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发展史

荣氏兄弟，兄荣宗锦，字宗敬：弟荣宗絵，字徳生，江苏无锡人。

兄弟二人读过五六年私塾，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1896年和父亲荣熙泰在上海开办广生钱庄，1900年在无锡筹办保兴面粉厂，1905年在无锡筹办振新纱厂。

荣氏兄弟鼎盛时期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拥有4家茂新而粉厂、8家福新而粉厂和9 家申新纺织厂等21家企业，成为一代“而粉大王”和“纺织大王“。

他们在无锡创办私立公益学校和竞化女子学校8家、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豁然洞读书处、江南大学，以及梅园、大公图书馆等，并捐款修建许多桥梁、道路。

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

“
1986年，邓小平接见荣家后人时说：“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
荣氏兄弟，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文/傅国涌
兴办实业，“吃着两门最妥”
荣家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
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審，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

《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而粉厂、纺织厂。

荣家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月规钱200文。

1896年, 荣氏父子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股本只有3000两，其中荣家占一半。

这年哥哥宗敬24岁，弟弟徳生22岁。

1898年，合伙人因3年无利退股，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荣氏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家企业周年的起点。

荣氏兄弟为什么会首先选择而粉？
荣徳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厘金局做帮账），来往于广东、香港，看到兴办实业有大利可图，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

经过留心观察，他确怎，纟11——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做而粉最好，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而粉进口可以免税，说是供应外侨的“洋人食品”。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荣徳生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埠头一片雪白，是装卸而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

与此同时，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而粉厂和华商阜丰而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

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面箫条，只有北运的小麦、而粉畅销无阻。

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英问过他，为什么不办别的厂，而要办面粉和纱厂？他回答：第一，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第二，周转快，原料今天进厂，明天就有成品出来。

人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他说：我从前做过米生意，曾贩米到天津，蚀去两千元。

因为米不同于而粉, 没有加过工，所以不容易嫌钱。

荣家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办新事业“吃、着两门最妥”。

开办而粉厂前，荣徳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你不宜读书做官，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

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

“其实，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气色或祖坟，而是战争“。

庚子之战，欧战甚至抗战、内战，都带来景气，成全了他们的发展。

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事件，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

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有4900两。

有一天，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四门外的太保墩，看到荒地20多亩，一水潔泪，交通便利，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商得弟弟同意，着手购地集股。

荣家世交朱仲甫与兄弟二人商左集股3万，各认一半。

以3000两为一股，兄弟各以3000 两入股，另外再集9000两。

实际招到了13股，取厂名为保兴而粉厂。

当时全国而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他们去参观取经，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

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苴中民族资本的8家，保兴是规模比较小的一家，只有4 部石磨、3道麦筛、2逍粉筛，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可以互补不足，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

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称荣氏是中国而粉工业的创始人。

吴椎晖有个说法，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第一是“发痴”，第二是“发财“。

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必致中途失败：任何事业不抱有“发财”希望，即无百折不回的意志，也难以为继。

这就不难理解，南通只有一个張密，而无锡不止荣氏一家，至少还有杨家、唐家、薛家、周家等企业家族，无锡因此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赢得了“小上海”的称誉。

但是当荣家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无锡风气未开，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民地圈入，官府査对并无此事。

这些人又告保兴而粉厂的烟囱妨碍文风，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灶，才竖得起。

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靠了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保兴而粉厂还在当地获得10年专利，听说无锡知县为此被摘了顶戴。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一个日夜可出而粉300包。

当时无锡上粉行很多，本地而粉需求只有一二百包，但浙江、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的面粉都到无锡装船，外销而粉量很大。

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白，里而掺和有毒的洋药，所以，他们还要加上土粉才能销出去。

