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
明清鼎革期间朝鲜与日本的交邻关系--以情报交涉与文化角力为中心
自 1644 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经，满清入关拉开序幕，到1683 年奉南明正朔的延平王郑克塽降清为止，这一阶段可以认为是满清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本文姑且将这一历史阶段设定为明清鼎革期。
“明清鼎革”在当时的遗民看来，已非 “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更是“天崩地解”式的绝大变局，其不仅仅引起中国内地复明势力与满清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殊死较量，也成为引发东亚国际秩序大震荡的主要契机。
大体而言，汉字文化圈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深受华夷观念的影响，心理上难以认同本来僻处关外一隅所谓“畜类同然”的夷狄之邦入主中原，而尤以朝鲜与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接受了朱子学的日本儒者看来，当时中国大陆“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的现状，是所谓“华变于夷之态也”，a 而同样恪守朱子学传统的朝鲜士人，也哀叹屈事清朝的无奈现实，“终夺此而与彼兮，天理错兮不可详……华何变而为夷兮，海何变而为桑”，b 二者可谓惊人相似。
明清鼎革使得东亚诸国对于昔日的中国从心底不再仰望，而改为平视乃至鄙夷。
既然昔日的中华一变而沦为夷狄，那么，以“汉唐中华文化”之正脉（小中华）相标榜， 以“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也就成为顺理*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战略研究”（14ZDA078）、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船风说书’译注及研究”（13CZS020）及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中国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袁一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江苏 南京，210023）。
a 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重印版）卷首序文，题款曰：“延宝二年（1674）甲寅六月八日，弘文学士林叟发题”。
林叟发即指林恕，初名春胜，幕府御用朱子学者林道春（号罗山）之子。
b 南龙翼：《燕行录》之《哀燕都赋》，《燕行录全集》第23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85页。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崔英花【内容提要】17世纪中叶以降，朝鲜被纳入以清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海域秩序，并且在清朝的指导下建立了漂流民救助制度。
救助制度规定，漂流 到朝鲜海域的中国人必须接受朝鲜各级官府的问情调查。
“问情”是朝 鲜政府处理外籍漂流民时最为重视的环节。
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问情”往往会结合口头审问和笔谈两种方式进行。
朝鲜通过中国漂流民获取的中国情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社会、文 化方面的情报；人文、地理方面的情报。
这些情报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 识的同时，对其政治和外交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朝鲜中国漂流民情报收集【作者简介】崔英花，文学博士，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在清代，朝鲜的对外往来有限，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很少，直接有外交 关系的国家仅限于中国和日本。
除了常规的外交使臣以外，对漂流民之讯问 是朝鲜了解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
漂流民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消息来源，受 到了朝鲜政府的重视。
目前，漂流研究作为东亚海域交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术界关注，关于东亚各国之间通过漂流实现的各种文化交流以及东亚国家的漂流民 救助制度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然而，有关东亚各国围绕商船和漂流民!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韩国汉文坊刻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 编号：19YJC870004)的阶段性成果。
-118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进行情报活动的研究还较少见，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情报 工作，①对涉及朝鲜的研究少之又少。
②因此，本文就朝鲜王朝围绕清代中国漂流民进行的一系列的情报收集活动进行梳理与分析，即通过《备边司 誊录》《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官方史料和其他相关文献，分析朝鲜对中国 漂流民的管理、获取情报的方式、获取情报的内容，以及这些情报对朝鲜国 家决策产生的影响等，以期揭示清代朝鲜通过漂流渠道获取中国情报的。
一朝鲜对中国漂流民的管理和情报收集活动在古代，东亚海域海难事故频繁，周边国家的海难船只和人员时常漂流 至朝鲜海域。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王桂东;达力扎布
【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4
【摘要】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
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总页数】4页(P60-63)
【作者】王桂东;达力扎布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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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
