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狂欢化渊源及其特征,兼论卡西姆多的狂欢化形象

第15卷第3期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月Vol.15　No.3　Journa l of Dax i a n Teachers College(Soc i a l Sc i ence Ed iti on)M ay.2005

3《巴黎圣母院》的狂欢化渊源及其特征

———兼论卡西姆多的狂欢化形象

杨亦军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　要】《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特点及其最突出的“对照”描写的艺术手段,其实都与远古的狂欢仪式有着某种深层的联系。这部作品描写的主要情节———“愚人节”,就是源于古罗马农神节加冕和脱冕

仪式。不过,雨果把它转化成狂欢化的文学语言,以具体感性的形象、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展现了人与人

之间的新型关系———随便而亲昵的接触,相互间低身俯就,降格以求,消除了人们的身份界定,缩短了价值

观念、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距离,大大扩展了彼此间的认同感;作品还通过怪癖和粗俗的狂欢化审美手段,突

出了主人公内在的双重欲念,强烈地宣泄了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揭示

出人物潜在的本质,由此形成了《巴黎圣母院》独特的狂欢化风格。

【关键词】狂欢化;亲昵和俯就;怪癖和粗俗

[中图分类号]I565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886(2005)03-0044-05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浪漫主义的经典之作,其精髓之处就在于作者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运用美与丑、善与恶强烈对照的艺术法则,设置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创造出异乎寻常的人物,构建了一座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廊。雨果在该书《定刊本前记》(1832)中曾这样说道:“也许会有另一些读者并不以研究本书中所隐藏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为无用,而愿意在读着《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乐于分析藏在小说之下的非小说成分。”[1]这里所谓的“非小说成分”显然是指小说中包含的美学和哲学思想,而笔者认为,其中也包括其文学狂欢化的文化渊源及特征。然而这方面长时期被研究者们忽略,故本文拟加探讨。

一

《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是从“狂欢节”写起的:1482年1月6日,巴黎市民沉浸在“愚人节”的狂欢之中。法院大厅正在进行“愚人之王”的选举。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怪物被选为愚人之王———他长着四方的鼻子,马蹄形的嘴,独眼,驼背,跛脚,身体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部是方方的,两腿从前部看,好像是两把镰刀,刀柄同刀柄相连起来。面对这样一个怪物,一阵阵惊奇和赞赏的狂叫淹没了大厅,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最高点。他们簇拥着幸运的愚人之王像潮水般涌出来,把“怪物”抬在肩上,狂热地欢呼着到大街上去游行。“乞丐王国”的男女老少唱着跳着,宣泄着胸中的欢愉;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藏匿在人群之中,口里喃喃地念着咒语;被称为魔女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她脚下的波斯地毯上翩翩起舞,轻捷、飘逸、犹如天仙,脸上荡漾着迷人的笑容;而“愚人之王”在人们的肩上兴奋地嚎叫着,那张可怕的脸由于激动更加变形,恰似狰狞的魔鬼……这就是雨果笔下“狂欢节”的场景,它既是文学的描写,又蕴含着非文学的成分———远古狂欢仪式的延伸。

狂欢仪式即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式的庆祝、仪礼、形式的总和)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远古人类在巫术活动中,巫师带领众人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以驱除某个灵魂,或口中念念有词、手持利器劈剖祭物以祈神灵保佑。在魔法活动中,则更强调一种感官效果,如在出征前的宣誓仪式中,原始人把仇敌画成模拟像焚烧;在祈求雨水和丰收时为制造气氛,伴有狂欢歌舞和模拟形象,人们边歌边舞边嚎叫,狂野的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这种狂欢的实质有着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它在阶级社会中的发展,它的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魄力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现象。但在这里,本文不可能探讨这一现象的实质,因为笔者感兴趣的只是在雨果这部作品中表现的文学狂欢化问题,也就是狂欢仪式对文学的影响,

3[收稿日期]2005—01—21

[作者简介]杨亦军(1954—),女,重庆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比较文学。

具体来说就是狂欢仪式是如何转变成雨果的文学语言的。

从远古的狂欢仪式可以看出,狂欢式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戏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虽说有共同的狂欢节的基础,但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而且“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浸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

