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

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

战争的头一至两日埃叙联盟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

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

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苏伊士运河(原来的停火线)。

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已经歼灭了一队埃及军队。

战争对多个国家有深远的影响，相比六日战争埃叙约(约旦)联盟的惨败，阿拉伯世界为战争早期的进展，心理上感到安慰。

这种心态为未来的和平进程以及埃及的门户开放(infitah)政策铺路。

《大卫营和约》令以埃关系正常化，也是首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

同时埃及几乎完全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

一、战争背景
1、战争的起因
这场战争是以阿冲突的一部分，这场冲突自1948年以来已经造成多场战争。

在稍早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乃至苏伊士运河的停火线，并且从叙利亚那里攻占了大约一半的戈兰高地。

在战争前几年里，以色列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建立了许多防御工事。

1971年以色列花费了5亿元在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这座堡垒被命名为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名称来自以色列将军哈伊姆·巴列夫（General Chaim B ar-Lev）。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取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层却不想归还这些土地。

不过依据以色列前总统Chaim Herzog的说法：
―在1967年6月19日, 以色列联合政府已经投票无异议通过将归还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达成和平协议。

戈兰高地将会非军事化，也将和埃及展开有关西奈半岛的堤蓝海峡（Straits of Tiran）的沟通。

政府也决定要和约旦国王展开关于东方边界的谈判。

‖
无论如何，稍后阿拉伯国家在喀土木协议（Khartoum Arab Summit）中决定，与以色列―拒绝和平、拒绝接触、拒绝谈判‖。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

继承他的是萨达特，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

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Gunnar Jarri
ng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的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和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

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

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

阿萨德认为只有在以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并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让步。

萨达特同样期盼战争的来临。

―萨达特掌权三年以来……是历史上埃及人民士气最低落的时期……经济一直低迷不振。

发动战争是孤注一掷的选择。

‖ (Rabinovich, 13)。

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知到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

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到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口里不受欢迎。

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

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一场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三年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其它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

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了占一半人口的土地）。

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的国土。

而且，在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crisis）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持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

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没有参加。

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

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持，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

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

2、引发战争的事件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

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飞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

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

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持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

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
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持，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

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飞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唯一足以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

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

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

美苏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

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

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

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

(Rabinovich, 39)
在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萨达特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

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

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

(Rabinovich, 25)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

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文里―满月‖的意思。

3、展开突袭的前夕
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Aman）是以色列全国的情报判断中心，军事情报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方法建立在几个假设上。

首先，他们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

第二，他们在埃及军方里有一名位阶极高的间谍（这名间谍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是机密，只被称为―消息来源‖），藉由间谍他们得知埃及希望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埃及在取得苏联支持的轰炸机以瘫痪以色列空军、和飞毛腿飞弹以威胁以色列城市之前将不会发动战争。

由于苏联还未提供轰炸机，而飞毛腿飞弹也才刚于8月运达埃及，要花费4个月进行训练，因此军事情报部认定战争将不会在短期内爆发。

由于这些带有偏见的错误假设，导致他们忽略了其它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

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

埃及也不断的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

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它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

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赎罪日的前一个礼拜，埃及军指定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1个礼拜的训练演习。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却判定是埃及军的另一次演习。

同时叙利亚军队在边界也开始大规模集结，然而军事情报部却认为这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依据他们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只有在苏联武器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开战。

之所以选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Yom Kippur）这天发动战争，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放假状态。

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包括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

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以色列正处于一年中最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复员。

尽管已经拒绝参加，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在两周前曾与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会面。

尽管萨达特和阿萨德皆不信任约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战争的详细计划，但他们很可能在谈话中企图试探约旦参战的可能性。

‖ (Rabinovich, 5 1)。

9月25日的晚上，侯赛因国王秘密的飞往特拉维夫以警告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

―‗叙利亚会在没有埃及参加的情况下开启战端？‘，梅厄夫人问道，侯赛因国王则说他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埃及）会一起行动‘‖(Rabinovich, 5 0)。

