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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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韩狄明陈彬
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5年第01期
从党组织对梅陇三村“绿主妇”自治组织的培育到“绿主妇”走向自治历程的经验有三点。
一是要找准社区自治的切入点,要有“达人”相助和能干事、会干事、干好事、政治敏锐的领头人,要有党组织的推动、引导和支持。
地上没有一片纸屑,只要见到落地的垃圾,梅陇三村的大多数居民会随时捡起来,这四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主干道就像景观道,美观整齐有序。
这个20世纪90年代初建造的老小区,原来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大家都叫它垃圾三村。居民的心情自然不会好,埋怨、吵架是常有的事。环境会影响人的情绪。居委会人手少事务多,在巨大的压力下一直寻求突破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希望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改变小区面貌。
尚艳华是2007年调到梅陇三村的,当社区工作逐步理顺后,想找突破口,但居委开展活动时总是那30多张老面孔,觉得社区应聚聚人气,又不知用什么样的活动或平台能吸引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来了一位“环保达人”,尚艳华是这样称呼她的,她叫姜玫瑰,她希望居委会能配合其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活动,当时尚艳华连问她两个问题:垃圾减量要不要居委会投入?要不要居民投入?她回答不要,只要召集人来由她培训。尚艳华召集了10位阿姨,自己也坐着听,随时把关。经姜玫瑰18分钟的环保演说,她说:“上海每天产生的垃圾相当于一个金茂大厦,每天要将一个金茂大厦埋到上海的地下,污染地下水,然后又通过水循环进入我们的人体,垃圾扬尘通过空气进入我们人体……”真的将10位阿姨鼓动起来了。姜玫瑰第二天一早又来了,给10位阿姨穿上绿色环保马甲,把废旧软硬塑料外包装、牛奶盒、利乐包吊在靠墙的绳索上,在三村里搞宣传鼓动,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并对其中的积极分子发放零废积分卡,不到一个月,就形成了300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队伍。还有坐轮椅来交塑料垃圾的老人。姜玫瑰以后每天都来指导搜集废弃物,帮助联系热心公益的企业,还联系上了北京的一家环保公益组织。居然把一个完整的链条做成了。就这样连续宣传鼓动干了三个月后,就变成了常规化活动了。现在已经成了小区居民的习惯了。“绿主妇”自治组织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上热心公益的模范达人是有的,看我们能不能发现,给不给机会,能不能给他们空间和平台。尚艳华讲起环保达人姜玫瑰时充满了感激之情。今天梅陇三村和尚艳华本人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尚艳华却用感恩的心情将功劳归于这位无私的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姜阿姨。尚艳华并没有讲自己做了多少,讲的全是别人做了多少。把功劳都推给别人,把不足都揽在自己身上。尚艳华之所以能做成事同她的气度,政治上的敏锐,具有凝聚力的人格特征有关的。
如果你同尚艳华一同进小区,就可以发现她是一个有人气的引路人,面走来的居民见到尚艳华一口一声尚书记,那些老和小的姐妹们会搂着尚艳华的脖子,耳语几句,讲些悄悄话;有的老远就扬起手大声喊一声“书记——”,那亲切劲,是很少见的。老百姓就是看结果的,你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带来清新的环境,带来和睦的邻里,就认可你,感谢你。像尚艳华这样的社区党的干部是受居民拥戴的。这样的人才有机会,有这样宽容得道的人,达人才会相助,有这样的人,街道才把重担和机会一起给她。这样的人才得道多助。现在已经有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广州传递希望慈善策划基金会、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等13家社会组织支持梅陇三村的绿主妇自治组织。
群众自治组织,是社会体制改革后政府转移职能的主要承载者。其健康发育关系到社会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
随着机关事业单位改制的深入,政府会把大量公共事务剥离出去,需要由社会组织来无缝隙地承接必须转移的事务,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对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将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创新社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矛盾丛生的大量社会问题,必须有社会的广泛动员和群众自下而上的主体性参与,政府改革的深化与职能转变也需要有更多各类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社区中有大量休眠的社会力量等待唤醒。梅陇三村以居民的需求和兴趣作为开展自治工作的切入点,以此来凝聚和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适时培育成小区居民的群众自治组织的做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循序而进,是颇有启示的。