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李善洪【摘要】朝鲜进献贡物和清敕使问题是清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朝对此两项实行“蠲弊”,反映出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目的和效果各有差异,因此“蠲弊”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国关系顺和这一点上.【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16)002【总页数】6页(P46-51)【关键词】《同文汇考》;清朝;朝鲜;蠲弊【作者】李善洪【作者单位】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吉林13203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在集朝鲜与清外交文书之大成的《同文汇考》中，对1881年之前的两国间往来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
在“蠲弊”类中，关乎两国朝贡关系重要内容的贡物和清敕使方面的文书占有绝对比重。
通过对这些文书加以研究，可以管窥当时清朝对朝鲜政策的来龙去脉，并能够从中探求不同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
一、岁币“蠲弊”天聪元年(1627)“丁卯之役”后，朝鲜开始向清进献贡物。
朝鲜虽然被迫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盟，但之后的朝鲜无论是在人口遣返问题上，还是在边市贸易方面，并未切实履行盟约的规定。
特别是朝鲜持续与明朝军事上的合作，更令后金不满。
［1］8-9因此，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后，清对朝鲜的岁币数额做了大幅提高(参见表1)。
而经历两次战争破败的朝鲜，认为“虽尽一国之力，难可措办”① 参见《朝鲜仁祖实录》卷35，15年11月壬申，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
，因而奏请减少贡额。
此时的朝鲜已经奉清为正朔，清朝出兵朝鲜的初衷，也即断绝其与明朝的关系，并从朝鲜获得人口和物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清朝所面对的强敌仍然是实力尚存的明朝，因此对朝鲜采取了恩威并济的策略，免除了当年和次年的岁币，允从崇德四年开始入贡。
［2］这是清第一次蠲免朝鲜的岁币。
所谓“蠲弊”，实质上是清廷对朝鲜“字小”的一种表现，与其相应的则是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之诚。
14-15世纪明朝与朝鲜倭患的联动效应
14-15世纪明朝与朝鲜倭患的联动效应
林炫羽
【期刊名称】《外国问题研究》
【年(卷),期】2022()2
【摘要】14—15世纪明朝与朝鲜的倭患呈现此消彼长的联动效应。
高丽一方暗杀倭寇首领藤经光失败,导致倭寇大规模报复,于是1375年起朝鲜半岛的倭患突然严重,而明朝的倭患相应地减轻。
1380年代以后,高丽强化海防和大胜倭寇迫使倭寇撤离朝鲜半岛,转而袭击防备较弱的明朝沿海地区。
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实行招抚倭寇政策,使倭寇在劫掠明朝后前往朝鲜半岛,转身为合法的交易者。
朝鲜半岛的倭患由此减轻,而其代价是明朝的倭患趋于严重。
朝贡体制下中朝政治军事合作机制的匮乏是造成明朝与朝鲜倭患此消彼长的深层原因。
【总页数】10页(P4-12)
【作者】林炫羽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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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与朝鲜王朝对华观的嬗变
The Replacement of Ming by Q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oson Kore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作者： 张弛[1,2]
作者机构： [1]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上海201701;[2]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201701
出版物刊名： 中州学刊
页码： 124-130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0期
主题词： 朝鲜王朝;北伐;北学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尽管身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王朝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暗怀"反清复明"的思想,甚至策划"北伐".不过,随着入关后清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上升以及政策的调整,再加之朝鲜国内"祛文务质"之风的兴起,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从抗拒走向认可,虽然对明朝的怀念还在朝鲜国内以一种私下和非公开的形式在进行,但是诸如"胡无百年之运"之类的声音逐渐销声匿迹.朝鲜的精英阶层开始正视清朝的繁盛和强大,认可其对中华正统的接续,并出现了"北学"清朝的声音.朝鲜对清观念的这一转变历时一百余年,它不仅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改善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且引领了其他周边国家对清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17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政坛的“奉清”“崇明”之辨——以1667年南明漂流民事件为中心
17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政坛的“奉清”“崇明”之辨——以
1667年南明漂流民事件为中心
黄普基
【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58)003
【摘要】朝鲜显宗八年(1667)五月二十五日一艘中国船漂到朝鲜济州岛,该船首领自称永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据朝鲜政府调查,其实他们是郑经手下的台湾人,船舶还搭载红衣炮两口.围绕该事件,国王显宗多次主持开会讨论,大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朝廷慑于清朝威力,将这些漂流民押送至北京.中国漂流民事件轰动当年朝鲜朝野,直至后世的士人仍议论纷纷.对朝鲜政坛而言,该事件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漂流民送还问题,而是明清易代围绕“奉清”“崇明”展开的外交之争,也是为明朝的“义理”展开的思想争论,更是为党派利益展开的政治斗争.