1903年，而粉厂没有大的起色，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提岀退股。

荣家兄弟表示荣姓股份决不出让，反而增股到2.4万两，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

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又添了新机，改爼为茂新而粉厂。

到1905年，而粉厂每天有500两盈余。

弟为经理，在无锡管厂；兄为批发经理，常驻上海，主要管广生钱庄。

荣徳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起晚归，心情却很愉快。

“兵船“渡过危机，驶向世界
1908年，荣家而临第一次经济危机。

一方面国内麦收不佳，美国而粉倾销，麦贵粉贱, 茂新连续3年巨额亏损；另一方而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钱庄资本，广生摇摇欲坠。

摆在荣氏兄弟而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苦度难关，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荣徳生自称这是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的一次；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疑办工厂，兄弟俩商左：保茂新、振新（1907年他们与别人合伙在无锡开办的纱厂）, 放弃广生。

他们从此发愤用力，专心办厂。

弃车保帅的选择对于荣氏兄弟来说是痛苦的，广生钱庄毕竟由父亲一手创办，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1910年，茂新因为机器新，而粉品质好，营业出现转机，开始使用绿“兵船"商标。

同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兵船"得了三等奖牌，荣氏兄弟深感欣慰。

1912年，茂新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跟不上，而陷入困境。

荣徳生自述这是创业以来的第二次风险。

正在危急之时，听说无锡到了大批川麦，各厂因市而不好，不敢放手进货，货主急于回川，愿意赊欠，等而粉卖出再付款。

靠这批麦子，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

这一年，而粉业兴旺，茂新扩大生产，又添新机，又建厂房。

“兵船"牌开始龙俏，成为面粉市场的爼牌，价格超过阜丰岀产的名牌“老车“。

一年下来，茂新大大盈利，还淸历年所有欠债，还盈余数万两，荣氏在而粉业的蹿升由此开始。

茂新面粉在开机生产10年后异军突起, 从此信用大著，销路大增。

1913年荣氏兄弟再接再厉在上海开办了“福新”面粉厂，品牌借用“兵船”，牌子硬，货没出来，就已被订购出去，货款预付，周转金不用愁。

办麦也和茂新搭在一起，信用、关系一切现成，购进麦子，付的是上海7天期的商业汇票，小麦当天装船运到上海厂里只要一个晚上，再有一天就变成了面粉，此时批发部已收到预付的货款，兑现汇票在时间上还绰绰有余。

所以，福新一开厂就很顺利，几个月嫌了4万多。

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接连出现，1916年开始筹办福新五厂，伸展至汉口，在上海则一直开到八厂为止。

源出太湖，穿越整个上海市区的苏州河沿岸，荣家企业的烟囱一支又一支冒烟。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战一起，荣徳生在1916年就认定可以放手做纱、粉。

原因很简单，都是必需品。

也正是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提供了出口机会，外国向茂新订购“兵船“，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走向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因为供不应求，价格大大上涨。

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就规定以“兵船“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

荣氏兄弟遇上了一个天赐良机，1915年一1921年的7年间，国内一下子出现了81家面粉厂。

中国从一个而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岀国。

直至1919年，在无锡的5家而粉厂中，荣氏拥有4家，占资本额的80%.到1921年，茂新、福新12个面粉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增加到301部，每日夜可出面粉76000多袋，占全国而粉产量的23.4%、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的31.4%,生产能力扩大了250多倍，发展速度之快，在整个中国企业史都是空前的。

（到1936 年，茂新、福新12个厂每日夜可出而粉96500袋，占全国“关内“的32.7%。

）
至此，荣氏兄弟“面粉大王”（“麦粉王”）的名声不胫而走。

荣家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等到石磨改成钢磨，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4 部石磨，一共8月，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正好是8张茶桌。

2007年2月初，我在梅园“乐农别墅“（荣徳生晚年住所）前看到的3张石桌，就是保存下来的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3貝石磨。

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

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

车间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除尘器”，一个随意放着的大石磨，以及两条依墙而立、高达9米的螺旋形转梯，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5楼滑到一楼，然后用小推车推泄。

