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散文的现代性

第32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7月 Vol. 32 No. 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10 ────────── 收稿日期：2009-12-31

作者简介：唐晓莉（1970-），女，宁夏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宁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

学、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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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散文的现代性

唐晓莉

（宁夏大学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现代性不仅包括“社会现代性”，是时间性质的一种命名，还包括“审美现代性”，是人类思想价值的一种基本类型。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激活了五四文学中的小传统，创造了日常现代性的基本形态，完成了散文现代性话语转换。她的全部作品，有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它既蕴含了生活中的美，也涵盖了生活中的丑。后人标榜的现代与后现代派，在她那里都可以寻到踪影。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 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4-0030-03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rnity of Zhang Ailing’s Prose

TANG Xiao-li

(School of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Nationaliti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includes not only “social modernity” which is to give a name considering the aspect of history, but also “aesthetic modernity” which is a basic type of human thought. Zhang Ailing’s prose writing started a literary tradition for literature created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coined a basic pattern of secular modernity and completed the conversion of modernity discourse of prose. Her prose bears a life attitude, covering both beauty and ugliness in our life. Traces of both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promoted by later writers and critics can be found from her works.

Key words: Zhang Ailing; prose; modernity

较多的研究性文章注意到了张爱玲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和内容的世俗化特点，但很少有研究者研讨其散文的现代性。西方在上世纪完成了散文现代性话语转换。张爱玲在中国的20世纪40年代在这方面是个成功的典范。“现代性”是一个描述和界定现代社会历史形态、文化特质和精神体验的总体性概念。“从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现代主体的生存模式中”[1,p14]，我们可以划分出与“现代性”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1,p14-18]。回归到文学领域，植根于“现代性”两层维度，“文学现代性”亦应该包括“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现代性”更多关注的是“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着眼于“宏大叙事”。而“审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则关注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现代性”关注社会制度层面不同，“审美现代

性”更看重人的处境，对他们而言，“现代性”的来临不单单是社会组织的转变、社会环境的更新，根本上是人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体验的转变，更多的是人对客观世界改变的主观感受。首先，张爱玲散文的现代性就属于“审美现代性”的层面。正如文字所展示给我们的，张爱玲散文所写的大多是些俗人俗事、俗物俗趣，关注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不过，我们要看到，尽管张爱玲把笔触伸向世俗生活，却没有仅仅停留于生活的表层，而是凭借着自己独具的慧眼，透过外在现象的遮蔽深入生活的内里，道出了人所不能之言，这是其散文现代性的特殊之处。其次，在她优秀的篇章里，通过大家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琐事和出人意料的大胆夸张，对世界做了无情的剖析，打破了世俗的“丑美”界限，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突出的标志审丑意识，无疑是对其小说揭示世界隐秘的有益补充。再次，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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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散文既写丰富而广泛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又对日常生活进行形而上的透视,并将之升华为对传统理想价值观的解构。这种解构无疑也是其散文现代性的一个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世俗实用的眼光来消解文学艺术的诗性与神性，消解历史、圣人、英雄的崇高神圣以及消解有关女性的神话等三方面。

一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她这样看待历史与传统：“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有口头禅的性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警的断句，两三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作者把历史等同于“公众的回忆”，把中国的“经典”与“传统”还原为日常俗语。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又让她把“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总结为“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等日常话题。其散文纵有历史事件的“记忆”，也是随其生活遭遇而进入文本的，作者借它还原的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原生态，如《烬余录》通过那些伤员和看护，既揭示了芸芸众生的自私本性，同时又表达了对世俗人性的深深宽悯。在作者眼中，英雄也是凡俗的，甚至是自私的。她认为宣扬世人景仰的英雄薛平贵的《红鬃烈马》就体察入微地展现了男性的自私。为了自己的事业他用贫穷和寂寞将夫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作践完。她对这样一个不甚体谅女人的人竟被写成一个好人(英雄)愤愤不平。作者以回到“现实生活原生态”的思维来看待审视周围的一切，她也是这样来反观薛平贵的生存价值的，她认为其人生意义应该在于与妻子耳鬓厮磨地朝夕相处。她这样评价《空城计》里为老将军们绝对信仰的古今中外罕见的完人诸葛亮：为先帝的一点知遇之恩将胡子忙白，离开卧龙岗为别人争天下是愚蠢的，不值得的。英雄的事迹和男性的事业，包括让他们一显身手的战争,都被她质疑：男性“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2,p34]。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显示“英雄”与“正义”，不如说是有机会刮去一点文明的浮皮，让人们看见其下可怜男女的真性情。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也说:“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的，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这样，英雄和普通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不仅如此，有关人的神性的童话也被作者彻底消解。在《气短情长及其他》中，作者在对孔孟这样的先贤理解同情之中不无戏谑嘲弄。她写阳台的破竹帘上挂着一块污旧布条，“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尤其像孟子”，灰头土脸，在风雨中不停地左右作揖，能言善辩，既世事洞明，又人情练达，

就是不能使自己的道理畅行天下。在张爱玲眼里，可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崇高的，她绝不赋予任何人、任何事物以超越平凡的优越感，包括道德也是“不彻底的”，极容易获得的。只要不将灰土直接扫到楼下阳台去，“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的圆光”[2,p40-41]。

二

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没有一般文人写理想的崇高和伟大，没有对生命的讴歌和赞美，没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人类所谓的“崇高”和“文明”被消解了。在她的笔下，没有母爱的伟大，没有爱情的忠贞，没有战争中的英雄，没有生命的意义。首先，张爱玲对于“母亲”形象的解构离不开她自身创作的心理机制。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只是一个称谓，是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事物，她的亲生母亲几次留洋，她只是固执地看着而不挽留。生母也只能说:“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3]张爱玲的两位继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张爱玲颠覆传统“母亲”形象更为激烈的推助者。她无从获得母爱，也无法尝试做母亲的滋味，对于母亲或许只是在瞬间领悟之后心中那一股幽幽的痛。所以张爱玲在处理“母亲”的角色时，可以说是用“冷漠”一词来一言蔽之。其次，张爱玲是遗老与新生氛围之中的一个综合体，她想借助一个更好的窗口来诊释传统的男权社会，“母亲”的形象对她来说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衣钵。再次，“母亲”在张爱玲的笔下形象是狰狞的，与传统母亲形象相较而言具有强烈的反差，可以以此形象来完结现代对于传统美好事物真实形象的一个回归。因此张爱玲自己都说:“母亲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亲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

散文与时代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同步的，这也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六朝“风骨”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当代散文概莫能外，张爱玲既继承这传统，又有富于现代性特征的个体参悟。作为港战的亲历者，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她力图揭示战争环境中原生形态的生存际遇，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在她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关于人性的近似于定义性的阐析。如“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烬余录》)“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什么，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到底是上海人》)“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标准表示不满。”(《造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大彻大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