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光学方面的科研

一个坚持了26年的会议

1931年夏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教授尼尔·戈登组织了一次注定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将在特定领域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能深入地从各方面讨论该领域最新的进步，并激发新的研究方向。

从1931年到1947年，会议主要在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湾地区和霍普金斯大学举行。为寻找更清静的地点，会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移到了吉布森岛。与此同时，会议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联合，形成AAAS—吉布森岛化学研究会，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49年戈登去世。

后来，为表彰戈登的贡献，会议被命名为戈登研讨会。1956年，戈登研讨会在新罕布什尔州组建成非营利、免税的公司，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现在，戈登会议已成为全球学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在全球华人物理学界，也有这样一个中国版的戈登会议——“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不过，会议不在大洋彼岸，而在中国。重要的是，研讨会吸收了戈登会议的精神传统——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

会议的倡议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沈元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国桢、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章志鸣，首届会议1980年在青岛举行，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一坚持，就是26年。

以“充分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为精神内核的会议显然不是“推杯换盏”和“田园牧歌”式的。10月21日至24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的第13届激光物理讨论会上，《科学时报》记者感受了会议的严肃味道。

章志鸣称这次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因为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杰、复旦大学教授徐雷、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局及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叶军，以及美国伦塞勒多技术大学教授张希成。

叶军的表态谦虚而温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交流更活跃。”

但与会者却深知这句话的“潜台词”。复旦大学光学系主任钱列加教授说：“每次参会都非常高兴，也很紧张，比参加重点学科和基金的评审更紧张。因为，这是在真正的同行面前接受评估。”

追问：除了课题、文章、设备外还有什么

“你们的研究方向是什么，10年后的眼光在哪里？你的报告像白开水，没有特色。一个学科要发展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必须有长远眼光。”——叶军

这是某大学物理学院光学学科网站上一段格式化的介绍性文字：

“光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力，是'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学科，也是国务院首批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专业和博士后流动站。该学科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形成了一支具有较深学术造诣、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师资队伍……已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重点研究项目……形成了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又注重应用研究的特点和优势。”

但在本次会议上，这段文字和该院光学教授对13个实验室的介绍并没有让复旦大学教授徐雷“解渴”：“直截了当，我想问，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实验室却在做相同的实验们的实验室是如何分工的？”

沈元壤的追问也“步步紧逼”：“你的报告让我惊讶得不得了，我想知道，你们的实验室除了有课题和发表文章外，还有没有更大的目标？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叶军对对方的回答很不满意，并继续追问：“你没有回答老沈的问题。你的报告像白开水，没有特色。一个学科要发展成世界一流水平，必须有长远眼光。刚才提到的实验不错，但没有真正解决基本问题。我的建议是，做些调研，根据自己的特长，将几十个方向减少为一两个方向。只有你们解决了世界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才能站到最前沿的地方——我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讨论过长远的计划？有没有长远的眼光？”

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实验室主任，张杰同时还是中科院基础局局长，但在汇报了实验室的工作后，同样受到尖锐的追问。

沈元壤问：“物理所凝聚态物理是强项，但你们做材料却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光学与物理所实验室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有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可有些课题组差不多做了10年，现在还不清楚应该深入到什么问题上去，比如光子晶体，下一步做什么？如果做基础理论，到底做什么样的基本问题？如果是实用，那实用的方向在哪里？”

杨国桢曾经担任过物理所光学实验室主任，他说：“老沈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现在的某些研究方向，虽然'活’得不错，但要获得进一步的高标准的发展是有问题的。物理所或光物理实验室不应跟着别人走。”

在接下来的研讨中，叶军毫不客气地评价了另一所大学光学研究所教授所作的工作报告：“你们的手段有了，可物理思想在哪里呢？听了报告的感觉是：你们有很多大炮，但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打!”

这位教授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给研究所配备的一批先进仪器设备，如近场光学显微镜、周期量级飞秒激光系统等。而且，该所先后承担了国家“973”项目，“863”项目，国家攀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重点和杰出青年基金等重要科研任务。当然，该所报告中也提到：“现在的问题是工作偏技术，实验数据多，理论分析少，很多东西都弄不明白，希望与外单位合作；研究方向很散，研究所十多个人，一个人一个方向，新进一个人就新增一个方向，但方向该如何集中，又该往哪个方向集中

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叶军建议：“应该先明确方向，有了物理思想，再去买仪器，而不是买了仪器之后再瞎

碰瞎撞。应该培养学生搭建仪器的能力，没有物理思想是搭不出激光器的。”他现身说法：“我的实验室是买来激光器再让学生搭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物理思想，做前沿工作。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应该聘请真正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给他们鼓励和支持。要有自己的物理思想，仪器是为物理思想服务的，不要成为仪器的奴隶。”

叶军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真正好的思想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听来，因为人家已经做了。所以，一定要有自己核心、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我宁愿卖掉所有的激光器，也要找到最好的人，这是国内体制上的问题。”他的建议是：“不一定要引进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根据直觉想出来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真正的前沿究竟在哪里？

“我们的大学正在创办光学系，地盘有了，经费也有了，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在会议评议阶段，一位教授请大家提建议。

沈元壤问：你们办光学系想做什么？

答：产学研结合。

沈元壤问：你们有条件全都做吗？

答：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叶军问：你们办系的方针是什么？是与北大、清华竞争呢？还是办一个小系，做某一方面的工作？

答：如果能与北大、复旦竞争当然是很好的。

真正的前沿究竟在哪里？又应该怎样去找呢？

沈元壤首先批评了所谓的热门课题，他说：“大家都喜欢做所谓热门课题，我们开玩笑说，如果美国要打败日本等其他国家，一个办法就是想出一个永远也做不成的题目，花一笔钱下去，让其他国家跟着做，然后自己过几年就撤，让别的国家继续花钱下去，这样就会将其他国家都击败了。”

“所以，根本没人看得出热门课题的前景究竟怎样？要想在国际上让人家注意，最好是有自己的新方向；当然，新方向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如果不同领域的人能够多交流、多讨论，就可能从交叉领域中冒出一个新的问题。”

杨国桢曾担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他接着沈元壤的话说：“10多年前老沈提出，物理所能否不只做跟踪性工作，做一些完全自己感兴趣或由灵感产生的题目，但现在看来这样的题目实在太少太少。中国的一些主要研究机构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这些题目的产生，提高研究标准。”

杨国桢曾主持过“十五”期间物理学进展中光学部分的设想报告，他的建议是：“不要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