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明清时期开封城的水环境与文化发展_吴小伦

第34卷第4期大庆师范学院学报Vol．34No．4 2014年7月JOUＲNAL OF DAQING NOＲMAL UNIVEＲSITY July，2014

DOI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4．04．024

明清时期开封城的水环境与文化发展

吴小伦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摘要：明清时期，开封城及其近郊频遭黄河水患，学校与书院时有冲毁，文化教育的连续性被打断；众多承载文化传承之祠庙、古迹被冲无遗，破坏了信仰文化的多元性及文化发展的载体；诸类水体的相继湮废，虽推动了追忆或忧思诗章的勃兴，也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文化发展的生机，官方的补救性行为并未扭转文化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明清；开封城；水环境；文化发展

作者简介：吴小伦（1981－），男，河南驻马店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从事明清史、历史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研究”（2013－QN－289）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063（2014）04－0109－05收稿日期：2014－03－02

水环境是当前颇受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宽狭相间的概念。狭而言之，它既可指天然的河流、湖泊、沼泽、湿地及人工修凿的渠道、运河、陂塘等水体，也包含了这些水体的变迁与存废［1］53。宽而言之，这些水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及人文因素亦可视为它的组成部分［2］29。概念的合理性或科学性宽泛化，不但进一步丰腴了水环境的内涵，也使问题之探索有了更加宏阔的视角。不过，为行文之便，笔者仍采用其本元的含义，即各类自然水体。

城市文化也是一个宽狭相间的概念。从宏观上来看，它可视为城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涵盖城市的建筑风格、规划设计，居民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生活习俗、精神面貌、教育科举、管理制度、文明遗存等众多方面。从微观上来说，它大体包括文学、艺术、教育、风俗、信仰等具体内容。本文所关注的是水环境变迁影响下城市文化的发展实态，若从微观层面展开论述，既利于问题的分析，也更具有直观性和说明性。鉴于此，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笔者选择了教育事业、信仰风俗、诗歌文化三个内容作为考察对象。

自古以来，水环境与城市文化关系甚密，既是其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也是其繁盛的表现载体之一。溯其原因，一是经济乃文化发展之本，便利的水运首先能带给城市经济的繁盛，进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水乃生存之本，没有足量的水，就难以实现文化的创造者———文人雅士与普通百姓的汇集；三是水乃城市建设之本，缺乏丰沛的水，亭榭楼阁、官署民舍、园林苑囿、街衢绿化等城市建筑文化便无从谈起；四是水对人心灵的触动，优越的水环境能激发睿智，引领诗兴，许多优美的词章往往闪现在波澜涟漪的起伏之间。当然，过溢的水量对于城市文化发展也具有灾难性或毁灭性。

在关乎本课题的众多城市中，当代破旧落后却名闻于世的开封城尤其值得关注。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开封城先后得益于黄河、济水、鸿沟水系、通济渠、汴水、贾鲁河等重要河道及湖、池、泽、渠等诸类水体。城市的发展繁荣，也促成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然至明清两朝，黄河日益决徙漫流，大量泥沙沉淀、积聚于此，众多水体日渐淤浅或湮没，开封城及其文化亦因之陷入发展困境。目前，学界关于开封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以水环境与城市文化为视角之探讨尚付之阙如，故笔者试加论析，刍荛舛误，唯祈方家正之。

一、教育事业

毋庸置疑，学校和书院对于发展教育、传承文化、培养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在修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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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师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弦诵于斯，游息于斯”［3］卷12，这就势必营造出一种传道授业、废弈向学的良好氛围，进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清之际，教育事业颇受国家重视，学校和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建设也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天下王化之本莫大于学校，而与学校相表里者则惟书院”［4］卷11。同时，作为选拔人才场所的贡院亦受到国家的关注，各承担科考治所之官民时有修缮之举。如清道光年间，河南巡抚鄂顺安在重修河南贡院的碑记中指出：“国家敬教劝学，崇化厉贤，直省都会，一皆有试院，必扩其次舍，辨其职守，严其藩棘，固其垣墉，所以慎考核而简畯良也。”［5］卷1需要指出的是，贡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但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场所，其承担着各处学校学子的科举任务，是学子走出学校、实现夙愿的一个必经桥梁，故有必要将其置于此处。