厂区紧挨码头，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绿“兵船"而粉就在这里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创办“申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荣家兄弟在而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

早在1905年，他们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07年2月开车，所产“球鹤“纱曾经风行无锡、常州等地，可以与日纱名牌“蓝鱼牌”相匹敌。

荣徳生担任振新经理，有意扩大振新，甚至想办4个纱厂，从无锡发展到上海、南京、郑州，将3万纱锭扩大到30万。

振新董事会听到荣徳生的构想很是惊慌，说照这样嫌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

荣徳生说：“要拿大钱，所以要生产，照3万锭能赚几何？“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此事被称为企业史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故事。

就在此时，大股东荣瑞馨指控荣徳生账目不淸，甚至打起了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荣家兄弟选择退岀振新。

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全称是“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共投资30万元。

1915年，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一个废油厂的旧址，四周一片荒地，没有街市，连马路也没有。

等到申新出现，附近陆续有了店铺，上路也变成了柏油路, 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新种，店而楼房却很气派。

1916年，申新开车时只有12960枚纱锭，规模不如振新，但是，正如申新大门口的“业精于勤"横匾所说，荣家兄弟有信心。

他们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就是吸收振新的教训，痛感有限公司的股东束缚太大，一旦意见分歧，没办法发展。

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会没有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也就是集中于荣宗敬一个人。

无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只能转让给内部的股东，章程规左“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而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有利于他们兼并苴他股东，特別是小股东，运作完全以荣家为中心。

申新开办，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贏利。

1917年，荣氏兄弟买下日商“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这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

1919年，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 因为荣瑞馨不希望
振新纱厂的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从中作梗，费了一番周折，靠了张春的帮助，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好不容易才办成。

却又因为世界大战，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迟来，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车出纱。

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淸溪河两岸, 东岸是纱、布厂，西岸是公事房、职员宿舍、发电、轧花、修机等部，有桥相通，南通太湖, 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垃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000、职员120多人，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

有人说，而粉和棉纺对于荣家，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21 年，荣家的纺织厂从1个发展到了4个，有10850员工，19万枚纱锭，日出纱500件，布6000匹。

与1918年相比，1922年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1.1倍，申新是9.4倍，全国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申新是1.7倍，荣家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布机的28%,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

1919年，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二宙八分地，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称为“三新大厦“。

《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说，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各厂是五官百骸，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希望它们平均发达，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

总公司下而主要有两个账房，一个外账房，办理进货、岀货的手续单据，并向各厂汇报：一个银账房，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

茂、福、申新各厂分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 照股分红，厂长总揽厂务，分别负责，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都要通过总公司，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棉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麦粉市场。

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厂长一泄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

国内舆论界把荣家兄弟誉为实业界的“骑士”，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

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事业几满半天下“。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
开工力求貝足，扩展力求其多
主持汉口申新四厂的荣家女婿李国伟回忆，荣宗敬常对他们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苴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 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

”
荣宗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出别人的弱点，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市而银根紧时, 他大量抛棉花，月底交割时逼对方收现货。

如果手中没有现货，他便调大疑车辆到申新各厂的仓库运存棉来交付。

上海市场棉价一跌，全国行情跟着下滑。

这时，他命令各地分庄大量收棉。

上海抛岀一万担，各地收进几万乃至十万担。

荣宗敬本人虽不懂新设备、新技术，但他相信外国机器，早年他曾为振新纱厂买了先进的发电机，装的马达在当时内地工厂中是第一家，安装后效能非常好，追随他多年的荣鄂生说：“宗先生脑筋新，真是了不起。

"在荣家兄弟心目中，原料好，机器新，就能赚钱。

荣徳生说哥哥“添机成癖”，其实两人在这一点上想法一致，他也喜欢新机器，他们都觉得与其留着现钱，不如多添机器。

他女儿荣漱仁回忆：
我父亲和伯父都具有兴办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所办各厂大多由小而大，从租地、租屋、欠机、添机入手。

