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崔守军

【内容提要】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西方媒体对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传播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屡遭“误读”而“失真”。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现实”与西方媒体的“妖魔建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从“防御型国际传播模式”到“主动型国际传播模式”的逐渐转换，有助于积极建构“和平发展”的整体国家形象。

【关键词】国际传播 逻辑困境 国家形象 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中华民族取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进步，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的国家形象滞后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西方300多年的历史发展相比，新中国6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而取得，代表着世界的进步，然而西方媒体“误读”甚至歪曲、丑化中国形象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中国的国际传播处于一种逻辑困境之中，中国议题屡遭“泛政治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失真”。打破这种逻辑困境，需要我们转换国际传播的模式予以积极应对。本文将对中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模式进行检视。

一、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高，政治安定，社会平稳，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行动中，中国政府展现出强大政府效能，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让人感到震撼。随后中国又圆满成功地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彰显出我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中国的GDP总量或将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额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也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跃升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主导力量，成为引导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中国成为“G20峰会”的重要参加国，相继参加了“G20”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华盛顿峰会并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充分表明我国正日益参与到全球经济、政治事务的决策中。中国的发展壮大，已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当前展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同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相比还不匹配。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偏见并未随着中国社会面貌的迅速发展而改变。当前中国与西方在“3T”问题（Trade、Taiwan、Tibet，经贸问题、台湾问题、涉藏问题）上有冲突加深的迹象。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屡遭西方舆论的指责，有关中国的议题屡遭西方的“泛政治化”传播，中国在部分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负面、刻板的形象制约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相互融合。

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①以经贸问题中的人民币汇率为例，西方学者、媒体和政府之间相互配合，采用经贸问题“政治化”、“情绪化”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压。2009年12月31日，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标题为“中国的新年”的文章，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升值，利用人民币汇率剥削整个世界。②随后英国《金融时报》等主流西方媒体也纷纷登出头版文章，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主流媒体的鼓噪之下，美国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试图迫使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

③欧洲媒体与美国媒体遥相呼应，认为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扩大出口拉

① 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环球时报》，2008年3月23日。

②Paul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st, 2009. /2010/01/01/opinion/01krugman.html. 访问日期2010年3月25日。

③刘洪、刘丽娜：“美国130位议员诬我‘汇率操纵国’”，《文汇报》，2010年3月18日。

动，进而降低了自己的失业率，让欧洲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西方媒体和政府之间的“无缝连接”、相互配合，导致欧美民众认为金融海啸导致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中国“操纵汇率”造成的，这显然是“妖魔化”中国的一种险恶的政治和传播手段。实际上，中美、中欧之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汇率问题，逼迫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问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0年3月16日发布的一项政策简报也认为，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责任完全归于一个国家及其货币政策是没有道理的。①

再如，近来西方主流舆论又提出所谓的“中国傲慢论”，认为中国借较少受金融危机影响之优势，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在外交上开始奉行强硬路线，譬如对美国对台军售坚决予以回击、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等。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今年3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指责中国变得“傲慢”、“过于自信”，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如何制裁违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承诺的伊朗时也采取消极态度。②事实上，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从未改变。

在西方舆论中，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倾向仍是西方媒体狙击中国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除了传统的“3T”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美国的巨额双赤字、欧洲的高失业率、伊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都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政治性议题”。细心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问题都是西方把许多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统统归咎为中国的罪过，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在西方舆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情绪，那就是既无法回避中国崛起的事实，又不愿相信中国真的崛起了。处在这种复杂倾向之中的西方舆论，更愿选择在思想上依然固守西方中心意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外交战略进行抨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论调是这种复杂

①新华社：“联合国贸发会议驳斥主张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论调”，2010年3月17日，/fortune/2010-03/17/content_13187081.htm，访问日期2010年3月28日。

②约瑟夫·奈：“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联合早报》，2010年03月12日，

/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0312.shtml，访问日期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