——北大其实是一片海洋。

没错，海洋或许是一个最恰当的比方。

想象一下吧：一条条幼鱼从各自湖泊和小溪启程，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入海口，当跃入海洋的那一瞬间，狭窄的河道在它们身后悠然隐去，一个蔚蓝色的庞大世界顷刻展现在眼前……燕园就是这样一个阔大的、充满自由和可能性的海洋。

在我看来，北大最本质的精神和文化内核，其实就是“自由”两个字。

因为自由，所以包容，所以独立；因为自由，所以富于创造力。

北大的空气很奇妙，带着大学校园筀特有的懵懂和躁动，却又奇怪地与旧大楼的泥土味、未名湖的湖水味、图书馆的墨香、食堂的饭菜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潜伏在骨子里的浪漫气息。

就像北大曾经的地标，不是博雅塔、不是未名湖，甚至不是红楼，而是到处贴满通知、传单、标语，到处是社团活动小板櫈和地摊的“三角地”。

北大就这样带着一种自由到慵懒的态度，让一切貌似杂种无序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奏出了一曲奇妙却又和谐的交响曲。

在这交响曲里，每一个学生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聆听其中的任何一个片段。

我始终觉得，大学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教室里有没有空调和电脑，不是你的专业在全世界排第几，甚至不是你的导师写过多少本书、获得过多少奖。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遇见怎样的人。

我的师兄打过一个比方，说北大就像是个自然保护区，很多你以为早忆消失的“物种——到北大一看——竟然还有！北大人特立独行，出奇才、出怪才是出了名的。

你从来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你会交到怎样的朋友。

而老师更是风采各不相同，每一们都充满了个人魅力和学术魅力。

有时为了听一节课，系里系外赶来听课的人都快把教室的门挤破了——当然，这也许跟北大允许非本专业甚至外校人员自由旁听课程的传统有关。

在北大，一切信念和思想都在最大限度上被尊重、被包容。

有一次，一位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了下去。

这时，教室里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

这位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所有人镇住了。

这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

这是只有北大这片海洋才能提供给你的精彩邂逅。

离开北大一晃4年了。

在这４年里，每当工作艰难或身心疲倦的时候，我总会回想那段校园时光。

那时光有一种魔力，能让一个人再一次充满了初出茅庐时那种无畏的力量。

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都将永怀一个少年时才能做的梦，那么，我很庆幸自己将这个年少的梦埋在了北大的泥土里，那里面有最单纯的理想，有最纯粹的渴望，有最稚嫩的未来，或许还有最干净的爱。

清华之约阮菁
北京的４号线圆明圆站，出口Ｂ向前不远处，矗立着一个牌坊，牌坊前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游客，而且大多数是大人带着年幼的孩子，或是结伴而行的青年学子。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牌坊，是一扇门；门后边是另一个世界。

清华，百年的沉淀，造就了这所美丽学府深厚学术底蕴和文化氛围。

坐落在北京城西四环的清华园，像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走向社会，走向国际，走向成功的顶点。

清华大学四个字，代表了中国学子骨子里散发出的书生气。

在清华，学术永远排在第一位，即使在情人节或圣诞节，很多清华情侣选择约会的地点，往往也是清华的各个图书馆。

在清华，连爱情也常常用自习不表达。

清华校园里最为热闹地方当属各大操场。

东操场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几个字就是最好的诠释——这是我们一进入学校，辅导员和许多老师都会强调的。

据说，在建校初马翰教授那个时代，每天傍晚都会定时响起《运动进行曲》，清华学子们伴着熟悉的音乐，在跑道上挥汗，为未来储蓄力量。

现如今，每年的男生３０００米、女生１５００米恐怕也是属于清华的特色之一了吧。

傍晚在西操场的跑道上，跑着跑着，说不定就会遇上熟悉的施一公校长，不说他的人格魅力和辉煌的学术成果，他还是我们生命学院的长跑高手呢！
数以万计的清华人，抛弃名利浮华，待在这个寂寞的小园子里，或者做着研究，或者教书育人。

