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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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
黄尚明(武汉大学考古系)
摘 要:本文根据成都平原和重庆地区葬具的发展线索,认为船棺葬为蜀人的固有葬俗,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是受蜀文化影响的结果。
巴人本来无船棺葬的习俗。
关键词:川渝地区;船棺葬;族属
中图分类号:K878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5)03-0049-03
一、关于船棺的命名
1954年冯汉骥先生等人在调查和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墓群时,发现一种特殊的葬具,其形如一独木舟,系用楠木制成,将楠木上面削去一小半,底部削平成为船底,两端向上斜削上翘,如船之两头。
船两头各凿两孔,以便吊棺下葬。
船身正中挖空为船舱,放置尸体及随葬品。
于是命名此种葬具为“船棺”。
冯先生在报告中认为有的船棺中又有方形木棺,船棺就变成了“船椁”[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成都平原的成都、绵竹、双流、郫县、彭县、蒲江、广汉等地也发现了用独木挖成的似船棺的葬具,这种棺材与昭化宝轮院两头翘的船棺存在着差别,有的两头截齐,未砍出斜翘的头尾,有的一端截齐,一端上翘。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船棺的新类型,称之为“独木舟式船棺”[2]。
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蒲江东北公社两墓独木棺(即两端截齐者)不是船棺,不能纳入船棺葬系统,更不能以‘船棺葬’乃巴人特有葬俗,而把这两座墓视为巴人墓葬”[3]。
有学者把成都平原出土的似船棺的葬具,统称为“独木棺”,将其与昭化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的船棺葬区别开来[4]。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棺材都是船棺,不同形态的船棺是船棺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
二、成都平原船棺的发展线索
大邑五龙M4为一坑合葬三棺,船棺两端截齐。
如1号棺长9米,宽1.36米,深0122米,两端截齐,未砍出斜翘的头尾,两舷很矮,中间挖成很浅很平的船舱。
时代为战国早期,可以称之为A型I式[5]。
蒲江东北公社Ml、M2(两人合葬)出土三棺,船舱变深,棺两头分别有两个对称灼孔,以便下葬吊棺使用。
M2两棺有盖,盖系剖开的圆木的另一部分,时代为战国中期[6]。
新都木椁墓的船棺,两端截齐,棺口有凸凹槽残痕,原有棺盖,时代也属战国中期[7]。
蒲江、新都船棺可称之为A型Ⅱ式船棺。
什邡共发现36座船棺葬,其中22具保存较好,报告作者将其分为A、B、C三型。
A型形体巨大,制作讲究,舱舷俱深,棺底部略有弧度,两端中一端截齐,一端上翘。
此型制法系用一圆木,将其劈去一半或一小半,底部稍加削平,一端由下向上斜削使其上翘以似船头,并在头尾两端凿出不规则形的大孔以便于吊棺下葬。
在圆木中部挖成船舱。
B型,浅舱矮舷,或一端截齐,一端上翘,或两端都微上翘。
C型,两端截齐,平舱无舷,头尾明显高于舱部。
什邡C型相当于上文所说的A型,什邡A、B两型可以合并为一型,称之为本文的B型。
什邡C型所举墓例有M29、M30、M31、M58—1、2。
其中M30时代为战国早期, M29无随葬品为战国时期,M31、M58时代为战国中期,分别相当于上文所说的A型I、II式。
战国晚期尚未发现A型船棺,但在昭化宝轮院发现了A型船棺,如宝轮院M18船棺,两头截齐。
战国晚期估计也应有A型船棺,暂称之为AⅢ式船棺,宝轮院M18为秦代墓,称此船棺为A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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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
什邡A、B型所举墓例有M23、M32、M7、M44、M1、M6、M11、M27、M35、M37、M41、M45、M55、M57、M63、M64。
除M44、M6、M37、M57、M64因出土物少或无出土物,笼统地称为战国时代外,其它墓葬战国早期的有M11,战国中期的有M32、M35、M55、M23、M33、M7、M1、M27,战国晚期的有M41、M45、M63。
战国早期的可称为本文的BI式,战国中期的可称为BII式,战国晚期的可称为BIII式,B 型中已有两头上翘的船棺,可说是昭化宝轮院船棺的滥觞[8]。
绵竹清道出土的船棺一端稍平齐,一端上翘,时代为战国晚期,属B型Ⅲ式船棺[9]。
至秦代,蒲江鹤山镇M1的船棺一端截齐,一端上翘,可称之为BI V式[10]。
成都商业街Ml (战国早期偏晚)出土AI式船棺1具,BI式船棺8具,最长达1818米,另外出土5具长方形独木棺,棺身系用整木挖空而成,平底,两侧稍有弧度,四角各有一圆形把手。
棺盖也系整木挖成,四角也有把手,盖顶略弧,与棺身有子母榫口相合,可称之为CI式船棺,因为此类棺也是用独木挖成。
还出土3具匣形棺,比CI式船棺约短l 米,棺身也用一块整木挖成,棺两端各有两块挡板以子母榫口与棺身相接,平底,两侧略弧,可称之为DI式船棺[11]。
1954年昭化宝轮院9座船棺墓均属秦代墓葬,所出船棺为两头翘的最典型船棺,可称为E型I式船棺[12]。
则船棺葬的发展线索可示意为:
AⅠ→AⅡ→AⅢ→Ⅳ
BⅠ→BⅡ→BⅢ→BⅣ
CⅠ
DⅠ
EⅠ
三、重庆市长江沿岸地区葬具的发展线索
1997年在云阳李家坝发掘40座战国时代墓葬,仅M33可能为楚人墓葬,其它均为巴人墓葬。
属于战国早期的6座,战国中期的24座,战国晚期的10座。
23座墓发现了木质葬具,其中3座为单棺单椁,2座为单棺,19座为单椁,无一例是船棺[13]。
说明巴人早期不用船棺,冬笋坝晚期巴人墓的船棺是从蜀地传入的。
晚期巴人
使用船棺并不普遍,冬笋坝墓地虽有21座船棺,但还有狭长坑墓14座,狭长坑墓时代与船棺墓时代接近[14]。
涪陵小田溪共发表8座墓的材料无一座墓葬为船棺墓[15],这更说明船棺并不是巴文化的固有因素,而是从蜀地传入的外来文化因素。
四、船棺葬的族属
过去由于资料的局限,关于船棺葬的族属,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巴人葬俗[16],有的认为和蜀人关系很大[17]。
有人认为既非巴人葬俗,又非蜀人葬俗,而是庸人被楚灭后,随开明氏入蜀的群蛮之一的葬俗[18]。
通过以上分析,成都平原船棺葬从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有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
巴人早期不用船棺,晚期巴人使用船棺并不普遍,涪陵小田溪共发表8座墓的材料无一座墓葬为船棺墓。
冬笋坝墓地虽有21座船棺,但还有狭长坑墓14座,冬笋坝晚期巴人墓的船棺是从蜀地传入的。
笔者认为船棺葬还是蜀人固有葬俗,后来对巴人产生了影响。
五、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的族属
