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

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很难！

编者按

今年6月6日早晨7点，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讲师，学院矿物加工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刘艳杰赶到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北门，准备乘校车前往渭水校区给学生上课，刚坐到校车上，人突然晕倒在车上，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心猝而死。刘艳杰的哥哥刘云飞说：“学校的科研压力大，教学任务也重，可能这让我弟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然后才出现猝死的情况，太可惜、太无奈、太痛心。”

做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到底有多难？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吴同的调查，或可给我答案。

2012年一篇取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关注，一时间被称之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成为“一高二低”（即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代名词。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吗？去年，受上海市社联委托，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组成课题组进行调查。课题组抽取了年龄在45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把这部分人员称为“青年社科工作者”。

调查范围涉及上海的15个单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机构，共获得有效问卷1528份。课题组试图通过这次实证调查来真实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国水平。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为23岁，最大的为45岁，平均年龄为36.3岁；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

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达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达到82.1%。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资料相比，同年龄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远低于全国18.5%的整体水平。

学历：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拥有博士学位。本次调查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访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0.9%，教育程度为硕士的占总人数的18.2%，仅有0.8%的被访者为大学本科。在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毕业于“985”

高校，15.6%毕业于“211”高校，13.6%毕业于海外名校，3.3%毕业于海外一般学校。相比较外省市同类单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学历水平较高。

职称：从讲师到教授呈现出了“541”的格局，晋职之路较为艰难。被访者为讲师（中级职称）的占总人数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为1.9%。从职称结构上来说，呈现出了“541”的格局。但这种格局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之路比较艰难，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人数比例积压太多。

来源：85%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长于中小城市、城镇或农村。被访者是上海“土著”的仅占总人数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25.8%，其次为外地农村（19.8%）、外地县城或城镇（19.6%）、外地大城市与省会（16.2%）、其他直辖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来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区，而超过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长地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

信仰：七成以上为中共党员，96%无宗教信仰。从政治信仰来说，党员占总数的72.8%，比例远高于上海市级机关61%的党员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无党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另外还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从宗教信仰来说，无宗教信仰占到了总人数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为2.0%，信仰基督教为1.6%。

国际化水平：四成以上有过留学经历，但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近些年国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出国攻读学位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有留学经历人员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较高，总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过各种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不过从国际化的比例来看，身份属地为中国大陆的占总数的99.4%，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数占总数的0.4%，而其他国家的人数仅占总数的0.2%。可见，虽然近几年从海外引进的学者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是直接从境外到上海来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比例较低，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呈现出低认同与内部分化的特征。从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来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总体平均得分为5.23，明显低于2013年我们在上海市区对普通上海市民调查时7.56的平均得分。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内受访者评价最高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从职称来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评价最高为5.75，而讲师（中级职称）只有4.99。在高校类型和职称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职称、单位和学科：内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机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工作人员的单位收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二是绩效工资，主要由高校自行负担。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的单位、院系内部以及不同职称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化。从不同单位的收入来看，“985”高校46.5%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211”高校的这一比例为43.3%，地方院校为24.2%，党校和社科院分别为45.1%和73.0%。结果显示，部属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党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则更低。从不同学科来看，受到学科与市场关系亲疏程度的影响，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收入差异。人文类学科有45.4%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社科类的比例为42.3%，经济管理类为22.0%。可见，学科的市场化、社会化越强，收入越高，反之则越低。比如，经济管理类收入远高于其他学科，基础类学科如哲学、历史等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机会更少，收入则更低。从不同职称来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为28.6%，讲师（中级职称）的为53.9%。调查数据显示，讲师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万区间，副教授则是在10-12万之间，而教授则处在12-18万之间，也就是说副教授的收入是讲师的1.5倍，教授则是讲师的2倍。综上所述，相比较上海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来说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收入不高，但是内部的差异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职称高低以外，还要看在哪一类高校以及什么学科工作。“穷教授，富讲师”也是普遍存在的。

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成果往往决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