【总页数】8页(P76-83)
【作者】黄普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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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朝鲜朝贡使节的异国情报搜集
清代朝鲜朝贡使节的异国情报搜集九州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沈玉慧前言明清时期由于交通往来不便，除了私人的商业贸易外，东亚各国间的往来称不上频繁。
官方且为定期的往来方式应属朝贡。
众所周知，朝贡体制是一以中国为中心，朝贡国接受中国册封并前往中国献纳贡物的外交体制。
在朝贡体制之下，各朝贡国多于规定的贡期，依规定之贡路前往北京，参与朝贡体制下的各项朝贡仪礼，并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项交流。
然前往中国的各朝贡国，亦有可能遇其他的朝贡国。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下，于异地遇见异国使节的机会，实属不易。
此外，除了朝贡以外，由于清朝另藉由互市体制与他国进行贸易活动[岩井茂树2007]。
因此，前往清朝之国家除了朝贡国外，尚有荷兰、英国等西洋各国。
因此，对于朝贡使节而言，朝贡除了是与中国进行各项往来交流外，也是与其他朝贡国和互市国进行交流往来，收集情报的难得机会。
换言之，明清时期前往中国可说是各朝贡和互市国间交流往来、搜取情报的途径之一。
清朝的朝贡和互市国中朝鲜于崇德元（1636）年即向清朝进贡，一年四贡。
至崇祯十七（1644）年五月清朝底定北京后，朝鲜使节使即前往北京进贡，并将四贡合并为一年一贡。
除了定期的朝贡外，另有谢恩、进香、告讣、请封等非定期之进贡。
因此，有清一代，朝鲜的朝贡次数高达六百余次。
以朝贡的频率和次数而言，朝鲜可说是清朝最为稳定的朝贡国。
然朝鲜王朝后期除日本和中国外，并无直接遣使往来之国家,其对外往来之企图显得消极。
但前近代之东亚适逢琉球为萨摩藩所入侵、明清交替、江户幕府建立等变局,朝鲜身处其间势必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影响。
因此，朝鲜藉由各种途径搜集情报，以协助其对外政策的制定，朝贡便是其中之一。
明代初期，朝鲜使节的任务之一便是搜集情报[伍跃2007]，并且于万历年间的壬辰、丁酉倭乱前后，朝鲜即曾要求同在北京的琉球使节提供日本之相关情报[沈玉慧2007]。
此外，于朝鲜之朝贡记录『燕行录』和朝鲜文集中，亦有不少异国之相关记录，以及朝鲜使节与异国使节往来交流的内容。
明清鼎革期间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外交的实态——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鼎革期间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外交的实态——以《燕行
录》为中心的考察
陈波
【期刊名称】《《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年(卷),期】2017(0)2
【摘要】明清鼎革期(1644-1683)是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内部“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也引发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大震荡.通过考察此期间朝鲜使行人员所撰的三十五部“燕行录”,可以看出朝鲜外交工作的重心集中于搜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因应华夷秩序的可能变局,从而最大程度维护地缘安全.但朝鲜士人对清朝毫无认同感,皆以燕都之行为畏途,视清人几如禽兽,公务之外毫无私人情谊,这反映出当时朝鲜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勉力维系但徒存形骸的实态.