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属巴属蜀,历来争议很大,冯汉骥先生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认为直接说“昭化宝轮院的船棺墓亦为巴人的,似有不合”。
才作了迂回的解释,认为昭化宝轮院船棺葬是“为秦人戍守该地的巴人的墓葬”[19]。
童恩正先生认为是苴人的墓葬[20]。
属于苴人墓葬一说于文献有证,昭化一带史称葭萌,《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21]。
说明苴人居住在今昭化一带,苴人是巴人的一支,《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 、苴、共、奴、 、夷、蜒之蛮”[22]。
秦灭蜀之前,蜀王封弟葭萌于此,则此时苴地已纳入蜀的版图,蜀人船棺葬对其产生影响则顺理成章,苴人还在吸收蜀人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将一端平齐,一端上翘和两头上翘不明显的船棺,改造为两头明显上翘的船棺,居住在冬笋坝一带的巴人也同样受了蜀人葬俗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创造。
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不能完全排除是蜀人的墓葬,葭萌被封于此,同时随迁的可能有一批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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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8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
[2]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第39页。
[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第22页。
[4]宋治民:《四川战国墓葬试析》,《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第4页。
[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
[7)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什邡市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
[9]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
[10]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蒲江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1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2][14]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
[1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15]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第61~80页。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涪陵小田溪4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第520~527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
[1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84~86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
[17]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
[18]沈仲常、孙华:《四川船棺葬的族属问题》,原载《民族论丛》第二辑。
后收入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17-22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84 -86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
[20]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4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21]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22]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责任编辑:蒋学松)
(上接第48页)
《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5]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以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三处墓地为分析对象》,《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9][10]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11][12]山东省博物馆等:《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
[13]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30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15]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考古四十年(1952~1992)》第1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16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
[18]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规划司编:《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14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9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蒋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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