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共政策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三、管理学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派，决策 理论学派着眼于合理的决策，即研究如何 从各种可能的抉择方案中选择一种“令人 满意”的行动方案。赫伯特· Ａ西蒙是决 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管理科学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最大贡献 就是决策科学。
长沙市区“中巴禁运”的决策

2003年9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沙市中巴禁 运的文件规定：从2003年9月30日起，长沙市二环线 以内禁止中巴营运。这将意味着中巴将结束其在长沙 城区内的使命，运营空间由城区向城郊转移成为现实。 在全国第五届城运会即将在长沙召开之时，为了树立 省会的文明形象和提升城市品位，长沙市政府痛下决 心做出“城区所有运营的中巴车辆必须于2003年9月 30日之前全部退到二环线以外”的决定。其大致方案 为：一部分在城区营运的湘AX、湘AT牌的中巴将转换 成高档的士进行运营；一部分在城郊结合部的中巴将 发展为大巴；在郊外线路还有富余的情况下，调整一 部分中巴跑城郊结合部；一部分经营权到期的和达到 报废标准的则坚决取缔。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

为此，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有关妇女发 展的国家规划，在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体现性别 平等；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推行一种积极醒目 的公共政策，尊重男女两性的性别利益和需求， 突破社会性别的男女定性，把性别意识纳入所有 的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建立国家及地方一级的性 别平等机制，保证性别意识的政策和方案得到实 施和有效地监督；积极推动有关性别平等的法律 和政策的出台，同时监测性别平等法律和政策的 执行情况。
二、政治学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192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 （Charles Merriam）发起了“新政治科学 运动”，主张运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 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与成果来改造政治学。 这一主张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后来，梅里安被称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山 鼻祖。梅里安对“新政治科学”的倡导，在 较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公共政策的关心。
四、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西方现代经济 学都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 支持。
五、社会学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社会学对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在于 它对社会问题、种族关系、家庭问题和社 会变革所进行的研究。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

1995 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出版的《人类 发展报告》提出： 关注和推进妇女与社会的协调 发展，绝不仅仅是妇女的事情，而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的认识应当上升到这一高度：争取男女平等 的重要性不亚于消除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消亡。 我国性别平等立法的制定早于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建立了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公 共政策，但是我国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和 修正却显得相对滞后而缓慢，一些具有性别规定 的政策随着社会和观念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它 的局限性，却迟迟不能进行修正和调整。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国务院和卫生部都明文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在就业问题上不能歧视他。”这是中央的 明文规定。那么北京市的规定是不能就业，当然 不是北京市民，而是农村来的农民工。那如果农 村人不是北京市的，是不是该按这规定执行？这 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为什么区别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同等的择业权，是 平等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


比如我国男女退休的法定年龄一直实行的是 1957 年国务院《关于工人 / 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 规定》中第二条第一款中规定：男工人 / 职员年满 60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 岁周岁 / 女职员年满 55 周岁。此暂行规定已执行了 40 多年，随着我国经 济、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男女的教育程度 日益接近，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大大减少，女性的退 休年龄再比男性提前，已经不适应时代的特点了。 我国的性别问题成为国家政策问题的过程相对缓 慢，使一些性别政策缺席。比如我国缺乏可操作的 反性别歧视的立法，例如反对性骚扰和禁止家庭暴 力的立法。
长沙市区“中巴禁运”的决策

要实现变迁过程中的“以旧换新”和 有效的公共管理，必须做到：首先，公共 决策需要细致周延、思维慎密，避免草率 和仓促，如果制定不力势必导致出台政策 仓促而流于形式，这对政策的后续执行显 然极为不利；其次，决策方案设计必须顾 及政策利害相关人，全面统筹、有序规划 并寻找政策的关键点，在该案例中尤其重 要的是落实中巴车出城的补偿问题，切实 保障中巴车主的利益；

