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犯罪题材电影文化赏析

韩国犯罪题材电影文化赏析

课程名称：韩国语言与民俗文化赏析

上课时间：2015-2016 学年第2学期学生姓名：学号：***********

院系：外国语学院

任课教师：职称：

韩国犯罪题材电影文化赏析

摘要：韩国自近十多年大力推广民主化以来，种种社会问题都成为影的创作源泉，政治的开放，造就了这类题材的繁荣，其犯罪题材电影近年来不

仅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也对影视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影视文化；韩国电影；犯罪题材

近年来，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令人深省。朴赞郁、奉俊昊、李沧东、金基德等一大批韩国导演屡获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越来越走进国际视野。在众多优秀的韩国电影当中，犯罪题材电影成了韩国电影在艺术与市场的双重领域都形成鲜明风格特色的题材类型。本文通过选取老师同学推荐过的几部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试图归纳这一类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的特征。

1 兼具“社会问题意识”和“类型电影规则”

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具有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既有真实事件改编的《杀人回忆》《熔炉》，也有通过剧作反映问题的《流感》《恐怖直播》等。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不仅在戏剧张力上有所企图，更是聚焦社会问题本身。

例如，影片《熔炉》主要讲述了来自首尔的绘画老师姜仁浩（男主角）到雾津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后，发现学校老师及行政人员对学生的残忍暴行后，与人权维护中心干事徐宥真（女主角）、受害学生共同奋斗，揭露真相，对抗权贵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以2005年发生在韩国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中的性暴力事件为蓝本，导演在影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抨击了聋哑学校里道貌岸然的校方领导和司法过程的种种不公黑幕。影片上映后，引起韩国社会的强烈热议，并最终使韩国国会对性侵罪行量刑标准偏低的韩国法律做出修订，“熔炉法”于韩国国会立法成功。一部电影最终推动一个国家的立法，这种社会影响力是极为罕见的。

刚看完影片真的十分气愤，之后让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电影，不在于让观众获得什么，而在于让观众陷入怎样的思考。这是一部关于人权的电影，揭露了社会不公的一面，同时夹杂着普通百姓及弱势群体生活的艰辛。“我们一路奋站，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这是在我脑中久久不能散去的一句话。让我想起了《越狱》末尾刻在迈克尔墓碑上

甘地的名言“欲变世界，先变自身。”似乎是矛盾的两句话。面对纷繁的世界，我们该选择坚守还是改变，对于现实，对于家庭，对于自我。

另一种呈现方式是作者不在影片当中给出明确观点，反倒抛出困惑与思考。

《杀人回忆》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真实事件，采用开放式的结局，凭借对调查过程的细腻描写，用线性布局结构和张弛有度的节奏感，成就了一部经典的犯罪题材电影。有评论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模式能给亚洲导演如何把好莱坞商业类型本土改良化带来启示。[1]影片中，警对匪的层层侦破的反面是匪对警的步步紧逼，杀手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却又无处不在。而导演在影片中也在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忠于真实事件本身，另一方面也在借助真实事件，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而是对人性的直面和对事件产生原因的深入剖析。

当然，除了有真实事件为蓝本，更多的电影应该打上“纯属虚构”的标签。电影本身就具有“幻觉性”，是“造梦”，这一类的犯罪题材电影，把梦搭建在一起犯罪事件之中，让“戏”更具“戏剧性”。

在以戏剧冲突取胜的影片结构之中，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不忘加入类型片元素。例如，《我是杀人犯》和《七号房的礼物》，在谋杀，反社会等一系列灰色情绪中，加入了喜剧元素的调和。《七号房的礼物》中，一个智障的温柔父亲，一个可爱的萝莉女儿，一群状况百出的可爱狱友，让观众能投入到喜剧情节当中。桥段设计体现出的汽车追逐、法庭控辩、电视直播还有大场面的调度都使得影片具有鲜明的商业影片类型化特征。

2 呈现极端人格和暴力美学

《老男孩》中的吴大修被不明力量囚禁十五年，《我是杀人犯》中的警匪同样演绎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纠葛，《七号房的礼物》将主人公塑造为一个智愚的父亲，《母亲》中奉俊昊将智愚的人格缺陷安排在了儿子身上，《不可饶恕》和《恐怖直播》都是草根受到不公正待遇，精心蓄谋的惊天报复行动，还有《亲切的金子》里含冤入狱13年的金子，《密阳》里带着儿子回到亡夫故乡的申爱。几乎任何一部韩国犯罪题材电影中都能找到极端人格的端倪。这种设计有利于故事情节的纵向展开，加强表达主题的力度。与此同时，这些极端人格的人物形象

游走在剧情中间，还展现了暴力美学，“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关乎生死的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中的重要景观，[2]韩国导演的暴力美学有其独特的逻辑。以朴赞郁和金基德为例，暴力美学的展现有鲜明的韩国特色。其特征体现在从虐他到自虐的暴力的反向，人在自虐时总满含怨恨，又总表现出决绝，这种决绝在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当中并不陌生，这种自残自虐跟韩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自虐情绪在韩国有深厚的传统，也是韩国人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狭隘的地理环境、贫瘠的资源、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认同压力、国家分裂都使得韩民族的精神文化总是面临着夹缝生存的危机。[3] 这种暴力美学的反向，使得韩国电影时常会透出一种无力的伤感情绪。

3 阴谋论笼罩下的思维局限

前面说到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经常出现的极端人格，人格上的极端设定有利于故事情节的纵向展开，也有利于加强表达主题的力度。但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极端人格的呈现容易偏离核心主旨的精确传达，给人产生一种“跑偏”或者“不真实”的感觉。例如《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被誉为“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密闭空间（电台直播间），在98分钟内连接到了报复社会的草根听众，电视台的金钱交易，十几年前的政府弊案，国家高层的幕后阴谋等等。如此庞杂的线索，导演想说的有很多，然而当这所有的主旨仅仅只限于某个极端人格的草根个体的报复行为，不免说服力不足。所以，影片的结局，导演安排深陷所有冲突中心的电台主播带着无望和困惑眼神的死亡来终结一切。要具备宏大的主题思考，又要顾及影片的冲突结构，还想在场面上，节奏上不失商业噱头，这实属不易。因此，韩国的很多电影无法从“优秀”走向“卓越”，都是陷入了一种阴谋论笼罩下的大片思维局限。《恐怖直播》《不可饶恕》都会给人一种“神剧”的感觉，一个同时具备极端人格和超能力的草根，策划安排了惊天复仇行动，当然有了鞭挞现实的力度，却也失去了更为真诚的主旨表达。相反，《熔炉》在处理上就更胜一筹，他安排主人公渐渐走进黑幕中心，不断感受到各方压力，逐渐产生挫败，最后以一种内心坚定却行动无力的无声控诉结尾，反倒有种“公道自在人心”，“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力道。

一个人拯救全世界是好莱坞宣扬的简单、直接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一个人报复全世界则越来越成为韩国电影的现实趋向。然而，人性是复杂的，极端人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