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的长篇

浅议老舍的长篇

老舍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题记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可以明确地划定在1927至1928年，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过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到1926至1927年间的大革命及其失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波动和变化，恐怕是要大过于辛亥革命。由于这一整个历程是和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相伴相行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沉寂时间里，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后，以新时代的眼光思考着一整段历程，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长篇小说是新时代作家所能提供的思考

的产物。

矛盾在评论《倪焕之》（叶圣陶截稿于1928年）的时候，阐述了他对于这一新型长篇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时代性”，它具备两个要义，即：一是时代给于人类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为了表现这种“时代性”，小说家必须抛弃五四时期的“即兴”和“灵感”，而要以“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等条例，努力做小说。

和矛盾、叶圣陶他们相比，老舍长篇小说的创造道路是非常“不典型”的。

在1925至1926年，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老舍完成了他的前两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因为这个时段（1924-1930）一直生活在国外，老舍没能亲身经历或者感受五卅惨案和大革命的

大事件。推前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虽然在北京，却忙着教书和当小学校长，他必须赚钱养家，他自称“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个时段的老舍，是在五四运动所及其的潮流之外独自发展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察和批评也是模糊、片面的，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思想也是相当不成熟的。在这两部小说中，老舍透出了运用改良主义来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意愿，这源于他没有实际接触中国社会，不了解国内政治环境。总的说来，尽管老舍的思想没有和当时的潮流合拍，但“在老舍先生的嬉笑怒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受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挚爱和热望。”（矛盾评《赵子曰》）。所以，处于文化思潮中的人们还是把老舍当做同道中人的。

1930年，老舍结束了他六年的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生涯，回到祖国。在真切感受到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态以及人民群众的疾苦生活后，老舍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不得不承认他在英国时期所写的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6年）、《二马》（1929年））所持的改良主义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老舍的思想意识也开始向积极方面符合时代潮流的，开始渐渐接受革命；同时，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完整、具有个人特色的观点。于是，《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4年）诞生了。

《猫城记》以寓言的形式揭露就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的民族

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老舍以小说中的猫人影射中国人，而猫人最终灭绝，给我们描绘了当时政治环境下中华民族的前途，即在被奴役中走向灭亡，；《离婚》向我们描述一幅二三十年代旧北平的风俗画，写的是离婚，却没有人真正离婚，“凑合”着过成了所有夫妻解决矛盾的共同方式，反映了初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的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困境，他们困顿于中国传统文化规定的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最终走向不幸甚至覆灭；《牛天赐传》以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反映了全中国，“天赐”源于牛氏夫妇捡到这个孩子，以为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说法，整篇小说的书胆儿是牛天禧，然而一个小孩子是没有什么思想、意志和行为的，故虽写小孩儿是明，但实际上却的是天赐生活周围的大人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社会。整篇小说在让读者笑不拢嘴的同时，以辛辣的讽刺、无情的嘲笑、冷静的剖析和深切的同情，给予旧社会的的薄弱处和最痛点极其准确毫不留情的攻击，揭示了过去黑暗社会的不合理性，表达了应该彻底埋葬违反天理的社会伦理的愿望。

紧接着，在1936年，老舍先生有创作了《骆驼祥子》，不同与之前的狄更斯写作技巧或者幽默嬉笑的风格，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心情显得越发沉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不难想象，从1930年回国，历经六年，老舍先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当时的中国社会，看到了越来越到的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状态，同时祖国也在炮火中满目疮痍，面对此情此景，老舍先生心情不免沉重。整部小说

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地概括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惨一生。热情选择了祥子原来具有的善良朴实，热爱劳动的美好品质，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小说还有力地说明了在旧社会仅凭个人奋斗发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旧中国个体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老舍也已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问题只能是“群体”的解决，任何基于个人或者个别团体的改良式的尝试都无济于事。他在小说中所以痛切地责骂“体面地，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正因为这是以前的老舍自己。

可以说，老舍的长篇小说创作之路在《骆驼祥子》达到了一个顶峰。契诃夫曾经说过，艺术家是发现问题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在中国文学中，老舍恐怕是这种艺术家的典范，《骆驼祥子》便是其最高成就，同时也是老舍先生这一类型艺术家的最好写照。

当然，老舍先生长篇小说的整体成就还需要《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这两部作品加以补充，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遗憾不能看到其国文版原著，而只是有英译本重新译过来的。这两部小说分别从两个角度讲述了八年抗战过程中发生在普通人民群众中的故事。对与全体中国人民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战这一历史大事件，老舍先生是极端重视的，他曾在《火葬》的《续》中如此写道：“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却知道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把抗战放到一边，

而只写我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拍。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还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了他是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是黄河改了道......”。作为一个艺术家，老舍先生知道这个担子有多沉重。老舍说：“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老舍对于记录这一段历史的决心有多大，我们不免被其所折服。

总的来说，在《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这两部小说中，当然首先是基于老舍是属于市民阶级的，他描绘了普通市民他们的善良、他们的软若和痛苦，他们的苟且偷安，以及他们的不得不觉醒。从这里扩大，他描绘了中国所有群众在对血腥的侵略战争的长期抵抗中，终于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以及国家民族的尊雅——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就正如《鼓书艺人》中的秀莲从原先只会唱却不能理解唱词含义，在孟良一个字、一个字地吧鼓词讲给她听，每一句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了唱词，“用身心在讴歌了”。这也预示着“秀莲”所代表的社会底层人民终于在“孟良”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下感受到自己命运的变化，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们却是随着抗战变得更坚强、变得更懂得自我尊严的价值，并且开始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纵观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的创造道路，从其最熟悉的当时中国底层人民的视角，像我们展示中国民众由散漫、贫穷的生活中逐渐意识到自我尊严、民族尊严、国家尊严，从而进行一次全民族解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