学校建设方面，开封城可谓历史悠久，承袭不辍。最晚在宋代时，国子监已建于城内，元代改建为汴梁路学［4］卷11，后学宫为水所没［6］卷11。明洪武三年（1370），改为开封府儒学。建文二年（1400）夏复圮于水。永乐五年（1407），徙于丽景门西北。天顺五年（1461），河决淹城，学校被毁，知府舒瞳于灾后重加修葺。成化十六年（1480），知府张岫增修。崇祯十五年（1642），再遭黄河决水淹没。清顺治九年（1652），知府朱之瑶重新兴建［4］卷11。康熙六年（1667），巡抚张自德复率属“捐资丹雘之，且易木坊以石”。董闻京任河南巡抚后，再次加以修葺，学校面貌焕然改观［7］卷6。同时，祥符县为开封府首县，治所附郭，洪武五年（1372）知县胡聂创建县学于城中，寻没于水。永乐四年（1406），知县王春重建［4］卷11。天顺五年（1461），河决淹城，荡析不遗［6］卷11。翌年，布政使章绘、按察使宋钦重修。弘治二年（1489），知县段鉴又加修葺［4］卷11。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遭遇黄河水患，学宫埋于泥沙，“一瓦一木无有存者”［6］卷11。清顺治十一年（1654），知县孙如林改建于新县治东南［4］卷11，但仍处于开封城内。

书院建设方面，开封城堪称兴盛。共有书院数处，尤以两处最负盛名。一是大梁书院。初在开封城南熏门内，名丽泽书院，明末河水淹没［4］卷11。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佟凤彩重建在城内西北隅天波楼旧址。康熙二十八年（1689），巡抚阎兴邦重修。康熙三十五年（1696），巡抚李国亮移建于城西南隅周桥迤西古汴水经行处，为此后的书院基址。康熙帝曾御书“两河文教”匾额，置于讲堂。雍正八年（1730），因积水倾圮。雍正十一年（1733），总督王士俊、布政使刁承祖重修［6］卷11。二是游梁书院。明时在城内西南隅，本为宋代的孟子祠。万历三十一年（1603），巡抚方大美重修，并设书院。崇祯十五年（1642）没于水。清顺治十二年（1655），提学张天植、知府朱之瑶改建于开封府儒学明伦堂之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御书“昌明仁义”匾额，悬于正殿［6］卷11。道光二十一年（1841），河决开封，为补修城垣，以免城覆，学校、书院均遭遇大规模拆卸。

贡院建设方面，开封府也名垂史册。明代初期，因元人竺贞故宅为之，并先后移建于城西南隅与西北隅［5］卷1。天顺五年（1461），河溢入城，遂为水所潴。崇祯十五年（1642），河决淹城，“贡院亦付东流，片砾无有存者”。次年议修，但环城荒蓁满目，一望汪洋，遂移建于辉县之百泉书院［4］卷11。然该书院为辉县所筑，“气局终湫隘，不足为志士扬眉吐气地”，且郡邑较多，此处偏僻，至者多疲于跋涉。顺治十六年（1659），巡按李粹然以开科取士为急务，以明周王府基址尚较恢宏，“较旧时贡院不啻壮胜十倍许”［8］卷6，便重建贡院于此。雍正年间，田文镜又将其移建于城东北隅，增号舍至9000间，但“犹不足容多士，每试辄编芦架木，为棚号附益之”。道光九年（1829），巡抚杨国桢廓而大之，增舍至11866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黄河决溢，开封城被冲。守城者均以贡院地近，应用其材以拯危难，贡院遭到惨重的毁坏。巡抚鄂顺安认为，“古者安集劳来之政，在定民志而已，而士为民首，学校兴而后士气复，则此宾兴校士之所不可缓也”。遂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兴工，次年四月工竣，共修建公所782间，号舍重建10009，葺复1857，凿井5眼，“凡官府次舍、栋极、柱石、丹垩焕然顿还旧观”［5］卷1。到了清末，缘于战乱等因素，国家层面的科举考试迁至坐落于开封城内的河南贡院，而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也终结于此。

简要梳理，不足以复原开封城教育机构毁兴之原貌及其带来的教育事业的全面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城内之学校、书院及贡院多次面临的淹浸所带来的破坏。尽管有灾后的重修、移修之举，但教育事业的连续性被打断，而且，往往一次受灾，数年或数十年始得以修缮完毕，莘莘学子丧失诵读之所，旄俊之士难有唱和之区，城市文化发展不能不受到羁绊。“洪水横流，其文斯在”［6］卷12，晚清河南巡抚李鹤年之语足以折射出教育事业因水患而衰的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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