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

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一、贬官者的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

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

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

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

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

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

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

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

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

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

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

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

这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

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

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

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

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贾谊被贬，作《吊屈》、《鵩鸟》诸赋；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莫不是愤激之作也。

江淹《恨赋》写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

迁客海上，流戍陇阴。

此人但闻悲风泪起。

血下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烟沉”。

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

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

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

与之相对应的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

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陶渊明醉心田园诗，要心有所往也。

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

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

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

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

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

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

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

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

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为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

贬官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愁、忧患、忧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

自古士悲秋，由于读书多，考虑的问题多，士人心中的积虑也多。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

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

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

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

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务此。

[1]（第484页）刘禹锡亦尝自叙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

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

[2]（第182页）二、贬官者的文学特征儒道两家对文学产生最终根源的看法上侧重点不同，一在人心，一在自然之道，但都承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之结果。

贬官士人官场受挫促使其心态发生了诸多变化，则必然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上。

贬官士人在残酷的现实中仕途坎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报任安书》）贬官文学作为贬官士人超越苦难、解脱失意的载体，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来看，都有其自己的特征。

从思想上来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残酷的现实相对应的是贬官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溶进骨子里的的理想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就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

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表现为文学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字里行间流露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

如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如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白居易闻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

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不过借酒浇愁，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

与贬官士人愤激的心态相对应，贬官文学常常跃动着一种怨愤郁躁的情绪。

由于被贬谪者大多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郁悱积于中，哀怨形于外，故见诸文字，发为歌诗。

士人怀有极强的用世之心，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曲折艰辛的入仕经历和贬谪的遭遇加剧了他们心理的冲突，在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场失意、功名事业未竟的失望、迷茫与悲愤。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范仲淹有《剔银灯》咏史，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

贬官文学多有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

贬官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面对的是艰苦的旅途、荒凉的一与，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对此，三国吴因触怒孙权被贬到交州（今越南河内）的虞翻云：“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见《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诗歌自然成为发泄内心痛苦愤懑的最好工具。

贬官士人旅况的艰辛、漂泊天涯的苦楚必然表现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导致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

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

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

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

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

”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士人的创作总是必然地受到生活积累和地位处境等主客观条件影响制约的。

贬官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官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谁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甫弃官前在贬花州（即华州）途中也发出了翩翩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浩叹！是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又怎能不发出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我乡的感伤？落魄的遭际、现实的难堪使得贬官文学中多醉眼朦胧的饮者和梦游人形象。

落魄的士人醉酒和咏酒，借酒抒怀作不平之鸣，自有其心理的、精神的需要。

饮酒于他们乃是壮志未酬的愤慨，心中无限哀愁的发泄。

清醒时，致身通显的心理期待与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多的思索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表现为贬官文学中的多梦现象：当升官梦伴着清官梦一起破灭的时候，他们感慨于南柯一梦，咀嚼着庄周蝴蝶梦，更多的人又做起了陶渊明的桃源梦。

备受艰苦如屈原者唱世人皆醉吾独醒，屡受磨难如苏轼者浩然长叹人生如梦。

从艺术上来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贬官文学多有文学样式的创新。

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

而贬谪的经历，是他们的生活下跌到民间，无案牍之劳形的贬官士人，渐次摆脱名利等各种杂念的影响，能够更为充分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诗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诗，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