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延长羁押期限”问题研究

刑事案件“延长羁押期限”问题研究
廖荣辉
摘要: 我国现行的延长羁押制度对于成功地展开刑事追诉活动,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避免其毁灭证据、串供甚至威胁证人、被害人等,都是卓有成效的;在不断的延长羁押过程中,嫌疑人、被告人也丧失了再犯新罪、自杀以及危害社会的能力。

但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延长羁押制度法治化水平也确实是不高的,无论是延长羁押法定、程序保障、比例性等实体性原则,还是权力监督、司法救济等程序性原则,都没能在我国延长羁押制度中得以确立。

拟通过分析延长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完善现行延长羁押制度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刑事案件羁押延长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法定的强制措施共有五种,其中与羁押有关的强制措施主要是刑事拘
留和逮捕。

无论是刑事拘留的期限,还是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尽管在法律中有明确的限制,但都存在着一系列延长的情况。

当前,我国作为羁押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延长羁押制度存在较突出的问题,成为制约人权建设、诉讼效率、社会公平的重要障碍。

一、刑事案件延长羁押期限的现状和问题
(一) 拘留期限的延长存在的问题
刑诉法第69 条①规定了刑事拘留的基本期限、延长期限及理由。

基本期限为3 日,延长拘留期限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 至4 日;二是“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延长至30 日。

但司法实践中,拘留期限的延长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1. 侦查机关(部门) 对呈捕的犯罪嫌疑人延长拘留期限的比率相当高,几乎“每拘必延”
从立法的原意看,我国刑诉法是把3 日的拘留期限作为常态,对延长1 至4 日的要求也不严格,而对30 日的拘留期限则作了严格的规定。

但据统计②,2007 年第一季度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审查(决定) 逮捕案件中,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的有446 人,其中未延长拘留期
限的10 人,占全部被拘留人数的2. 24 %;延长至七日的为37 人,占全部被拘留人数的8. 3 %;延长至30 日的为399 人,占全部被被拘留人数的89. 46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延长拘留期限几乎成了必经程序,不办理延长反而成了例外。

2. 公安机关对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未予严格执行
(1)“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适用不当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0 条的解释“, 多次作案”是指三次以上作案。

但在办案实践中,有许多作案次数为两次或一次的也以“多次作案”为拘留延长理由,显然是失当的。

关于“结伙作案”的含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0 条的规定,是指二人以上共同作案。

但在实践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在一起收购赃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单独实施的收购赃物行为,却被认定为“结伙作案”并被延长拘留期限至30 日。

其中原因,到底是认为收赃者和盗窃者是结伙作案的逻辑,还是因为收赃者的问题查清有赖于盗窃行为的查清从而一起延长拘留期限,就不得而知了。

(2)“流窜作案”的适用存在泛化倾向,户籍地对延长拘留期限有较大影响
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外省籍犯罪嫌疑人在本地作案即“流窜作案”。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0 条规定“, 流窜作案”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
案后逃跑到外市、县继续作案。

可见“流窜作案”是指两个以上市、县均实施有犯罪行为。

3. 延长拘留期限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1) 内部制约机制流于形式
学者认为“, 羁押权不能有某一机关单独集中行使,权利的过分集中而无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利的滥施”[ 1 ] 。

延长拘留期限审批采取了内部审批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审批往往流于形式。

(2) 外部监督、救济机制缺位
延长拘留期限决定的内部性导致的监督力度的阙如,能否通过外部监督、救济予以弥补呢?
首先,直到侦查机关(部门) 提请(移送) 审查逮捕,外部机关检察机关(或审查逮捕部门) 才介入并知情,并出现外部(外部门) 监督的可能,而此时,延长后的拘留期限已基本被用完③。

也就是说,外部监督根本不可能阻止延长拘留期限肯定被执行的结果。

那么,能否通过嫌疑人方的权利救济去对抗不正确的拘留期限的延长呢? 我们注意到,延长拘留期限后,侦查机关(部门) 会发出《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而这份文件的收件人是已经在看守所内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尚受控制,他的救济途经更是少之又少。

可见,在延长拘留期限上,嫌疑人除了享有一个知情权外,其异议权、救济权名存实亡。

(二) 捕后羁押期限的延长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语境内“, 逮捕”的必然后果是“羁押”,如果要改变“羁押”的状态,必须要撤销逮捕,或者将逮捕这种强制措施予以变更。

同拘留的羁押只能在侦查阶段实施不同,逮捕造成的羁押往往涵盖几个办案环节,包括侦查阶段的羁押、起诉阶段的羁押和审判阶段的羁押。

当前,逮捕后羁押期限的延长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

但是,刑诉法第124 、126 、127 条又规定在几种情形下可以分别延长一个月、两个月和两个月。

除了这三种情形以外,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三项特别的规则④,进一步增加了捕后侦查羁押期限的不确定性。

