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西亚文明是游牧的塞种人、塞姆人（闪族或闪米特）人创造的，而东亚的中国文明则是羌、夷等游牧民族创造的，古代印度的文明是游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中古时期，游牧民族统治了整个亚欧大陆。在西方，匈奴族和日耳曼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在东方，“五胡乱中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随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部落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统一起来，迅速向北扩张，一直打到中东和中亚；斯拉夫人亦从北欧进入东欧平原，对东罗马帝国形成南北夹击。此后北欧的维京人也不断袭击欧洲，达到高潮。

§4.1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明

游牧民族的习惯是“逐水草而居”，他们的迁移路线必然是顺着大河流动。当游牧民族来到大河平原上，逐渐趋向于定居。一般是以苗圃种植园为中心，方圆数百里作为相对固定的牧区，一年甚至几年之内都在这一范围内生活。时间一久，就形成了固定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引发强烈的攻击行为，战斗之惨烈超过以住。过去牧区不固定，几乎每个月就可能迁移一次，偶尔遇到其它游牧民族，一般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使有战争，往往以和的方式结束，相互结成通婚的部落联盟，如黄帝与炎帝结盟，成为华夏族的始祖。有了领地意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就变成了关系到部落生态的严重问题了。“祀与戎，国之大事。”同时，农业的收获越来越多，明显超过了畜牧业，社会财富迅速膨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结果是大批的游牧部落迁移到在大河平原上，其领地也彼此相邻。当首次战争胜利后，获得的大量财产诱发了人们贪婪的欲望：原来除了生产外，还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收获财富，而且更快更容易。于是，邻人的财富成为觊觎的对象。温和的牧人又恢复了猎人的本性，同类间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

盘庚为何迁都？一直是史学争论的问题。有的说是贵族骄奢，有的说是水患，其实不为什么，是游牧民族本性使然。

对照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始于游牧民族，如古代巴比伦最初是游牧的塞种人或称塞姆人，闪米特人或闪族人。中国同样如此，黄帝是中国文明的始祖，当时处于游牧状态，逐水草而居，所以到处留下踪迹。黄帝时代也是英雄时代，各民族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因此，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都奉黄帝为祖先。直到尧舜禹时代，才向农耕过渡，表现为大禹治水，排干沼泽，开辟农田，兴修水利。夏朝为中国第一个农耕的朝代，夏后氏亦为第一个农耕民族。而周围的其它氏族仍然保持游牧或半游牧状态，包括商族。

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后，结束了游荡不定的生活，虽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斗志却在不断减退，以至后来被商汤所灭。

既然商族属于游牧民族，即使当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必然经常迁移，迁都亦是常事。而盘庚迁都至殷，才正式定居下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建立了繁荣的殷商文化。

此时，游牧民族过着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但随着部落内人口的大量增长，畜牧业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农业日益显露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实行大规模农耕的时机成熟了。

刚到大河流域，一望无际的是茫茫的沼泽。在河流的中心，往往会冲积成三角洲平原。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被四溢的洪水包围的“细壤”。以古埃及的尼罗河为例，每年的雨季，洪水猛涨，淹没三角洲，在上面覆盖了一层肥沃的淤泥。洪水退去后，人们就在上面撒上种子，待作物成熟后收割。人们又把两次河水淹没的时间间隔定为一年，形成早期的历法。

随着人口增长，耕地面积需要不断扩大，排干附近的沼泽地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就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对于各种作物，仅靠一年一次的河水浇灌明显不够了。人们又想出了控制河水以保证随时浇灌的计划，同时，为了防止洪涝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也必须修筑堤坝。因此，生活在大河流域的民族必须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传说中国到了尧舜时期，决定治理泛滥成灾的洪水。舜时派鲧去治理，鲧采取围堵的方法，结果没有治服洪水，被舜杀掉。舜派鲧的儿子禹去治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使洪水回归河流故道，并筑堤坝堵塞决口。禹带领人民治水九年，终于治服水患，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受到世人爱戴。禹功高盖世，以至于禹死后，其子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社会制度。

§4.2农耕文明的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

所谓农耕文明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农耕不称文化而称文明呢？是因为到了农耕时代，人类第一次以人力改造江河，和自然界相抗衡，对自然界的认识亦出现了飞跃，特别是诞生了象征文明的文字-象形文字。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无不与一条或两条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尼罗河的埃及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文明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原因在于大河长年淤积的广阔平原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灌溉用水等等。农业的发展又满足了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衣食之需，人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工，从商业手工业直到科学文化等活动。另一方面，大河虽然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地—平原，却又经常泛滥成灾，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必须先治服水患才能生活下去。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防洪泄洪和灌溉工程。这种劳动既复杂又艰巨，即使到现代，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更何况是古代。因此人类在长期的实践

中就不得不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和试验各种方法，集思广益，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成功地治服了水患。与之相伴随，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产生了一次飞跃。随着工程的完成，人们掌握了一整套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而建立了文明。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自然，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首长来领导，并形成类似于军队内部的隶属关系的社会结构体系。当社会发展到国家的产生，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前提。

§4.3农耕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经济生产的特点保持一致。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人的要求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保持相应的一致，即呈现集中统一的特定。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都有共同反映，称为中央集权制度。

一、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曾经有一位学者对于古巴比伦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他提出了诸如战争、灾难等因素的作用，然而最后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倘若他能够对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作一番研究的话，就不难看到各国的共同点：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相同的政治体制。按照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的因果一致论，很快就能得到推论：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生产方式包括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必然要和生产方式的特点保持一致。

无疑，战争和灾难对于各民族都产生了团结集中的要求，但毕竟是一时的，不可能总保持下去。生产方式对人们的作用却是长期的、深刻的，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有趣的是，东方国家在战争时期的社会状态却远比和平时期松散，集中统一的特点并不明朗。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大乱时期，战争频繁，此时有雄才大智的王侯为了招揽人才，都能礼贤下士，并给予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就如同汉高祖刘邦最初对待韩信那样，使其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尽展其才，最后取得天下。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同了，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带来的是对开国元勋的杀戮和摧残，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点点鲜活的“民主”气息很快消失，代之以“一言堂”的沉闷气氛。因此，战争并不能决定政治体制的特点。

二、东方国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