让人吃惊的是，这样明确的警告都没有被以色列所重视。

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认为约旦国王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知的情报。

―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情报局在9月里经过可靠的情报来源接获了高达11次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但摩萨德情报局的局长Zvi Zamir依然坚持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

即使是约旦国王的警告也没有被重视。

‖(Rabinovich, 56)。

最后，Zvi Zamir亲自前往欧洲与―消息来源‖会面（那位埃及的高阶间谍），时间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会面中，间谍告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

这次的警告获得了重视，加上其它众多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终于迫使以色列高层展开行动。

就在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军方下令开始紧急动员后备军人。

很讽刺的，这次动员比以往简单的多，因为大多数的军人都待在犹太教堂或是家里过节。

4、失去先发制人攻击的机会
以色列军方所奉行的战略是，如果发现战争即将逼近，以色列将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pre-emptive strikes），这个战略是假设在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能于战争爆发前至少48小时察觉危机逼近。

总理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和以色列将军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于赎罪节的早上8:05会面，当时距离攻击展开只剩下6小时
了。

戴扬依然坚持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而埃拉札尔则极力主张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计划在夜间攻击叙利亚的机场、在下午3:00攻击叙利亚的飞弹基地，并在下午5: 00攻击叙利亚地面部队。

―当会面结束时，总理仍然犹豫不决，但她决定将不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

以色列非常仰赖美国的支持，并担心主动发起攻击会被视为是以色列开启战端的。

她说：‗如果我们先发起攻击，我们会在国际上站不住脚，而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

‘‖（Rabinovich, 89）。

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杯葛，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

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持军需品，也因此非常顾忌任何会会危及两国外交关系的行动。

现在回顾起来，决定放弃先发制人的攻击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

在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0月13日开始进行的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

依据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或许就不会获得那么多援助了‖。

四、战争过程
1、在西奈半岛
埃及军在登陆了西奈半岛的浅摊后，就一直停留不敢深入，害怕一旦脱离后方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圈后，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

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痛击了缺乏防御的阿拉伯国家部队。

埃及（以及叙利亚）在这几年里于停火线的边界拼命部署地对空飞弹部队，当时以色列空军对这些地对空飞弹部队仍然缺乏有效的反制方法。

由于以色列将大多数的国防经费都投资在建设空军上，致力于让以色列空军成为中东最强的空中武力，因此阿拉伯国家期盼这些地对空飞弹的部署能够使以色列的空军变的毫无用处。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替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Rocket propelled gr 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

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有史以来还未曾出现过数量和密集度如此惊人的反装甲火力‖ (Rabinovich, 1 08)。

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

埃及军的突袭成功的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因为赎罪节假期而缺乏人手防御），并且很快的跨越苏伊士运河，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

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

以色列在运河的东方沙地有着阶梯状的堡垒据点，并一直以为这种堡垒能够抵挡空袭和火炮。

然而，埃及军的工兵早已准备好对策，以高压水枪直接攻击堡垒，在水枪的强力喷射下沙堡迅速瓦解，后方防守的以色列部队便毫无遮蔽的遭受攻击。

以色列于巴列夫防线的驻军完全寡不敌众，埃及军的数量超过了以军100倍，很快便压倒了整个战线。

整个防线只有最北边的1个堡垒据点成功死守住直到战争结束。

埃及军开始巩固他们在据点。

在10月8日，3个月前刚接替退休的夏隆成为以色列南方战线指挥官的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下令Gabi Amir的装甲旅进攻于Hizayon已经巩固了阵地的埃及军队，尽管Amir的反对，进攻仍然展开了，结果遭致灾难性的结果，大量以色列坦克被埃及军的AT-3反坦克飞弹轻易击毁。

到了傍晚，埃及军的攻击被夏隆率领的师所挡下（由于战争爆发，夏隆迅速复职指挥）。

当天的战斗结束，双方暂时都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Rabinovich, 353)。