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又可对案件进行两次的退查,每次的补充侦查时间是一个月,而补充侦查后的重新审查起诉时间又至少为一个月,这对于犯罪嫌疑人又意味着可能延长4 个月的羁押。

在审判阶段,第一审程序规定了一次延长审理期限、一种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的情形⑤;第二审程序中,改变管辖、补充侦查、发回重审案件都要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再者,案件在办案机关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移送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审判阶段到底要羁押犯罪嫌疑人多长时间,几乎是个“迷题”。

2. 检察机关对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审查限于程序审查
在提请审批延长羁押期限时侦查机关(部门) 提请的材料中,最有实质价值的就是作为提
请延长羁押期限理由说明的单独材料,该材料概括了基本案情,对高度概括的延长羁押理由“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等予以较详细的说明。

这份材料是侦查机关(部门) 出具的,他们希望通过延长羁押期限争取办案时间、缓解办案压力,难免会有倾向性;而检察机关对实际情况并不知情,最后只得批准。

据统计⑥,2006 年度,广州市区县级侦查机关(部门) 共提请审批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限998 人、第二次延长羁押期限292 人、第三次延长羁押期限71 人,其中,不予批准延长的寥寥无几。

从这样一个数据,就不难想象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查状态:下级检察机关程序性地审查一下材料是否齐备,延长羁押理由是否“面上过得去”,就提出同意延长的意见;上级检察机关再程序性地审查一下,即作出了同意延长的意见。

3. 延长羁押期限已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刑诉法立法者确立了基本的侦查羁押期限,又设计了延长羁押制度,意在使大部分案件在基本侦查羁押期限内侦查终结的同时,保证小部分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的重大、疑难案件能
够有充足的办案时间。

但现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2006 年广州市基层检察机关共批准(决定) 逮捕18148人,而该年度经过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限的有998 人,比例为5. 50 %⑦。

而且这个比例在各个区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案件越多的区,比例越高,案件越少的区比例越低。

比如,案件较少的增城市(2006 年批准、决定逮捕1395 人) ,这个比例为0. 57 %;而案件较多的天河区(2006 年批准、决定逮捕2308 人) ,则为13. 63 %。

从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延长羁押期限,已经成为侦查机关(部门) 争取办案时间,缓解办案压力的“有效”措施。

4. 延长羁押期限的标准较难把握
一个严格的延长羁押期限,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是“什么样的案件”,指“案情复杂、取证困难”、“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以及“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重大复杂案件”等;二是适用情形,指的是“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

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交通十分不便”、什么是“案情复杂”较难把握;而“取证困难”更几乎被理解为“取证未能”,至于“未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消极侦查,却往往不去深究,统统归结为“困难”。

其次,某些案件的证据已经灭失,或取得的可能性很小,再延长羁押是否有意义。

再者“, 期限”尚未“届满”,离羁押期限届满还有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侦查机关(部门) 就迫不及待地来延长羁押,难道他们是预计到十来天的侦查不会取得进展?
5. 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诉法第128 条的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决定“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这就意味着侦查机关只要发现嫌疑人犯有两项以上罪行的,都可以在羁押期限满7 个月之前,反复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这无疑等于将一部分逮捕的决定权授权给侦查机关(部门) 行使。

刑诉法第128 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⑧。

但是,假如侦查人员确实已经了解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而又故意装作不了解,那么谁来监督呢?
6. 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合一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以后,刑事诉讼法就没有任何有关羁押期限的规定,羁押期限几乎完全依附于各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了。

而且,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不仅随着诉讼活动的顺向运转而延长,而且还会随着诉讼活动的逆向运行而继续延长⑨。

7. 羁押期限的比例性原则未真正确立
羁押期限的“比例性”原则,实质是罪刑相适应的法治原则在有罪判决生效前的延伸,其精髓是将羁押的幅度、期限控制在与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以及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科处的刑罚相适应的范畴内,并与指控罪行的严重性和可能判处的刑罚的幅度相适应。

然而在我国,羁押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都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最高羁押期限”,使得羁押带有“上不封顶”的性质;而且,不论行为人涉嫌实施犯罪的轻重,逮捕后的羁押期间一律为2 个月,并且可以不断地延长。

实践中,一个可能被判处3 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与一个可能被判处15 年甚至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在有罪判决生效前的羁押期限可能完全相同。

8. 羁押期限延长的救济机制缺位
“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然而在羁押期限延长的救济上,我国刑诉法显然是缺位的。

(1) 羁押期限延长告知制度缺位
刑诉法中,没有司法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规定,更没有告知羁押期限延长的规定,这使得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加人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其对自己的还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进入下一环节,还要在看守所被羁押多长时间没有知情渠道,不但是对其正当知情权利的损害,还会使其对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造成怀疑。

