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与中国崛起(时殷弘)

第八部分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政治

第一章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更与稳定

以300年来全球舞台上最深刻、最剧烈的变革为特征的20世纪，孕育了肯定将大大影响、甚或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面貌及其演进的种种新要素。可以相信，在已经并仍然将主要由飞跃般的科学技术进步、急剧扩大并复杂化的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交往、跨国基本价值取向之增多构成的全球国际体系环境中，变更而非稳定将仍然是新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尤为本质的内涵。然而同样可以相信，稳定和秩序也将构成世界政治中本质性的一大方面。变更和稳定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使21世纪（至少是其前半期）成为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全球国际体系之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在这个过渡时代里，目前的世界欠发达国家仍将面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成熟、政治民主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争取国内外持久和平以及一般反对国际干涉等多方面的艰巨任务。1

就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重大变化趋势来说，其主要的直接缘由，在于各功能领域（尤其非政治的功能领域，即生产、贸易、金融、技术、生态环境、信息和人员流动等等）内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国际和跨国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这造就或促成了三大事态：（1）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增多与其作用的显著增大；（2）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被侵蚀、被削弱的明显趋势；（3）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传统区分的渐趋模糊和局部丧失。互相依赖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最简单地说是指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的交互效应（reciprocal effects）为特征的情势，2这种交互效应主要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益稠密的国际和跨国非政治性交往。稠密的交往并不等于互相依赖，关键的是与这交往关联的制约或代价。互相依赖就是互相制约，就是交往的每一方都需付出受此制约这一代价。3与传统的国际权势政治有所不同，在互相依赖关系中，主要角色不仅有强国，还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之间不仅流行排他的谋利努力和由此而来的激烈竞争，也流行通过国际体制安排、并且由共赢意识促进的政策协调与合作。4随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这既是因为由此急剧发展而来的跨国联系在许多场合凝聚和组织起来，形成自我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1也是因为愈益稠密的国

1在此不谈主要是跨国性质的“非传统威胁”。这里只需指出：非传统威胁使几个世纪来人的现代政治组织方式——民族国家颇为明显地暴露出不适性，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又是世界大多数人民在非传统威胁面前本能地选择的主要依托，而且并非全然缺乏缓解、控制或克服这些危险的实在和潜在能力。

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势与互相依赖》(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波士顿1977年版。

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久负盛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较为通俗地说，各国互相依赖是指即使比较强大和不那么易受伤害的国家也仍然受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态的影响。斯坦利·霍夫曼：“我们在世界上应当干什么？”载于斯蒂芬·斯皮格尔编：《世界政治主要问题》(Stanley Hoffmann, “What Should We Do in the World?” in Stephen L. Spiegel, ed., At Issue: 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 第6版，纽约1991年，第197页。

4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合作与不和》(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51-53, 59-64页。

1奥林·扬格：“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载于詹姆斯·罗兹诺等人编：《国际政治分析》(Oran Young, “Th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t al., ed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72年

际联系和愈益多样的国际任务造成了越来越多地建立国际（政府际）组织的需要。概而言之，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大多反映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无法较充分地“呼应、处理或压制变化着的大众要求”，2这“大众要求”按照一种论说，涉及四大功能领域：（1）物质保护（physical protection），即安全；（2）经济的发展和调控；（3）其余公共利益；（4）群体地位（group statues），即基于种族、民族、宗教、阶级、党派、职业团体等等的群体认同之集合象征。3可归纳为五类形态4的许许多多非国家行为体分别在这四大功能领域内活动。与此同时，以各种具体形态和方式，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互相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合作，以求实现共同的或互补的目标。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各自在各个功能领域的存在和活动构成了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the 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在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显著超过先前的重要作用。5

随着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活动领域和作用三方面的迅速增长，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势必受到愈益广泛、愈益深入的侵蚀，而本来就缺乏成熟和真正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广大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问题首先在于，大量跨国经济、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类活动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许许多多是国家主权实际上难以或根本无法控制的。“世界社会”理论家约翰·伯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做出断言说，不管国界有什么意义，它们已经并仍在被愈益增长的跨国交往大大减小。6其次，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及其影响高度复杂化和跨国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性问题，其解决往往超出民族国家（特别是单个民族国家）的能力所及，后者的权威及其所得的忠诚难免相应减小。第三，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想鉴于世界政治的有关变化，连同美国与跨国资本的利益要求，热烈提倡主权过时论，其广泛影响使之有如所谓自现预言，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最后，国际规范在20世纪发生的有关重大变化起了同样的作用。

然而，现代国际体系由来已久的基本性质尽管有其重大的变化趋势，但在目前大致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里，它们仍将保持本质上的基本稳定，即领土性的主权国家是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协调、合作构成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领土国家及其主权过时论的依据，多半出自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片面描述和片面解释，或者说出自当代自由国际主义的一厢情愿和过度乐观。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其前景的不仅有经济、技术因素，还有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国家政府关于跨国经济活动的政策。对经济一体化，这项政治因素可以是促进性的，也可以是阻滞性的。但无论如何，具体的考察表明，政府的政策决定国际自由经济原则将运用得有多广泛，因而决定民族国家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7国家主权即使在它被不少人认为是日薄西山的国际经济领域依然如此有力，如此重要，再加上经济一体化还包括劳动力的绝对自由流动，因而无国界的世界经济远未接近实现。1

版，第132页。

2理查德·曼斯巴赫等人：“走向全球政治的一种新的概念化”，载于菲尔·威廉斯等人合编：《国际关系经典读物》(Edward L. Mo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Policies,”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1994年版，第158页。

3同上，第158-159页。

4即政府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有直接国际联系或从事分离主义行为的地方性权力实体、有直接国际联系的国内民间组织、能大致自主地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国际”个人。

5同上，第158-163页。又见雷蒙德·霍普金斯和理查德·曼斯巴赫：《国际政治结构和过程》(Raymond F. Hopkins and Richard Mansbach,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73年版，第128页。6约翰·伯顿：《体系、国家、外交和规则》(John Burton, Systems,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纽约1968年版，第10页。

7戴维·亨德森：“国际经济一体化：进步、前景和含义”(David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gres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第68卷（1992年10月），第636-641页。引语见第633页。

1“鉴于潜在（国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性质，对移民的严格控制将继续下去。在这方面，一个没有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