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早期散文特色

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
摘要：作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在二十年代，即“语丝”时期，主要身份却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和文明批评家，同鲁迅、周作人站在一起，以“土匪”自称。

在《剪拂集》中留下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充满了叛逆与清醒意识，并且显露出日后“幽默”的苗头。

可以说，“语丝”时期是林语堂一生最富于战斗力的时期。

关键词：林语堂语丝匪气幽默
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文奠基而成的，正因为这点，在许多建国后的文学史教材中，都将其作为批判对象。

其实，林语堂也并非一味追求幽默，在二十年代，即1924-1928年，他就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那正是创刊于1924年的《语丝》最为辉煌的时期。

林语堂作为该社的重要成员，同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郁达夫等人一起，为“语丝”任意而谈，泼辣幽默的文体作出重要贡献。

鉴于他与《语丝》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的作品称之为“语丝”时期。

在这个时候，林语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叛逆意识和激进思想，写下了大量有关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文章，后来这些作品都收入《剪拂集》中，成为他一生曾为战士的光荣记录。

林语堂之所以会加入“语丝”社，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政局。

二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正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那段时期。

先是一九二四年，贿选总统曹锟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残暴的安福系段祺瑞政府；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紧接着，北京发生“女师大风潮”，由反对校长杨荫瑜发展为反对教育部部长、复古主义流领导长章士钊；三月十八日，在执政府门前发生了枪击示威群众，死伤两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

面对这些混乱的局面，深受基督教“人道”主义和西方“自由”“个性”影响的林语堂自然对封建军阀政府极为不满，而当时语丝社正处于群众运动的中心。

固然北京是“瘫痪魂灵的大公寓，魅魑同胞的大本营”，同时也是屡次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和警察大战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惨案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北京就是学生领导群众干涉政治的唯一名城。

曹家楼之火焰，章行严宅里之喊声，天安门五花十色的彩旗，执竿抛砖新华门前之决斗，五卅运动冒雨赤足之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

国务院门前血肉的横飞，哈德门大街沿途的血迹、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会、北大三院的搜查、学生领袖的遗迹，这是何等的悲惨，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以此”。

[1]作为北大教授,语丝社重要成员的林语堂，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第二是自身的原因。

林语堂曾描述过他当时的心理历程：
“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派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

（我们对他们有几分讽刺），这对于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做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语堂之所以没有加入《现代评论》派，而是成为《语丝》派的一员，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志趣有别于胡适等人的“士大夫”派，而更接近于语丝诸子。

他希望：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

可见她对于言论自由，有多么重视，后来他也说：“我喜欢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乃天性使然”。

[3]
从他加入语丝社的两个原因，我们可以得知，林语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黑暗专制的中国社会环境极为不满，希望能够争取言论自由。

为中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所以，“语丝”时期的文章，也就不免带上了具有时代性的“凌厉浮躁”。

与感情相适应的，是这时期他的散文的内容，呈现两种显著的特点，一是“匪气十足”，二是“幽默笔调”。

一．匪气十足
在“语丝”时期，林语堂时常以“土匪”、“傻子”自称。

在《谈土匪》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以矣。

只不要投降。

”[4]。

很可以作为他那时的思想纲领。

翻开《剪拂集》，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作品，完全是按照这个思想纲领创作的，所作的批评相当广泛：有针对时事政治的，有支持学生运动的，有斥骂“名流绅士”的，有抨击国民性的。

无论哪一方面，都可见年仅二十八岁的林语堂，似乎要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发泄到文字中去，字里行间，洋溢着蓬勃激情，匪气十足。

所谓“匪气”，林语堂自己作过解释。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

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三层楼滚下来，比较少顾虑。

完肤或者未必完肤。

但是骨头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5]
概括起来，他的“匪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少顾虑”，即“直言无忌”；二是“真皮真肉”，即“不说别人的话”，“真情流露”。