(2) 羁押期限延长事后救济制度缺位
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公安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这种救济缺乏完整性,即没有规定有权解除机关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时间期限,也没有规定不服不改变羁押性强制措施决定的复议程序及申诉权利。

另外,对申请结果的反馈告知也有所缺如,申请之后往往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而且,作为特殊的司法救济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也没能把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作出的羁押期限延长方面的决定纳入应诉范围。

二、对策与建议
(一) 延长羁押期限应当确立的几个基本原则
1. 法定原则
这是使延长羁押制度建立在法治原则上的基本要求。

具体地说,就是延长羁押的理由、必要性、期限、授权、审查、救济、防御等一系列环节上,都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严格依法延长羁押期限。

2. 比例性原则
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求:一是目的性要求,即延长羁押的适用不得背离其法定的理由,应做到目的与方法的平衡。

二是必要性要求,即在有几种替代性措施均可以达到同一目的情况下,要求选择适用最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措施,以延长羁押为例外。

三是适当性要求,即要求将延长羁押的期限控制在与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以及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科处的刑罚相适应的范畴内。

3. 检察监督原则
即由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延长羁押的实质性要件,决定是否同意延长羁押期限,尤其,应当把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应该
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4. 司法救济原则
法律应当赋予所有受到被延长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程序性救济的权利,赋予他们就羁押及羁押延长的合法性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和通道,并通过一定程序给予审查并处理。

(二) 完善刑事案件延长羁押制度的具体对策
1. 完善延长拘留期限制度
(1) 适当延长普通拘留期限
延长拘留期限的比例高的原因之一是3 天的普通拘留期限实在不够用。

例如,一个普通的现场抓获的抢夺案件呈捕前应当有现场移交、做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辨认笔录、现场勘查、鉴定、撰写法律文书等十余个办案环节,而且,其中有些环节较花费时间,比如领导审批环节、讯问环节⑩、文书制作环节、鉴定环节等。

走完上述环节,3 天的普通拘留期限已然很紧张了,但经办人手上往往不止一个案件,而且,并非上班的时间均能办案,开会、业务学习、案件讨论以及其他事务性工作也会占去一定的时间。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拘留都会被延长了。

对普通拘留期限的限定应当考虑以上因素,限定的期限应既能保证大部分案件能在期限内达到提请批准逮捕的要求,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最短的时间和避免侦查人员办案惰性。

至于具体期限,认为7 天至10天为宜。

(2) 取消延长拘留期限1 至4 日的规定
首先,延长拘留期限1 至4 日没有一个确定的条件和理由,笼统为“特殊情况下”,这样的规定实际上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其次,在普通拘留期限适当延长后,延长1 至4 日的规定也没有了存在必要。

这样既保证侦查机关(部门) 拘留后有足够的侦查取证时间,又可以维护司法统一,保证执法的严肃性。

(3) 适当缩减延长拘留期限至30 日的幅度
客观上讲“, 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也的确花费较多的侦查精力和较长的侦查时间。

但另一方面,只要查实其中一宗已构成犯罪的,即可提请批准逮捕,捕后还有2 个月的侦查时间。

再者,随着侦查中的高科技含量的增加,侦查手段不断进步,侦查人员的素质和取证水平有所提高,侦查时间也应相应缩短。

(4) 严格审查延长拘留期限理由
对于什么是“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关键是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执行。

同时,有几个理解问题应当明确: “多次作案”是否要求每一次作案均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抢夺罪等犯罪数额可以累加的犯罪,不要求每次作案都单独构成犯罪,只要总数额达到犯罪起刑点即可认定为“多次作案”,并可援引此理由延长拘留期限。

因为作为总体犯罪中的组成事实,必须予以查清,因此也必将耗费较多的侦查时间。

对于同一个嫌疑人多次作案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则要求每次作案均单独构成犯罪。

比如,犯罪嫌疑人有了两宗盗窃事实,已构成盗窃罪,又交待了其有一宗抢夺事实,但数额明显未达抢夺罪的起刑点,则不能认定为“多次作案”。

“结伙作案”的作案人在触犯罪名上是否需一致? 笔者认为,首先,共同犯罪可能出现同案
罪名不一致的情况,因此,结伙作案的作案人在罪名上不要求一致。

比如,甲乙二人预谋入室盗窃,甲负责在外望风,乙入屋实施盗窃时被主人发现遂以暴力抗拒,那么甲构成盗窃罪,而乙则构成抢劫罪。

其次“, 结伙作案”虽不要求作案人在罪名上一致,但必须参与了同一次犯罪行为。

比如,涉嫌收购赃物罪的嫌疑人并没有参与盗窃行为,不应认定其与盗窃嫌疑人“结伙作案”。

又如,涉嫌包庇罪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参与被包庇者的犯罪,因此也不能认定“结伙作案”。