【总页数】16页(P302-317)
【作者】陈波
【作者单位】[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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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刁书仁2012-01-31 10:20:48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摘要：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
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索征/朝鲜“别贡”作者简介：刁书仁（1954—），男，吉林怀德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
朝鲜谨守事大之礼，每逢明朝节庆日，皆遣使奉表朝贺，贡献方物。
朝鲜向明朝所贡的方物，分为“常贡”与“别贡”。
“常贡”，通常每年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四次。
而“别贡”，为临时性的，进贡时间与所贡物品不固定，完全取决于明室需要或皇帝本人嗜好等。
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中朝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是沿袭元朝的旧习。
元朝时曾向高丽不时索征处女。
《高丽史》中有许多元向高丽索征处女的记载。
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高丽遣“上将军车信押处女十七人献于元”[1]卷30,《忠烈王世家》。
大德四年（1300）五月，高丽遣上将军高世如元献处女。
七月，高丽国王“诣阙献童女二”[1]卷31,《忠烈王世家》，等等。
元朝索要高丽处女者，有皇帝、太后、诸王、高官等。
至大元年（1308），元遣宦官以太后命选童女[1]卷31,《忠烈王世家》。
大德五年，安西王阿难答“求童女”[1]卷32,《忠烈王世家》。
明清之际的中朝中江关市刍议
明清之际的中朝中江关市刍议靖永坤【摘要】中朝中江关市持续近三百年,在促进双方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明清易代之际的中江关市发展曲折,清军入关前仅举办两次;在入关后,关市的交易物资,开放时间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明确,其发展逐步走向稳定和规范.通过研究明清之际关市的发展历程及趋势,从侧面揭示了中朝关系的时代变化.【期刊名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40)001【总页数】5页(P105-109)【关键词】明清;中江关市;边境贸易【作者】靖永坤【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材料学院,天津 30035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312.34中朝两国自古以来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密切。
中江关市持续时间较长，对促进双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并未将中江关市发展的脉络勾画清楚。
梳理和研究中江关市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研究古代中朝经济，而且对研究当前密切的中朝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中江的地理位置，中朝两国实录中没有详细记载。
《燕行录全集》有记载：“中江亦鸭绿江上游之泒，而其下流又合而为一，故两江之间名曰於赤岛。
有居民，间有把幕为瞭望之所。
每年春秋开市于此。
我以牛只纸盐海参，彼以青布交易，所谓‘中江开市’是也。
”[1]这里，明确指出了中江开市的地点即为朝鲜境内的於赤岛。
中江关市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朝鲜为补充物资，向明朝政府提出了开市的请求，双方在鸭绿江的岛屿上开市交易物资。
后来因关市弊端滋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式关闭。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取得了对辽东地区的实际控制，为了进一步补充经济，后金决定在边境开市，并与朝鲜就关市开放及程序规范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
一、后金与朝鲜中江开市交涉清军入关前，后金与朝鲜共举行了两次中江关市交易，时间分别是崇祯元年（1628）和崇祯四年（1631）。
（一）第一次开市情况为应对占据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并解决国内的粮食饥荒，后金向朝鲜提出边境开市要求。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丁晨楠关键词：信息流通;情报搜集;朝鲜使臣;朝鲜王朝;明鲜关系14世纪中晚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上先后建立起明朝与朝鲜王朝。
两国之间的封贡关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16世纪时迎来新的发展局面，并为“壬辰倭乱”（1592—1598年）时双方得以顺利建立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
两国间的封贡关系如何在16世纪的和平年代里得以深入发展呢？这与双方间频繁的政治互动，尤其与朝鲜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紧密相关。
而朝鲜做到及时获悉明廷的政治动向并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离不开情报搜集活动。
在16世纪前，朝鲜已经通过外交活动、军事秘密活动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对明情报搜集体系。
1同时两国的边疆地区——辽东与平安道地区也在情报传递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从15世纪晚期开始，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在明朝形成，信息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所谓的“朝报”（也称“邸报”“通报”）在明朝士绅社会广泛传播，并成为官员、士大夫以及识字民众了解政局变化的重要读物。