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

10月14日，埃及军离开阵地展开攻势，―这次攻势是自赎罪日以来最大的一波，然而却全盘失败，成为战局翻转的主要原因。

除了在乾河床的攻势外，其馀埃及军都是迎头攻击处于防御中的以色列阵地，埃及军在当天便失去了150至200台坦克。

‖ (R abinovich, 355)
隔天，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 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飞弹基地和反坦克飞弹阵地，一个由夏隆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北边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军团和南边的第三军团交界处。

在一座中国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画）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

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

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藉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 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

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

然而以色列仍然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

以色列甚至准备了较为复杂的自制―滚轴桥‖，不过由于后勤耽误而没有运用上。

在10月1 6日/17日的晚上以色列架设浮桥完成，紧接着渡河的Avraham "Bren" Adan师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

到了10月19日，在埃及军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

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2、血战戈兰高地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军以2个装甲旅和11个火炮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5个师与188个连的入侵。

在战役开始时，兵力悬殊的难以置信，大约180台以色列坦克，面对的是1,400台叙利亚坦克，每1台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坦克在开头的攻势中
都陷入了苦战。

叙利亚并以直升机空降突击队攻占了以色列位于赫尔蒙山（Hermon）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垒Jabal al Shaikh。

在戈兰高地的战斗被以色列高层列为第一优先。

在西奈半岛的作战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但戈兰高地一旦陷落叙利亚军便能长驱直入以色列。

后备役军人被尽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兰高地，他们一到达兵站据点便直接驾驶分配的坦克开往前线，无须等待其馀训练的乘员、无须等待安装机关枪于坦克上、也无须等待测定坦克火炮口径的步骤（军方规定的一种旷日费时的目测检查）。

如同在西奈战线的埃及军，叙利亚军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飞弹的保护范围内行动。

叙利亚也使用许多苏联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戈兰高地地形崎岖而没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岛上如此有效）。

叙利亚估计以色列的后备军人至少要24小时才能到达前线，事实上，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在战争爆发后15个小时便开始陆续到达前线了。

在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在戈兰高地拥有9比1压倒性兵力的叙利亚军已经达成了一定规模的胜利。

―一个叙利亚的坦克旅通过了Rafid山口，攻进了西北方一条不常使用、名为Tapline的道路，这条路斜切过戈兰高地，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战略道路之一。

这条路将成了叙利亚军突破山口攻向Nafah的据点，而Nafah不但是以色列军事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就在当天晚上，刚刚到达战场而且尚未被分派部队的Zvika Greengold中尉，凭着1辆坦克和几名乘员，拼命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叙利亚坦克直到增援抵达。

―在接下来20个小时里，Zvika的坦克在面临崩溃的战线上来回奔驰，抵挡每台入侵的叙利亚坦克—有时候只有一台、有时则是一大批，在击毁对手后迅速更换目标，单独击毁了数十辆的叙利亚坦克。

他在激战中被击中受了伤，但仍然继续作战，不断的进行小规模作战，在每次战线即将崩溃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

‖由于杰出的作战表现，Zvika成了以色列的国家英雄。

在超过4天的激战中，北边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终于守住了战线，得以守住位于以色列军总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岖山丘。

由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叙利亚几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却在那时停止了前进，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战线。

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叙利亚已经事先估计了进攻的时间，而当时战场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画。

在戈兰高地南边的战场，以色列的巴拉克装甲旅（Barak）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开始遭受大量的伤亡。

装甲旅的指挥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阵亡，留下副指挥官和其他军官指挥各自的坦克激战，叙利亚部队不顾一切的向加利利海（Sea o f Galilee）推进并涌向Nafah，这时巴拉克装甲旅已经四分五裂失去了组织功能，残存的坦克和乘员则各自为战。

戈兰高地的局势在以色列后备援军抵达后终于开始逆转，10月8日，以色列军开始反击。

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在战役中证明了戈兰高地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

到了10月10日礼拜三，所有入侵的叙利亚部队都被击退回开战时的边界了(Rabinovich,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