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圣才出品】

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两都赋》

答：《两都赋》是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上下两篇。赋意在表明东汉定都洛阳的正确性。《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这篇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在形式上皆受其影响。

2．文章四友

答：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其中杜审言成就最高。他们的诗歌多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内容上多为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的“台阁体”诗，但在诗律和诗艺研练方面为唐代近体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定型起到推动作用。

3．吴江派

答：吴江派是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等。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则导致

了不少弊病。

4．《新中国未来记》

答：《新中国未来记》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小说。该小说开文“话表孔子降生后2513年，即西历1962年”，中国维新成功，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预言其后六十年后“新中国”的壮盛繁荣，仅撰成5回。其中一位主人公名叫黄克强，主张君主立宪；另一位李去病主张法兰西式革命，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很明显的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

二、论述题（每题25分，共100分）

1．试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答：《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廷说讽谏之辞，不同意见的辩难之辞，都从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战国策》的语言艺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引类譬喻的游说讽谏之辞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蜒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捕获，蔡圣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子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

说理充分。

（2）多用寓言掌故的辩说之辞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3）多用对偶排比的行文风格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陈，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4）长于铺张渲染的叙述语言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的描写有时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总之，《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2．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答：白居易在《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一诗中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其“诗到元和体变新”指的当是中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体改革。

中唐时期，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提倡重写实、尚通俗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其近源则是杜甫的创作。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同时向民歌学习。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白居易“诗到元和体变新”之说正是谓此。

张籍、王建等的重写实、尚通俗的乐府创作取得了很高成就，元稹也创作了大量新题与古题乐府，而在新体乐府诗创作中成就最大的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既要真实可信，又要浅显易懂，还要便于入乐歌唱，而写诗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观刈麦》、《新乐府》中的《卖炭翁》、《秦吉了》等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批判社会现实，干预时政。自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值得钦敬的。

总之，中唐元和年间以元白等人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对诗歌进行的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改革，开创了“新乐府”这一新诗体，推动了诗歌创作的世俗化倾向，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