这里我们看到既有小区居民的自发行动,又有党组织的推动和引导,起到一个培育者的作用。201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社区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应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居委会对社区社会组织应是培育、指导、协助、监督的关系;在此前提之下,寻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并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运作、活动场地方面提供指导与帮助。
当前上海一些小区的的公众参与制度虽然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没有同资金安排等要素相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众参与行为的边缘化地位。常常会遭遇“空转”的境遇。(陆晓春李友梅《激发社会活力需要推动公共性生产》2015-01-18)而三村的自治组织有好的活动计划和项目,只要能起到配合社区需要、团结居民的作用,党总支就争取街道的支持。“绿主妇”自治组织开展活动需要场地,如议事会、编结组、调解室、种植园等都需要活动场地,“绿主妇”自治组织活动的场地是伴随其成长壮大一起扩展起来的。街道办是果断出手给予帮助的。街道办的经费中有部分是被安排用于构建和谐社区,只要是有利于社区居民的活动,他们是乐意提供支持的。随着活动的发展,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适时指导和推动,为“绿主妇”提供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和有关设备。还得到了市妇联的项目支持。党总支是有超前意识的。上海各
区从2015年元月始,区财政则每年给每个居委会下拨与居民自治相关工作经费为居民自治提供必要的财力和设施保障。
二是要维护好退休人员这一小区自治的人力资源宝库。
梅陇三村议事会的会长是一个退休的劳动妇女,议事会是退了休的10个劳动妇女挑起来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三村的自治小组开展垃圾减量回收活动。居民逐步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喝完的牛奶盒,用水清洗一下,再晾干、压平;到餐馆吃饭,不忘将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餐盒统统带回;低碳环保成为居民茶余饭后的共同话题。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既利社会又利个人,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可以克服退休后容易产生的空虚和失落感,维持较好的精神状态和一定的活动水平,防止边缘化。“绿主妇”们没有退休前大多是劳动妇女,一肩挑着工作担子,一肩挑着家庭担子,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双肩挑担,虽然辛苦,却也平衡。退休以后,如果整天关在门里边,工作圈子没有了,社交圈小了,精神上有点空落落的感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上的空档总是要去填补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
每个个体不自觉地追求精神满足,这种无目标无方向的精神追求就好比车行在马路上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的引导,就容易造成个体之间的碰撞,摩擦,成为负能量。如果有党组织的引导,众人的精神需求就会集聚起来朝着一个方向,转化为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公益发展,有益社会和谐。还有利于老人的健康。
退休人员为社会尽义务,从事管理、学习,看报、读书,与人交換意见,都必须用脑、用嘴、用腿。退休后无所事事,人脑中许多神经细胞处于休眠状态,通过常用脑来促进脑功能的恢复,改善记忆,对预防老年性痴呆都是很有帮助的。退休后闭门闲坐,讲话的人少了,嘴用少了,性格就会渐渐地变得孤僻,遇到矛盾容易发怒、生气。孤独是老年人的大忌,出来做事,用嘴多了,交流多了,心情会变得开朗。退休后宅在家里,活动少了,腿脚渐渐迈不开了,人老腿先老,腿疾先出来了,出来做事,腿就活动开了。老年人在做公益的同时提高自我的身心健康水平,被社会学专家称之为“自我福利”。
一般来说,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解决后,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相对变小,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随之彰显,很多人希望通过参加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发挥主体性和能创性,从中享受到充实感和成就感。这种心理收益贯穿于志愿服务的全过程,而不仅仅表现于志愿服务的结果,甚至可以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的理想境界”。节省开支是直接看得到的,而节省医疗费用是间接的、潜在的。
退休后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活动一下腿脚,特别是重新寻找一个社交圈,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归属是每个人的需求。梅陇的做法也凸现了社区养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