清华学术氛围，就象脱离了浮躁的大环境的干扰，每一个学生、老师，每天吃同样的饭菜，每天睡同样的宿舍，每天骑同样的破旧自行车。

穿行在清华的各个主干道上。

清华的学术魅力，远远不在于那些学术大师带给清华荣誉上的骄傲，更在于那每日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努力，各甘于寂寞、甘于孤独的默默奋斗。

清华的实验室有着国内最好的科研设备，有着国内最优秀的学术领袖，但更重要的是，有着国内最前沿的国际视野和最踏实的科研态度。

不贪功，不畏进，不谎报，不夸大，清华的科技工作者永远秉持着百年流传积淀的厚重和踏实，默默地、脚踏实地地完成每天的科研工作。

汇万川以成大海，积跬步而至千里。

清华的科研，在行胜于言的一日一日锤炼下，已经到了丰收的季节，而清华也向着成为国际一流大学的目标，坚实地踏着每一步。

清华的老师有着最优秀的科研经历，也有着最踏实的教学能力，不一定每位老师都能功巧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一定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偶尔的沉默或者幽默中流露出对生活和科学的无限热爱。

大学不一定有大楼，不一定有大道，却当有大师传道授业，清华一代一代老师们，用简单朴实的人生收获作为老师的最高成就——教出一批好学生。

清华的历史如此厚重，清华的过去如此辉煌，清华的未来又如此光明，所有的“如此”，都只能在清华学子谈及自己母校时的小小骄傲中，窥见端倪。

清华的光辉是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用寂寞苦楚的人生和扎实肯干的付出换来的；而清华的未来，也将属于那些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多的强者。

今天的清华是科教研一体的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明天的清华是否会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是否成为世界科学的引领者，清华园里那些埋头看书或者做实验的莘莘学子，也许能给你一个答案。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的精神，自庚子赔款屈辱开始，总有一天会融进国家富强的自豪之中。

自由无用在复旦凌馨
昨天用微信聊天，小杳给我们看群背景，说：“你们没发现我用的是复旦ＢＢＳ的图吗？”看见了，丑死了。

我说，“本来想笑你的，没忍心。

”损学校的时候我们总是口齿伶俐。

但是老实说，复旦的那个校门，真的很一般，就连传说中的老校门都是后来造的。

幸好我们还有燕园、曦园。

还有据说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数学系“小白楼”，和经历炮火后重建的相辉堂……
校训也是老的，如果我没记错，写的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据说这是全国高校确认的最早的校训。

1913年，当时的校长李登辉从《论语》中选出这两句话，用作校训。

同样古老的还有我们的校歌，词曲作者分别是刘大白和丰子恺。

这首歌曾经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被换掉，换成了“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努力前程，为国栋梁”的集体创作。

大概就在我入学后不久，大家纷纷要求恢复老校歌，从校内学生到毕业校友吵得热火朝天。

然后就真得恢复了。

我们总是这样和学校“吵架”。

为了校歌这样虚实兼具的事，食堂菜价贵那样具体而微的事，学校里小偷太多那样重要的事，周边修路工程很吵那样似乎不归学校管的事……
毕业６年了，现在的学弟学妹们，似乎比起我们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给学生宿舍装空调的工程进展缓慢，有人在毕业典礼的大屏幕上给校长留言，校长看见后立刻中断讲话，致歉并作出解释。

虽然问题不能立刻解决，但钉喜欢这样的态度式——平等和尊重。

在复旦的４年里，我总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氛。

出国热、考研热、公务员热的时候。

自修室里的人头是黑压压的一片；体育馆里是游泳的，草坪上是弹吉它的，背起行囊去登山的。

甚至窝在网吧打游戏的……也照样只增不减。

无论专注什么，只要干得漂亮，都是大家心中的牛人，虽然很多都是无用的。

可是复旦学生逃不开的，是那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直到工作了很久以后，我似乎还是无法放弃——实话实说的自由，少为现实所累的自由。