它作为明廷政务公开和议政公开的渠道，能提供可信度极高的政治情报。
3明朝的朝报主要依赖手抄流传，后来也出现了雕版刊刻与活字印刷的朝报。
4总之，获见朝报并非难事，朝报可以说是士绅社会最常见的政治读物之一。
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读物與读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台上与台下、看与被看的关系。
不同地区的读者聚集在此舞台前，他们是观众，但不是被舞台隔绝的沉默观众。
知识分子阅读朝报，往往会对具体事务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参与。
在朝报的传播作用下，朝报的读者们共同思考国家的运作。
1这样的看法的确很有道理，但仅把目光局限于明朝一国，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整个东亚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由信息发布、流通和互动构成的舞台。
如果把朝鲜等朝贡国都纳入考虑范围的话，这个舞台的性质和信息互动的机制，其实远比明朝自身要复杂，也始终在影响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从朝鲜《吏文》管窥明代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和行政效率
从朝鲜《吏文》管窥明代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和行政效率冒志祥【摘要】朝鲜《吏文》是古代朝鲜学习文字时格的范本,《吏文》所选93篇文书与明初的表笺之祸有关.通过对《吏文》文本分析,借助其装叙结构可以清晰展现明初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并进而剖析明初外事工作严肃严谨、文本至上、责事到人、流转规范、运转高效等诸多特点,从中可以管窥明朝构建大国礼治外交体系的作为和努力.【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00)004【总页数】11页(P144-154)【关键词】朝鲜《吏文》;文书;办理流程;行政效率【作者】冒志祥【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829.3/7朝鲜《吏文》[1]是古代朝鲜学习文字时格的范本,全书精选明初外事文书93篇，作为朝鲜官吏学习的教科书。
从朝鲜《吏文》所选文书，可以管窥明初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和明朝外事工作的具体作为。
而文书的装叙结构，又以其独特的魅力，将外事文书办理流程展现出来。
通过解读明初的外事文书文本，可以进一步了解明朝外事工作的相关信息，复原明初外事工作的行政流程，剖析明朝外事工作的行政效率，为更好研究明朝对外交往史提供新的视角。
一、朝鲜《吏文》的编撰与明初表笺之祸(一)朝鲜《吏文》的作用及价值历史上，朝鲜基本遵循明王朝的吏治体系来实施国家治理，同时又要保持与明王朝的君臣关系，这就需要官员熟悉各类明朝吏治文书的格式。
选编《吏文》，使其成为官员学习的范本，是最便捷的方式。
加之明初强调建言格式，《吏文》的选择就成为必然。
根据《吏文》所附《校勘后记》，《吏文》共分四卷(详见附表)，现行《吏文》因各种原因没有第一卷，个中情由还需探究。
从文体学角度看，《吏文》卷二主要是咨、奏、申、呈、照会；卷三主要是咨、奏、呈、题等；卷四主要是榜文。
全书所选各类文体，多是各衙门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告示类文书，是标准的“吏文”。
由于此类吏文少见于各种选本，文书的完整性又极高，文体的某些特色很值得关注。
明代塘报及其特点探析
明代塘报及其特点探析摘要：明代塘报作为明代官方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基层组织逐级向上传播军事情况，并在统治阶层内部发布的信息传播工具。
受其报道内容和传播体制的影响，明代塘报在信源、内容、体裁、发行、传播功能等方面均与明代邸报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报道风格的简洁、直白，通俗易懂，以及真实、准确、及时等特点，使之在当时的新闻传播体系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明代塘报；明代邸报；特点比较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5―0129―05明代的新闻传播沿袭了其前历代的报刊体系，由官报和民间报纸两部分组成。
就官方的新闻传播媒介来说，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作为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但从众多的历史史料中可以发现，“塘报”这一由军事系统内部发行的报纸，也以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的新闻传播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明代塘报的信源、内容、体裁、发行、传播功能等方面作一探讨。
一、明代塘报的来历和性质关于塘报的来历，史学界和新闻传播界学者说法不一，尚无定论。
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最早注意到塘报的存在：“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夫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十六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
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
”但戈先生并未提到塘报的来历与含义，只是一笔带过。
其他观点比如有明代学者朱国祯的“堂一曰塘”之说，认为“塘”近似于“快”、“早”或“迅速”的意思；有台湾新闻学史专家朱传誉“塘是池塘”之说，认为塘由“池塘”之类地名之义延伸而来，到了明代演变成军事组织，即所谓的“塘汛之制”；也有台湾学者曾虚白先生的“与明之驿制有关”之说，认为塘报和提塘报又称堂报，是由“提塘”之类的纯官方传报系统所驿发的文报。
另有众多理解，此不赘述。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作者： 陈志刚
作者机构：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沈阳110031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探索