2. 把可能科处的刑罚也作为延长羁押的条件之一
从立法上确定羁押的最长期限,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羁押期限的不确定性,但为避免羁押
期限的“一刀切”,我们不主张给所有羁押定一个绝对的最长羁押期限。

既然侦查困难的情形已经作为延长羁押期限的理由,不妨把可能科处的刑罚也作为延长羁押的条件之一。

实际上,刑诉法中已有了这样的操作。

刑诉法第127 条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126 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这条规定中,把“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前提条件。

笔者建议,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延长羁押期限的起点要求,并写入刑诉法第124 条。

刑诉法第124 条相应修改为:“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
3. 取消重新计算羁押期限,把“发现另有重要罪行”、“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作为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形之一
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制度与延长羁押期限制度在法律性质、法律效果上并无不同,而刑诉法却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程序,这样的设置没有必要。

而且,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批权在于侦查机关内部,缺乏监督。

“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也把羁押期限起算点不确定化。

法律虽规定“不得停止案件侦查”,但有没有停止侦查却很难监督,且极容易孳生消极侦查。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客观上也会给侦查增加一定的难度,可把“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作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理由之一。

4. 细化、规范延长羁押期限的理由和报送材料的规定
在实践中,已经有检察机关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例如,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通过规范延长羁押期限案件报送材料,突出审查延长羁押期限理由;细化刑诉法规定的“案情复杂”为五种情
形;明确三种情形不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严把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关的做法,被《检察日报》报道○11。

笔者认为,还可以要求侦查机关(部门) 在提请延长羁押期限时,除对新出现的侦查困难情况予以说明外,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 批准(决定) 逮捕时发出的《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等材料内列出的需补充侦查的各项,分别说明进展情况,未取得进展的要说明理由。

5. 建立羁押期限告知制度
建议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办案机关应及时将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法院审理期限及其延长情况告知当事人和相关司法机关,告知方式采用书面方式,告知时间可定为3日或5 日。

6. 改革审批体制,建立审查救济机制
根据我国的司法体制,笔者建议对延长羁押的批准和救济机制作如下修改:
(1) 延长羁押期限的批准由检察机关的两级审批、三级审批,修改为由作出批准(决定) 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批准,并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

(2) 上级检察机关承担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申诉和异议的审查回复。

对于已经经司法机关作出延长羁押决定的,被羁押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辩护人应当有权针对该决定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进行申诉,请求上一级司法机关对该延长羁押的合法性、比例性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最终裁决。

这样修改的好处是:
(1) 提高了延长羁押审批机关的责任意识。

现行法律规定,把延长羁押的最终审批权交给了上级检察机关,本级检察机关出于还有上级检察机关把关和负责的想法,往往予以形式审查即提出同意延长羁押期限的意见;而真正有审批权的上级检察机关,因为不了解批捕时的细节事实和证据情况,往往会同意其下级检察机关的意见。

而笔者提出的这种做法避免了“多头负责,到头来谁也不负责”情况的出现,责任清晰,羁押审批机关的责任意识自然也就加强了。

有学者也认识到“, 完善延押制度⋯⋯不应侧重于具有审批权的检察机关对报延机关的控制,而应侧重与报延机关同级的检察机关对报延机关的控制”[2 ] 。

(2) 提高了延长羁押的审批质量。

批准(决定) 逮捕的检察机关对延长羁押期限的案情和证据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对案件是否的确存在一系列侦查、取证困难在判断上更具优势。

而且,由于不用多极审批,经办人可以从容、细致地分析案情和证据情况,进行实质审查。

(3) 有利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有效减少消极侦查的出现。

责任意识的增强,时间上的充裕,审查上的细致,给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有效减少了公安机关消极侦查,并以笼统理由搪塞检察机关的情况。

(4) 有利于节约时间和司法资源。

公安机关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7 日向检察机关提出,这一规定是考虑到多级审批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实践中,由于市级检察院与省级检察院相隔较远,往往在途时间需要更长,往往要求公安机关提前10 天至半月就提出。

公安机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可以做大量的侦查工作,但这个时间,往往因为已提出了延长羁押,而被荒废了。

笔者提出的这种做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5) 有利于开展延长羁押期限救济
由于上级检察机关未参与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批,其在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申诉和异议审查和回复时,更具有中立性,同时也更有说服力。

而且,由于不像之前那样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已经临近届满,没有了急于作出批准还是不批准的顾虑,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审查和监督,从而更高质量更客观地作出对申诉和异议审查和回复。

结语
本文尚存在不少缺憾,比如,在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的分离上,在通过缩减办案期限缩短羁押期限上,研究者尚未找到成熟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值得欣慰的是,不仅是理论界,实践界也越来越关注此问题,并且已经开始制定、实施有效的局部改革措施○12。

我们相信,通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