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主流媒体在面对伦敦骚乱时其重大立场与政府有着高度的一致

英国主流媒体在面对伦敦骚乱时其重大立场与政府有着高度的一致。这高度的一致不是来源于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而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新闻从业人员在核心价值认同上的高度一致。这使得英国新闻从业者能够在完全没有良心负担的情况下，制造出一些在局外人看来是“权力的附庸”式的新闻。

今年8月6日，伦敦北部发生了持续五天的大骚乱。骚乱在8月9日后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城市。许多人在骚乱中打砸抢，纵火焚烧大楼、民居和汽车，捣毁了警车。英国政府出动了一万六千名警察才将骚乱平息了下来。这是英国近二十五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骚乱。

伦敦骚乱不但给英国带来了超过两亿英镑的财产损失和人员的伤亡，而且给西方政府在世界面前带来了尴尬。多年来，西方政府一直抨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控，但是这一次他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尝到了社交网络的苦头，并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对此加以约束。多年来，他们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骚乱的参加者捧为反体制的英雄，而这次他们却把自己社会中骚乱的参加者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罪犯。多年来，他们指责他国对骚乱的镇压和对骚乱参加者的法律制裁，而这次英国警察一下子就逮捕了三千多人，并对其中一千多人进行了起诉和从严的判决。种种这些都引发了世人的议论。在国内，有人撰文指出西方政客的虚伪——他们攻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理，却同时合理化自己国家对社交网络的控制;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在平息骚乱时所采取的手段要比西方国家平和很多;有人由此称颂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并抨击西方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本文的目的不在支持和反对国内这些文章的观点，但我想引导读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以下我首先扼要介绍一下骚乱发生的一般原因以及伦敦骚乱的具体原因，随后我将对伦敦骚乱中英国官员对骚乱的态度、政府处理骚乱的特点以及英国社会各界对骚乱的反应做出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英国政府在骚乱起始时反应很慢(因为大多数高官都在度假)，虽然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骚乱能迅速地扩散，但是英国政府一旦反应过来，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骚乱熄灭，并且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迅速严判数百名打砸抢犯罪嫌疑人而不引起社会的反感。与其他许多国家对骚乱的处理能力相比，至少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府对伦敦骚乱的处理是很成功的。笔者还提出，英国平息骚乱成功，在于英国政府能在骚乱面前保持强硬的姿态、高度的意见统一和很强的政策自主性，而英国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主流媒体的支持。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骚乱过程中既能和政府紧紧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媒体的舆论导向使得英国公众能迅速地站到了政府的背后，从而改变了英国社交网络的性质，这才是英国政府能迅速熄灭骚乱的关键所在。英国政府能如此迅速地制止一场波及许多城市的大骚乱而不留严重后遗症，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骚乱的原因

大规模的骚乱、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深的表现。当结构性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上自认为处于相似境遇下的人们就会产生共同的不满。如果这些境遇相似的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且社会有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在合法渠道下进行抗争以改变他们的处境，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会朝着有具体诉求的、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如果境遇相似的人既有组织能力又认同某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些人所面对的国家却既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也没有能力对他们的抗争进行有效镇压，

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有可能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如果处于相似境遇下的人们既没有组织能力也没有知识分子给他们提供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所面对的国家却保持着较强的管控能力，那么他们的不满就往往只能以骚乱的形式得以表达。因此，世界上的骚乱虽然形态各异，究其根本原因却很简单。因为需要许多人的参与才能形成，所以骚乱往往发生在人员密集、户外活动频繁的地方。如果在某时某地发生了一个诱发事件(经常是一个谣言)，并且这一诱发事件激发了普遍的不公正感，那么一些在场的人士就会一哄而起。而如果国家控制机器反应缓慢或者是反应不当，事情就会失控，许多与该诱发事件毫不相干的人就会进入其中，通过打砸抢来发泄他们平日里的不满，甚至是通过抢劫来获得平时得不到的财富，于是就有了骚乱。

虽然骚乱都是缘起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在不同国家中这结构性矛盾的性质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就伦敦骚乱来说，作为其起因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而是来自于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非企及结果。任何国家在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其工资水平就会跟着提高，而人们的吃苦精神就必然下降(中国也一样)。这时候，该国的低端产业就会流失到穷国，社会上就会出现高失业率的贫困群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政府为社会提供福利的能力就会降低，这些都构成了伦敦骚乱的背景。但是，英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日本也面临着，而大规模骚乱在日本却十分稀有。这儿我必须提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英殖民地的历史遗产。英国的帝国历史、政治避难和穷人高出生率等等因素给英国带来了数目很大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1983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前，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人只要前往英国本土就自动成为英国公民)。他们是英国高失业率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的多元主义文化又使得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平时这些人靠着国家福利维持着生活，当英国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下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时，这些群体的怨恨和失望就构成了伦敦骚乱产生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但是，伦敦骚乱并不象征着英国的总体性衰落或者说社会矛盾的加剧。设想一下，近十年來我国骚乱事件频有发生，面对一次次骚乱，国内外的一些评论家不是也把这些骚乱看作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大爆发并作出各种预测吗?可是，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与这些唱衰的预测却不怎么相符，使得这些唱衰的言论显得幼稚和偏激。因此我们必须把镜头拉远一些，用比较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伦敦骚乱。

英国政府面对骚乱时的强硬和自信

在伦敦骚乱中，英国政府的表现只可以用强硬两字来形容。英国高官纷纷出场对骚乱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首相卡梅伦断然否定伦敦骚乱是社会抗议的说法。他声称骚乱的参与者都是“是非麻木、道德扭曲和完全缺乏自制的一群人”，并强调这次骚乱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内政大臣梅伊说“严重的无秩序的行为和对公众安全和财产的侵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警察厅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司法部长克拉克认为骚乱的起因在于英国“刑罚制度的松懈”。在统一的意志下，英国政府对骚乱参加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他们不但逮捕了数千人，而且根据政府高官的建议，打破法院原有的判罪准则，对被抓获的骚乱嫌疑犯加以重判。以至于有人因为接受了一双別人给她的在骚乱时抢来的鞋子而被判了刑。首相卡梅伦甚至提出连坐，即一个家庭中如有一人加入了暴乱，全家都得被政府从廉租房中驱赶出去。

如果读者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感受不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英国和中国官员在骚乱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