与远古先民带有原始宗教性(巫术、魔法等)的狂欢仪式相比,狂欢型的庆典在古希腊罗马广大民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古希腊如此,在古罗马尤其如此。在古罗马,中心的狂欢型庆典是农神节。农神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的脱冕。这一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这就是狂欢式的基本思想。加冕与脱冕的仪式把这双重思想合二为一,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它还说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势和地位(指等级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除农神节以外,这一仪式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之中,例如欧洲的狂欢节和愚人节。因而狂欢节的基本思想、加冕与脱冕仪式的多重意义也同样蕴含其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圣母院》开篇的“狂欢节”描写,显然“不是那种想复制自然的愿望,也不是想改变自然的愿望”,“而是一种艺术与仪式同享的冲动,是想通过再现,通过创造或丰富所希望的实物或行动说出、表现出强烈的内心情感或愿望。”[3]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巴黎圣母院》中“愚人节”的狂欢仪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雨果的文学语言。

正是从这一转化角度,我们发现,通常认为的《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特点及其最突出的“对照”描写的艺术手段,其实都与远古的狂欢仪式有着深层的联系。在民间的狂欢文化领域中,古希腊罗马同中世纪之间的传统从未中断。狂欢型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对全部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文学中的某些体裁和流派,狂欢化的程度是特别高的。巴赫金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已经注意到中世纪的诙谐文学和讽刺性模拟文学,“都这样或那样地同狂欢庆典联系着,亦即同狂欢节本身,同‘愚人节’,同自由自在的‘复活节之笑’等等联系着。”[2]由此可见,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阐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这个问题,但他已经从基督教与诗艺的关系注意到文学狂欢化问题,认为“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而且他特别提到,“……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却具有广泛的作用。……它把千种古怪的迷信聚集在宗教的周围,把万般奇美的想象附丽于诗歌之上。”[4]实际上,“狂欢仪式”、“狂欢节”展现的广场性和全民性的怪诞,都可看成是“基督教”和“宗教”里的幻想与怪诞相融的泛化形式。《巴黎圣母院》中的狂欢节更是如此。他作品中愚人节的“狂欢”不是随意而为的故事情节,也不仅是作为背景,而是他浪漫主义“对照”艺术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生成他的美学和哲学思想的狂欢化风格的原型。

二

巴赫金在对文学中的狂欢化进行分析后,曾把它具体概括为四种范畴:亲昵、俯就、怪癖和粗鄙,其中亲昵是最基本的范畴。古罗马农神节加冕和脱冕仪式几乎包含了这几种基本范畴。雨果《巴黎圣母院》开篇几章描写的“愚人节”就是源于古罗马农神节这种加冕和脱冕仪式,继承了狂欢节的“亲昵”。狂欢节的“亲昵”是指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它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脱冕仪式中。在雨果笔下的中世纪的愚人节,处在社会底层的“乞丐王国”和其他阶层的民众构成了狂欢的主体,但上层社会的要人和王公贵族也同样参与进来,整个巴黎都沉浸在狂欢的喜悦中———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人们不是消极地看狂欢,严格地说也不是在演戏,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按照狂欢式的规律在过活”,“换言之,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2]中世纪的严格的禁令和等级制度,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自卑、恭敬、仰慕等等,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一切现象,在狂欢节这段时间里都被取消了。人们相互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存在,起作用的就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亲昵。在狂欢广场上,人们之间随便亲昵的接触,自由纵情的姿态,坦率随意的语言,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就像我们在《巴黎圣母院》里的格雷勿方场上所看到的狂欢情景一样:牧师、主教和乞丐混在一起,市政府官员与男女市民混在一起,小偷、流浪汉和体面的王公贵族混在一起……生活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亲昵相处。请看书中写佛兰德的使臣们参加宗教剧和“愚人之王”选举时,他们是怎样和乞丐亲昵接触的:当宗教剧开场的时候,一个莽撞的乞丐钻进了大主教的花楼包厢里。贵宾们的到来没有引起他丝毫注意,当大主教们和使臣们像真正的佛兰德的青鱼一样涌进来的时候,他自由自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