页码： 240-248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4期
主题词： 朝鲜之役;在朝明军;情报活动;情报互证
摘要：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
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谍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
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基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
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王玉蝶【期刊名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3【摘要】The defending against false records about the clan of Yi Seong gye of Choson Korean is an impor -tant historical event during SinoK-orean relationship ,and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Choson Korean ’ s defending against false records about the clan of Yi Seong gye on the Ming Dynas -ty’s official repair book-Da Ming Huid ian is a more significant part in Sino-Korea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false records about Korea dynasty ancestors clan in Da Ming Huidian,and because of this, Choson Korea started difficult negotiations .After Choson Korea monarchs Danjong , Myeongjong and Seonjo’s efforts,Choson Korean reached the corrections purposes when the Da Ming Huidian was revised on its third time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是中朝两国国交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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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被纳入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后的15-16世纪，明朝与朝 鲜大体维持了和平稳定的关系。虽然在典籍知识上明鲜之间存在不平衡，但 朝鲜可以通过培养一种有利的知识不对称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用其对 明朝的了解来消解在与明朝关系中对其不利的一面。①朝鲜的这种消解不对 称性的努力也出现在两国的外交交涉中，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派往北京的使 团采取多种手段搜集明朝情报，以期在与明交涉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维护 本国利益。
壬辰战争期间，朝鲜通过进入本国的明军了解到塘报在明朝军事指挥系 统中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搜集塘报。当时明军设置了名为摆拨的机构，派 遣摆拨儿、摆拨唐人、摆拨委官等在日军驻扎地区与辽阳、北京等一线进行 侦查与传送塘报的活动，并以这些情报为基础做出军事决策。随后，朝鲜以 丁酉再乱为契机，尝试引入明军的摆拨制度，将其运用在军事通信系统 中。③可以说，通过壬辰战争，朝鲜已经非常清楚明军的摆拨制度与塘报的 用处。同时，由于共同面临日本的威胁，明军将领并没有将朝鲜搜集塘报视 为不妥之举。④
会，1973年影印本，第23册，第583页。 ⑤ 《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初八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第7册，第1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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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
析北京战役与袁崇焕悲剧结局的研究;①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记录的塘 报、题本等文书，探讨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情报流通的研究;②引用毛文龙 塘报介绍“丁卯之役”前后朝鲜对东江情势的关注与对应措施的研究。③可 见，在《朝鲜王朝实录》之外的朝鲜使臣使行记录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本文主要以金尚宪、申悦道、李吃等使臣的塘报搜集活动为基础，分析朝鲜 使臣及朝鲜朝廷如何运用情报对明交涉。
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
丁晨楠
【内容提要】明清鼎革期，朝鲜使臣在面临明廷严格情报管控的情况下 ，仍 然通过玉河馆的胥吏与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官员获取了为数不少的明朝 塘报。这些涵盖大量军事情报的塘报成为朝鲜使臣递交呈文辩诬、朝鲜 朝廷派遣特定使团前往明朝的依据。通过追踪朝鲜使臣的塘报搜集活 动，可以分析朝鲜如何利用塘报来采取对明交涉措施，从而在与明朝不 对称的关系中寻找有利位置。
在明清鼎革的军事动乱期中，名为“塘报”的明朝军事文书尤其受到
① Wang, Sixiang, Co-constructing Empire in Early ChosSn Kore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Diplomacy, 1392 - 1592 (Ph. D. diss. ,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 pp. 1-2.