追逐理想的自由，以及改变的自由。

但复旦学生以“现实”而闻名，这也是事实，外资银行的工作，当然要打破头去抢；公务员考试前，一定会抱着书“啃”；想留沪有个上海户口，顺理成章要拼命考各种资格证求加分；想要报名托福、雅思、ＧＲＥ求出国的，每个学生宿舍至少有一个。

有一个数据或许可以佐证复旦人在‘现实’领域的成功：ＧＭＡＴ（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复旦本科生的均分，排名全球第九。

英国剑桥大学排名第十，排在前面的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同样是世界名校。

如今，我时常回学校走走，和师兄师姐们说说话、聊聊天。

我们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坚持自己的书生气。

或许这才是复旦人的“现实”吧：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求是”的浙大
“看，那栋大楼就是医学院。

也就是合并以前的浙江医科大学……坐着校园观光车，师傅带着我，要偌大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浏览了一圈。

我很惊讶，眼前这位年近６０的大伯虽然只是校园观光车的司机，却对浙江大学的现在和过去了如指掌。

“那是竺可桢，浙江大学的老校长……”大伯指着启真湖畔的一尊铜像说。

手拄拐杖，长款风衣的一角随风扬起，眼镜下方是消瘦的脸庞和两道深深的法令纹。

这一尊竺可桢像让我想起了有关浙大的往事。

浙江大学的前生是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杭州普慈禅寺的“求是”书院，是浙江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

书院取名“求是”，即“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之意，“求是”也成为了浙大延续至今的校训。

然而“求是”精神却是经竺可桢校长之手得以发扬。

并确立为校训。

（1988年５月５日，浙大校务会决定以“求是创新”作为新时期校训。

）竺可桢于1936年担任浙大的校长，尽管他不是浙大的首任校长，但他担任校长一职的１３年却是浙大最为艰难的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频遭空袭，民不聊生，何谈科研和学习？为此，竺可桢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西迁，将学校搬到城镇、乡村。

一场被称作“文军长征”的西迁之行便开始了。

自1937年１１月初徙江建德，再徙江西吉安、泰和，三徙广西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湄潭，行程长达五千多公里。

西迁途中，浙大师生们面临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当时还是浙大学生，如今已是中国金属材料专家的王启东教授曾提到：当时老师在祠堂里，一块木板打几个桩，钉在地上就是櫈子；吃饭是“蜻蜓点水”（蘸着盐汤下饭）。

“逢六进一”（吃六口饭蘸一点霉豆腐）；灯是桐油灯，三根灯芯，一般只点一根，看书点三根，教授和学生的鼻子都被熏得黑黑的。

物质条件虽极其艰苦，但学校为师生们营造的积极向上的学术研究环境，让他们在精神上感到无比轻松愉悦，“求是”精神也是在西迁途中慢慢确立起来的。

1938年１１月１日，浙大西迁宜山时，竺可桢决定在校务提出将“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认为朴实严谨是浙大自求是书院创立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学风。

1939年２月４日，竺可桢对一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时说：“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待会舍生取义”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上空投下118枚炸弹。

就在这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求是”精神一直鼓舞着浙大师生刻苦钻研，在“破庙”中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当时，苏步青、贝时璋等一批老教授和竺可桢一起，在浙大兢兢业业，营造了思想上民主、学术上自由的良好氛围；而在“求是”精神的感召下，张绍忠、蔡邦华、束星北等一大批追求真理、有真才实的著名教授也汇聚到浙大。

正因为如此，浙大从西迁之前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１６个系、６００多名学生的地方性大学，在1946年返杭是一跃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７个学院、２７个系、2171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正如浙大校歌唱的那样，拥有116年历史的浙江大学，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海桑田，一脉相承的“求是”精神从不改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孜孜不倦追求在理的浙大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