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管理人本化的哲学之思

高校管理人本化的哲学之思
以人为本是高校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

高校管理人本化何以可能，需要立足哲学高度进行形而上沉思。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高校管理人本化是高校管理者通过制度创新满足教师和学生不同层次需求的过程，是高校成员坚守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实践品格。

标签：高校管理；人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21世纪，人类迎来了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时代，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从而引发了高等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进而对高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重点大学，还是地方院校，正掀起一场高校管理人本化的改革浪潮。

以人为本成为高校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

但是，“高校管理人本化”究竟是什么，“高校管理人本化”究竟何以可能，这些都不是意义自明的问题，需要从哲学高度进行解读。

关于“高校管理人本化”的哲学内涵，我们可以从四个“关键词”进行解读。

一、“高校管理人本化”是以什么“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

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髓和终极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人为本”，是以现实的、具体的人为中心和出发点来考察人及其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66—67。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1]71—72。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个体为本，就是以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为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观启示我们，在高校管理活动中，也要以“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个体为本。

高校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专门从事人才培养的重要社会结构单元。

高校的根本职能是育人，是人才培养。

育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涉及管理者、服务者、教师、学生四类现实个体。

用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指导高校管理，必须坚持“办学必须以教师为本，教学必须以学生为本”，教师和学生是高校生存之本。

一方面，必须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

其一，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高校是“育人”服务的提供者。

按市场法则，“学生是上帝”。

其二，我国高等教育又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伟大事业。

现在的培养对象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其三，学生又是高校育人过程中有自主能力的参与者。

无论在何意义上，学生都是学校的主人。

确立学生的主人地位、培植主人翁意识，对于高校管理和育人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教师的主体地位。

这源于教师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其一，教师在育人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韩愈曾指出：“人非生而知之”、“古之学者必有师”，并强调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主要作用。

其二，教师在开展科学研究中也起着主导作用。

一所高等学校，不可能没有教学，也不能没有科学研
究。

而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教师进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师，就没有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

其三，教师在文明传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推动作用。

教师把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生产劳动经验、科技文化知识以及一定的思想观点、行为规范传授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能接替老一辈的工作，能创造性地拓展事业，进一步延续社会的发展。

此外，教师在服务社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教师的上述作用，高校管理必须坚持教师的主体地位。

基于学生在高校育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教师在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高校管理人本化”不能以管理者为本，而应以教师和学生为本。

二、“高校管理人本化”是以人的“什么”为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

“人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2]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3]118利益根源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4]688正是在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过程中产生了利益，利益是以需要为基础的。

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当然，人的需要是发展的，因而人的利益诉求也是多元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观启示我们，在高校管理活动中，也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高校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教师和学生。

高校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教师和学生的基本需求和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高校管理成功的前提在于，全面把握、正确对待和充分满足教师和学生不同层次的需求和“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三大类型。

一是“低级需要”，也就是生理需要、物质需要；二是“中级需要”，也就是社会需要；三是“高级需要”，也就是精神需要。

马斯洛还发现不同等级需要有强弱先后规律：需要越低级便越强烈，因而便越优先；越高级便越淡泊，因而也就越往后置。

高级需要是低级需要满足的结果。

对学生而言，满足物质需要，包括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和学习服务，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满足其生存需要。

满足学生的社会需要，既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社团、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让学生在校园内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还要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专业技能，成就自己的事业，获得社会尊重，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满足学生的精神需要，既要因材施教，培养和保护学生的正当兴趣和爱好，张扬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也要对学生进行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并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

对教师而言，满足教师的物质需要，就是改善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提高教师的待遇，让教师安居乐业。

满足教师的社会需要，就要给教师提供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创造条件让教师得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明传承诸方面做出成绩，让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让他们获得应有的精神尊重和社会地位，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

满足教师的精神需要，就是要创造平等、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宽松和谐的人际氛围，让教师在人际交往中获得轻松愉悦和精神满足；同
时，创造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提高的氛围，提供学术自由的环境，让教师获得能够充分发展智慧、完善德行的动力和空间，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1]78—79。

基于人的行为的需求驱动性和利益关联性，“高校管理人本化”要以教师和学生不同层次的需求和“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高校管理人本化”是“什么人”以人为本？
“什么人”以人为本的问题，实质上是探讨“以人为本”的实践主体问题。

“以人为本”的实践主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广义上讲，人人都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主体，人人都应该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所以，以人为本的主体首先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能只是其中的某些人、某些阶层。

而且，也只有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地认同、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才能凝聚起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合力，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成为一种价值尺度，成为一种实践品格[4]688。

从狭义上讲，“以人为本”的实践主体是执政党，是执政党向自己提出的理性要求和向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这要求执政者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主体观启示我们，在高校管理活动中，人人都应该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管理者尤其要自觉地坚持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一方面，学校所有成员包括党政管理者、专业教师、学生管理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学生都要真正地尊重人、关爱人，让尊重和关爱他人熔铸成一种品格、一种习惯并积淀成一种大学文化。

另一方面，学校的各级管理者和服务者尤其是党政管理者要真正尊重、关爱教师和学生。

基于高校管理实践主体的多元性，“高校管理人本化”要求所有学校成员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特别要求学校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要学会真正尊重、关爱教师和学生，并将“以人为本”熔铸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尺度、一种实践品格、一种大学文化。

四、“高校管理人本化”是如何实现人本“化”？
“以人为本”，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命题。

“以人为本”如何从一种理念转变为一种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宏大视野，揭示了制度创新和制度选择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制度条件下，人是“无个性”状态，是“原始丰富性的人”，统治者是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人不可能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建立在社会分工、普遍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尽管从原始依赖中独立的个人彼此承认独立、自由、平等，彼此承认劳动成果，彼此满足契约自由的交易条件，并将这些原则上升为国家制度，但是统治者是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人的本质出现了异化；只有建立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社会财富基础上的、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实质正义为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以人文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人民群众内部微观视野，揭示了制度创新和制度选择对人们交往行为的激励意义和规约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利益需求是制度的逻辑起点，因而制度创新和选择的要义就在于通过满足人的利益需求来激励人们的交互行为。

马克思还特别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功能，他认为，对于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种必须遵守的秩序和规范，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任何人不得违
反，否则就得付出代价；正是通过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才使社会系统保持着某种秩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功能，邓小平形象地表述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29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制度创新观启示我们，在高校管理活动中，应该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功能。

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尤其是党政干部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教师、学生、其他管理者和服务者的激励。

哈佛大学威廉·詹姆士在其员工激励的研究里发现，按时计酬的员工只发挥其能力的20%—30%，便可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不被开除；假如给员工以充分鼓励，他们的能力就可发挥到80%—90%，这里提高的60%就是激励所开发的动力。

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也表明，人的工作绩效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激励水平的高低。

由此，制度化的激励在调动教职工积极性中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另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尤其是党政干部要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教师、学生、其他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规范。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构成要素至少包括三项。

第一，它具体体现为一种行为规则，指示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这意味着，制度之于人，就像铁轨之于列车，能够对列车的行动路线进行有效的规范。

第二，它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抑制机会主义的行为，以此促成人的行为的可预见性——这也类似于铁轨，始终约束着列车在轨道上运行，不能在轨道之外的其他地方随意运动。

第三，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还要有惩罚措施。

这三个要素，既是一项制度得以成立的条件，同时也是一项制度能够产生实际效益的条件。

可见，制度化的约束在规范教职工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功能，“高校管理人本化”要求管理者注重建章立制和制度创新，惟其如此，“以人为本”才能从一种理念转变为一种行动和现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