明廷在辽东统治力量的弱化与建州女真的成长，给17世纪的东亚秩序 带来了巨大变化。明与后金角力的最前线在辽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与安 全，朝鲜不得不对与其相邻的辽东的军事动向多加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含有大量军事情报的塘报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朝鲜的注意。获取明朝塘报并不 容易。随着与后金军事作战的接连失败，明廷强化了管制措施以防情报流 出。⑤但管控措施并没有收到期望的效果，朝鲜使臣通过各种手段，仍然获 取了为数不少的明朝塘报。
2010, 第83 -133页；邱瑞中•崔昌源，「朝鲜使臣李馆笔下的袁崇焕："燕行录”的史料 价值之三」，'■电牙电書壬玛』，25召，2005年，pp. 231 -267。
② 牟邵义：《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信息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1, 第 111-116 页。 ③ 石少颖，「"丁卯之役"前后朝鲜对东江情势的关注与对应」，『司:昔勺毛■討中〒』，51闱，
探讨明鲜关系时提及明朝塘报的已有如下研究：根据1629年朝鲜使臣 李屹留下的《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中记录的明朝朝报、揭帖、塘报等，分
①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第146页。
② 荻原淳平「明淸時代①塘報『田村実造等编田村博士顋寿東洋史論叢』、田村博
士退官記念事業会、1968年、463頁。 ③ 金文子，「情報、通信3|■壬辰倭亂」，『証2衽刃斗冬〒』，22囘，2005年，pp.9-10。 ④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109,宣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首尔：国史编纂委员
一 1627年金尚宪与金地粹的塘报辩诬
虽然明朝制定了防止塘报外流的禁令，但到了明末，朝鲜使臣阅读并抄 录塘报的情况并不鲜见；发生紧急情况时，朝鲜使臣甚至会以所抄录塘报为 依据，向明朝相关部门呈文辩解。1627年三月十三日（阴历，下同），圣节 兼谢恩陈奏使正使金尚宪、书状官金地粹听闻后金军队入侵朝鲜的消息，急 忙向明朝兵部、礼部以及登州巡抚递交呈文，此呈文中便引用了毛文龙的 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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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研究论丛•总第三+七辑（2019年第一辑）
朝鲜的关注。塘报是以上报重要军事情报和紧急军事动态为主的专业性传播 工具，①是一种由身份较低者向身份较高者 ，从遥远边境的最前线按次序向 首都报告军情的文书。②塘报自明朝中后期出现以来，一直是明廷与明军将 领制订军事计划的重要参考。虽然塘报作为明朝内部使用的机密文书被禁止 向外流出，但到了行政与军事秩序松懈的明末，公然抄录并散布塘报的情况 并不少见。
2016 年，pp. 149 -154 0 ④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6,仁祖五年五月六日，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
影印本，第34册，第119页。同样的内容亦可见于〔朝鲜〕金尚宪《兵部呈文》，《韩国 文集丛刊•清阴集》卷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影印点校本，第77册，第 145 - 146页；〔朝鲜〕金地粹《兵部呈文（丁卯三月十三日）呈礼部及登州抚院同》，《韩 国文集丛刊•苔川集》卷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影印点校本，续第21册，第 536 -537 页。
伏闻毛镇搪报（即塘报，笔者注）有云，丽人恨辽民扰害，暗为 导奴奸细，欲害毛镇。噫！此何言也？小邦之失懼于毛镇，不过参、 刀、纸束之微，而常时搆捏，亦已甚矣。至于今日，共受兵祸，军民糜 烂，疆域溃裂，而乘人之厄，反以为幸，张皇虚说，加以不测之名。④
① 邱瑞中：《李馆笔下的袁祟焕及明清北京大战》，《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