一．“直言无忌”这一点。

在这时期，林语堂表现得极为明显，特别是在时事评论上。

他曾说：“当时，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被视为‘异端之家’……北大……之一激烈的教授”。

[6]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上上下下掀起反帝大风潮，一些评论家却大唱反调，大泼冷水。

著名地质学家、现代评论派成员的丁文江就曾说：“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

“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再闹学匪”。

“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

“劝化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一个坐洋车的”。

有些名流也有诸如“单靠感情不能救国”，“救国必先求学”，“罢课是自杀”，“中国弄到这地步，完全是知识阶段的责任”的论调[7。

]这些言论，倘是和平年代，固无大错；但在那个矛盾极为尖锐的年代，就不免起了“在当权者的刀下，颂扬他们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8]的作用。

对此，林语堂直接给这些名流一击：“这回爱国运动，大家忙得手忙足乱，应接不暇，对外宣传，对内讲演，募款救济工人，筹划抵制外货，正苦无名流实在出力，实在做事，实在帮忙。

丁先生却仍然在旁说闲话，其实这种不负责任的闲话与不负责的高调，相差无几。

闲话、高调、空洞话、无用之话、无积极主张的话，其实则一。

”[9]
最后，还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迎合官僚与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又绝对唱不得的。

”
[10]两个“绝对”，锋芒毕露，反对情绪斩钉截铁。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波”中，林语堂一直和语丝社同仁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后来他回忆说，“当这两个周刊（指《语丝》和《现代评论》）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的时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那里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中心，知识分之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

……”[11]
据说，在语丝社同仁集会中，林语堂常常慷慨激昂地发表对此事的看法，紧紧跟随鲁迅、周作人这两员大将之后，作“急先锋”，以笔为武器，猛烈抨击现代评论派对“女师大”学生制造的谣言。

在《苦矣！左拉！》中，他斥责现代评论派中人，是“为私人作侍卫”，“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为率领老妈子的刘百昭宣传”。

言辞激烈，字字见血，特别是一个粗口“鸟”字，更见得他的率直。

在《〈公里的把戏〉之后》中，他更是表示了对他们的极端蔑视。

“批他们嫌手脏，骂他们嫌嘴脏，做文章谈到他们又嫌笔脏”。

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流露于纸上，则是破口大骂，相对于同时期，语丝诸子的曲折含蓄，自是别有风味。

这样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林语堂还觉得意犹未尽，在文章末尾，又对他们首鼠两端的作为，作了一个总结性的直白批露，简直就是他们的“结案陈词”：
“你要他们公然捧章，他们又不肯公然捧章。

他们说章士钊人格也是卑鄙，那么请你们做篇宣言文字演说好好的反对他，攻击他，你们又不肯。

你们说与青年是表同情，但是你们又要时带挖苦青年的口气；那么请你们爽爽快快地与青年丢开手明白站于与青年相反地位，像丁文江一样，你们又不肯，说你们的目的是求和平，那么女师大及女大学生感情本来很融洽的，只被你们讲坏了。

那么，你们是主张北大的人应当干涉到他校公理，然而半年前似乎又听到说北大的人不应管到女师大的事。

那么现在女师大倒也干涉得可以……”[12] 从上面的例子中，林语堂这时期的散文确实做到了直言无忌，而且态度极为勇猛，近乎于赤身上阵。

与论敌近身相拼，短兵相接，感慨激昂，抓住对方的弱点，放开手脚，大作文章，务必使对手再无反手之力，方才罢休。

他后来曾对自己的风格作总结：“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示威游行一样，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

”[13]。

今人读起来，还能感到他文字中那种无顾忌，无避讳的锐气和匪气。

二，“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在此时期的作品中，林语堂并非只是单纯的“骂街式”，而是寓理于骂，常常能发前人所未曾发的，多有警策之语。

如对现代派自觉或不自觉附和政府的行为，林语堂斥他们为“文妓”，说他们“卖尽机巧智能，以求利禄”，“与妓女之卖身求利同”，说：“这样的男子在中国新学界也不能说特别少。