平日财无私蓄，一切资金除拨出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益和建设之用外，全部放在企业的营运上而，一有盈余就力图扩大再生产，从没有其他程产、谋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做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

1914年荣宗敬42岁生日时，弟弟到上海祝贺。

他说办厂就和滚雪球一样，只能往前滚，不能停，这样，别人还在犹豫，自己已发展壮大。

他的愿望是自己50 岁时拥有50万纱锭，60岁60万锭，70岁70万锭，80岁80万锭。

弟弟也认为“要拿大钱, 所以要大量生产。

“
办钱庄岀身的荣宗敬，不断向银行、钱庄借款来扩大企业。

他曾对金融界的人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

”他至少以个人鋼义在7个钱庄、2个银行、1 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划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

他
在上海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

他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对他喜欢在银行、钱庄搭一点股份，他弟弟和其他人都不大理解。

他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一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
荣宗敬解决资金的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

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人家关厂，而你却一月幷多起来？他回答：“我是有钱就要开厂，人则有钱就分掉。

”这英中道出了荣家企业发展的奥秘之一。

申新总公司会计部的荣得英证实，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岀来。

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

所以积累不起来。

1921年后，棉纺业的黄金时代迅速消逝，棉贵纱贱，许多企业包括穆藕初的徳大、张密的大生等纷纷衰落，被银团接管甚至倒闭、拍卖。

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华商纱厂改组、出租、停工、出售、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

此时荣家却反其道行之，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从1925年到1931年的4年里，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荣宗敬速度“。

申新9厂纱锭达到521500枚，布机5000多台，雄居全国纱业首席。

这一年荣宗敬59岁，离他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

几十年后，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徳生，还在访问记里感叹：“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市面不好，为什么他还要买别人办不下去的厂？不少人想不明白，荣宗敬却自有想法：
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二、对申新来说，添了一家厂，总公司只要添一本账即可，人手也不用添，工程师、职员都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而可以减轻（买下老厂，旧职员归原主资遣），小职员提升几个，薪水又不必马上提髙：三、对总公司来说，只要添一本账簿，也不要另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四、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申新并进一家厂，力量更大，竞争更有利。

因为产额越多，进料、销货越便易，管理、营业的费用也越节省。

荣宗敬常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

我虽然没有钱，人家肯欠，我就要借。

”“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

“早就成了他的一句名言。

许多人不理解荣家兄弟拼命扩厂，他们的解释冠冕堂皇：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

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

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

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

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未曾被人点破，申新规模越大，银钱业就越不得不给它放款。

有人说，对于银行、钱庄，申新“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申新厂多人多，一旦倒下，那么多工人失业，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牵动整个上海。

但是拼命扩厂，负债经营，有利也有弊。

申新到1931年负债已达4000多万。

短短十几年从1个厂扩大到9个厂，不是有充足的资本，而是靠借贷，一旦金融不再输血就会出现重大风险。

这是造成申新1934年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

申新搁浅，纺织大王
“弄勿落了“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徳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20多年后，他仍淸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

他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

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此时已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

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岀来的布有1.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

申新并不是1934年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4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而不好，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21&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14.33元。

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

不大
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 存货山积。

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

……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另一原因是赋税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

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在华厂家。

申新被抽去特税达到1500多万元。

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

然而，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此外，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岀就在500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

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
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岀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但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了，赶紧提取存款。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

此时申新负债累汁达6375.9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

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

荣宗敬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

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

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1200多万元，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押款。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总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

15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

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而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6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李不仅是棉纺专家，还是申新债主之一荣丰钱庄老板的儿子）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

"8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

"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

”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

创业易，守业难，
申新侥幸逃过政府吞没
当时，荣家还有无锡的茂新而粉厂有点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徳生求援，但徳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

6月28日，荣徳生长子荣伟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