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转折

荣毅仁接受改造陈毅称其为“红色资本家”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新中厂总经理魏如：交出半生心血决心难下

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

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

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

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

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

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

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

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

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

下决心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

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

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

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

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

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

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

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