许多新学界的人，一跨进某军阀的门内，就立刻可以‘以高等华人’自居，或提倡读经，或帮他们的主人逮捕学生，此与龚氏‘盗圣贤市仁义’之例正相符。

”[14]抓住这些文人与妓女相若的特点，进行讽刺，比较鲁迅斥骂现代评论派为“丧家犬”，更为犀利，更为直白，更为新趣。

还有针对现代评论派的“读书救国”的“高调”，林语堂也是能敏锐地看出，这种论调背后的实质：
“我们须明白这种“勿谈政治”的高论，不是空空一个学理，是与政府的行为“互为表理”，有这种政府才有这种政治学，有这种政治学才有这种政府。

“……中华无论是什么国体，至少总不是民国，无论外交与内政，都不是我们国民所应谈的，更谈不到什么根据民意，所谓政治，即是政府诸公的所有物。

国宪可以由官僚制造，国民议会可以由官僚滥充，外交重案实可由官僚自控，甚至于官僚赴会议开会，小百姓的道路，可以随意断绝一个小时之久，在我们冒充“民国”已经忝为不怪的，但是既然连道路都不是百姓的，并且在家里楼上窥看的人尚要被警察厅长斥得不露头面，我们不能不怀疑今日之官僚，即前日之皇帝。

‘帝国’固然不存在，‘民国’二字亦是赘瘤。

”[15] 此外，“真皮真肉”还体现在真情实感，特别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由于林语堂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在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愤怒。

比旁观者来得更为真诚，实在。

当噩耗传来，林语堂与许寿裳，立即以校负责人的身份，领回尸体。

三天后，即三月二十一日，他写下了第一篇悼念烈士的文章，比之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还要早。

在当时那种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他敢于首先站出来，足见他的勇气和难以抑制的愤气。

在文章的开头，他写道：“……。

因为这三天以来，每日总是昏头昏脑的，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拗的一种经验；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对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暗中已感觉亡国之隐痛。

女士为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为我自从到女师大教书及办事以来，刘女士是我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合此种种理由使我觉得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

”[16] 这对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并非人间”似乎是一个大补充。

鲁迅愤怒得说不出的话，林语堂都替他表达，而且毫不掩饰对刘和珍两人的赞
美和对执政府的厌恶，任感情一泻千里，酣畅淋漓，从“最哀拗”、“最痛恨”、“亡国”、“最佩服”等带着极端情感色彩的文字中，一字一句都是林语堂自己的血泪。

而对执政府制造惨案的罪行，林语堂的愤怒更是倾泻而下。

“三月十八日中华民国府院合署式的临时执政府因为知道有爱国青年外交请愿事项，预定计划，埋伏队伍，荷枪实弹。

在府院合署的国务院门前由长官指挥，吹号施令，枪击国民，加之以刀鞭，继之以追击，复终之以抢劫。

若此情节，使在吾以精神文明见称之古国，在昏天黑地的君主时期，苟非昏君暴主，十分桀骜，亦当于事后文过饰非，一闻惊耗，装出一个唐皇惊愕之状来，表示其事前并未闻知，冀以而掩尽天下之耳目，搪塞自己的罪责，那知执政府旁边尚有未知人间有羞耻事之文妖包围执政府，比之李彦青之包围曹锟先生更为厉害，遂于当天发出一个死不通的大狗屁，自画招供以堂哉皇哉之民国国务总理及总长公然利用公文，署名盖章，撒了大诳。

”
先是讽刺执政府制造此次惨案是“预定计划”，早有预谋。

接着用一串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来表达他对政府的凶残的极端愤怒：“加之以……，继之以……，复终之。