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因此这就涉及到很多地方性的法律规定，那些同 意隔离的地方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只有全国范围 的法律规定才可以。那么哪些是全国范围适用的 呢？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但是那些 地方法规是在《立法法》出台前制定的。在这里 就产生了很多矛盾。一个是该不该隔离，隔离的 目的是什么？《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的其它需要 隔离的传染病，都是必须隔离的。但是艾滋病并 不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有没有必要采取隔离。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现在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字为100万，如 果以后控制得不好，到2010年将达到1000万。 得找多大一个地方把他们隔离起来？当然1000 万相对中国的人口总数还不算太大，要找这么一 个地方倒也不太难找。成本是多大？这笔费用怎 么出？财政上怎么承担？特别是规定要隔离却不 隔离，怎么办？面对这么一个政策上和法律上的 矛盾，国务院前不久颁布的《中国预防和控制艾 滋病中长期规划》和另一个法规性文件《五年行 动纲领》规定要使50%以上的艾滋病病人在社区 之中得到关怀和治疗。不隔离，搁在社区里。这 就出现了这两年新的规定和十几年前《传染病防 治法》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 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 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 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 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 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半 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 解释这些危机，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 “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 政治科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 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在这个 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艾滋病人隔离区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根据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的《现代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艾滋病人发现应该隔离。所 以有人提出一种极端的意见，说：“不但应该隔 离，而且应该弄一个岛。”我国还有一些历史经 验。在50年代我国政府解决麻风病问题时，就是 采取“关起来治病，建立麻风病村，组织他们生 产自救，然后进行治病”。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建 立艾滋病村，把病人都隔离吧。但这个做法与 199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产生 了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凡 涉及到人身自由的事，必须有全国性的法律规 定。”
第三章 公共政策的关系理论与 实证分析
教师：何蓉
第三章 公共政策的关系理论与实证分析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公共政策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公共政策与决策体制 公共政策与政府权力 公共政策与政策环境
第一节 公共政策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多维视角 公共政策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公共政策 研究得多学科学，只有多视角的研究公共 政策，公共政策才会成为真正的科学。
长沙市
长沙市区“中巴禁运”的决策

为解决中巴出城后的运营缺口，长沙市政府要求公 交部门在城运会之前新增300台豪华公交车和 400――600辆高档的士。同时，部分原由中巴车运 营的线路将由公交车代替，客流不足的线路将由政 府财政出钱补贴，公交车将普遍进入社区并延时运 营，方便群众出行。另外，退出城区后，所有中巴 车将由原来的个体经营为主转变为联营、国营、合 资经营，走集团化规模经营之路，而且对提前迁出 城区的中巴车给予一定的补偿。该政策实施一年多 来，政策利害相关人对政策主动而又自愿地遵从， 城市市容大为改观，公共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对政 府的利民举动大加赞赏，社会各界反响良好。
长沙市区“中巴禁运”的决策

再次，降低政策变迁成本，减缓政策变迁 压力，比如充分考虑中巴车的“出城成 本”，或实行分批出城，或规划好出城后 的营运线路，让中巴车出城后有路可跑， 有乘客可载；最后，选择好政策公示和执 行的最佳时机，讲究实施策略。比如，在 该案例中，市区禁运中巴的时机选择在第 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举办之前并通过公共 媒体大肆进行政策动员，从而使该政策得 以顺利推广和实施。
六、法学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政策是法的来源和动力，并且对法的制 定和执行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法为政 策提供保障，定型化为法律的政策具有更 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艾滋病与公共政策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有关艾滋病的信息 后，当时的政策回应是要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 1990年，报告在射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1995年，报告在23个省发现供血（浆） 者感染，同年，报告发现母婴传播。1990年报 告的感染者人数为493例，至2001年，中国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被认为达100万。与此同时， 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中充满 相互矛盾的规定。当每个人都可能因去医院做手 术而感染艾滋病的时候，一种艾滋病恐慌在社会 上出现，最典型的表现是主张将艾滋病人隔离起 来，对故意传播艾滋病治罪。法律和公共政策必 须对此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