”最后实在难抑愤气，干脆直白地大骂：“尚有未知人间有羞耻之文妖”、“遂于当天发出一个死不通的大狗屁”。

在刚开始，他尚能压抑自己，比较客观记叙，到了后来，就按捺不住情绪，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简直等同于“骂街”，或许失去作为散文含蓄蕴藉的特点，却因为能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使读者随着他的感情而起伏，感觉痛快淋漓，而忘却文字上的粗糙。

二．幽默笔调
虽然林语堂有时不免感情泛滥，但这并不是他的常态，他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欧美留学经历，使他身上多多少少带有“绅士气”，而“绅士气”与“匪气”相调和，便形成了他的“幽默笔调”。

郁达夫说得最为透彻：“他性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前进，行为上的合理，混合起来，就造成了他的幽默文章。

”[19]
这种幽默，同他在三十年代所提倡的“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的幽默观”大相径庭，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谑而且虐”，是“同时含有破坏和建设的意味”，是“有左右社会力量的”，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鲁迅。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漫画的笔调，主要用白描、夸张的手法，对某种人某种现象，进行讽刺，如：“现在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乎？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20]
寥寥数笔，未加修饰，便将所谓学者的“尊严”，加以突出，夸张，作绘声绘色的描写，令人解颐。

又如：“……，被无形的红顶子逮住，想与旧势力妥恰，一方面想欲猛进，一方面却在那也装腔作势，似进而退的逶迤，自然其袅娜娉婷若进若退若即若离的姿势也有三分的可怜在，……”[21]
特别是最后一句，接连用三个形容词，“似褒实贬”、“袅娜娉婷”、“若进若退、若即若离”，将现代评论派那种“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样子，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二方面，庄语谐用。

将自己的愤怒，痛恨寓于笑谑的文字中，这种技巧，林语堂运用最为娴熟。

“我看中国现代文坛有这么好的景象，有这么多位站在狄根司水平线上，有这么许多位够得上列入《大英百科全书》或《世界通史》上，自然是很可喜的一个景象。

前途是可乐观似的，吾复何言哉……。

赞同的如‘林肯被弑而死，徐树铮亦被弑而死，故徐树铮即林肯’，这种逻辑，谁也不能否认。

不赞同的如章士钊比Dreyfus，我绝难以与之同意。

理由是Dreyfus 不曾做过法国教育总长，也不曾做过法国农大，……”[22]
在评论文学界对官僚的“肉麻吹捧”，态度是认真的，下笔却又是滑稽，在庄严与荒谬的
巨大反差下，显出这种情形的荒唐，让人会心一笑。

第三方面，指桑骂槐。

这种在与名流绅士的斗争中，用得最多，如：
“不打算一进门不见猴先见以儿狗，委实觉得好笑。

想打他又觉得无冤仇似的。

后来看他走圈儿，往东往西，都听主人号令，十分聪明，倒也觉得有几分可笑，狗之危险就在这一点，而且委实有点像猫，……”[23]
这可以同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章一起参看，他们骂的是现代评论派那群人，却又不明白说出来，采用一个能代表他们品质的生动形象，大骂特骂，没有一句涉及实体，却立马让人想到文字背后所要指斥的人，笑出声来。

三．结语
林语堂“语丝”时期的作品，是他一生最为激昂，最为愤进的文字，达到了思想的高度。

“他反对封建的战绩，和鲁迅是不相上下。

”[24]但在艺术上比较粗糙，属于不太成熟的作品。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字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曾作过公正的评价：“林语堂生性憨直，淳朴天真。

……《剪拂集》时代直冲猛撞的是书生本色。

……”[25] 此后，随着左翼文字的兴起，出于对左派的反感，林语堂很快转向，热衷于追求“幽默文字”，艺术上也进入圆融境界，完全脱去了前期的火气。

但他并不是因此就忘了国家、民族，在时事评论上，仍保留先前那种犀利。

比如，他曾就写过令左翼作家都要拍手叫好的对联“自古未闻粪要税，而今只有屁无捐”。

后期的作品实现他“谑而不虐”的理想，为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