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编年体断代史《汉纪》及其他

【课外阅读】编年体断代史《汉纪》及其他
一、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颇川颖阴（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任汉廷黄门侍郎时，侍讲文学、史事，著成《申鉴》五篇。

奉命编写《汉纪》三十篇。

书成奏上，迁为侍中（参见《后汉书·荀悦传》）。

荀悦著《汉纪》，时值军阀混乱，曹操势力日盛，东汉皇朝名存实亡。

他面临着一个对待时局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

自东晋袁宏《后汉纪》以还，历来学者大都认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权，其著《汉纪》的目的在拥汉反曹。

并往往从这个角度去揣度和评论荀悦的为人与《汉纪》的思想价值。

其实不然。

荀悦及其从弟荀彧，虽是坚定的拥汉派，但他们却是走着一条助曹辅汉的政治道路。

荀彧是曹操的谋主。

荀悦因愤东汉本年政治黑暗，托疾隐居数十年，当听到曹操采纳荀彧建议而决定迎献帝都许之时，马上由荀彧推荐，到曹操的镇东将军府工作。

从此，他便做了荀彧的助手，借为献帝侍讲和编史，竭力弥合汉廷同曹操之间的裂痕，并为曹操的改革制造舆论。

荀悦这种助曹辅汉的政治态度，在《汉纪》的写作方法相思想内容上都有所反映（图片《汉纪》明朝刻本、荀悦《汉纪》书影1、荀悦《汉纪》书影2）。

荀悦在编年史的写法上有所创新。

他采用了“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和“通连体要，以述《汉纪》”（《汉纪·目录》）的办法，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述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并顺便将与之同类或有关而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条下的政事、人物，以及典章制度、少数民族等加以介绍。

这可称为类叙法。

此法的创立和广泛运用，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增强了记事的条理性。

《春秋》、《左传》都是写—个时代的历史。

《汉纪》则借鉴于纪传史《汉书》断代为史的作法，专写西汉一个皇朝的历史。

《汉纪》取材，多本于《汉书》，间或参考其它资料，所以其书也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如其所裁王仁、王闳两次上疏，均为《汉书》所无，可说是补了《汉书》的遗漏。

全书四十多则“荀悦曰”，基本上皆其本人所作，与其所著《申鉴》—致（是《申鉴》思想的照搬、修补和深化）。

它通过删、录、增、改和论议，表达了不同于《汉书》的思想内容，使历史书籍更加紧密地同封建政治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所以《汉纪》一出，遂为世人所重，被誉为“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后汉书·荀悦传》）之作，“大行于世”（《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

二、《汉纪》的史学思想
1、天人关系上的神意天命史观
（1）《汉纪》遍载西汉灾祥。

荀悦给《汉纪》规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能备”（《汉纪》卷一）。

本来，在探讨天人关系上，荀悦的《申鉴》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其《汉纪》却着意宣扬神意天命史观。

《汉纪》中遍载西汉二百三十二年的灾祥。

它抄《汉书》，删略极多，但凡灾祥、怪异，却是全部录出，而且还有录自《汉书》之外者。

灾异之中，又是记“灾”比较简单，记“异”不厌其详，又常附以天人感应的解说。

统计《汉纪》全书，记灾祥怪异和阴德报应、相命、望气、卜筮之灵，竟近四百处，两万多字，占去全书文字的九分之一！《汉纪》部分内容的封建糟粕，写法上的拉杂重复，文字上的繁文琐语，都主要表现在这里。

（2）自创天人三势说，“三势”皆由天定。

针对当时三种否定天人感应的“放荡反道之论”，荀悦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天人三势说。

认为举几世间事物，统统处于三种态势：“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失人事而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不可成者，是谓三势。

凡此三势，物无不然。

”而这“三势”，都出于上天的安排。

但他用以证明这种天人三势说的，却仅仅是疾病和教化这两个比喻，两个比方一打，他的理论就告完成：“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灾祥之应，无所谬矣”，“虽日遇祸福，亦在其中矣”（《汉纪》卷六）。

（3）宣扬汉王朝正统论。

两汉天人感应的实质，是宣扬汉家永得“天统”。

对于这个神圣的信仰，从东汉中叶开始，人们就怀疑，甚至否定。

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于揭竿之始，即自称“天王”、“皇帝”。

东汉末年纷起的割据势力，也多认为“汉祚衰尽”，因而“竞希神器”。

荀悦眼见东汉皇朝将彻底完蛋，却仍要做汉家忠臣，终生在补天，在《汉纪》中于宣扬和论证“圣汉统天”。

《汉纪》卷一正文开头，用了近五百字，详述刘向父子的五德相生之说，说明刘汉继尧之运。

卷三十末尾，又用一千四百余字，载班彪对隗嚣（weikuiguixiao）的说辞及其《王命论》，反复论证“神器有命”。

这和卷一首尾呼应。

与此同时，他又突出强调了非命谋叛，必遭天罚的观点。

此外，荀悦还在记事系时上，自始至终，皆用汉的年号，而不用秦朝和新莽的年号。

2、“综往昭来”的鉴戒史观
荀悦史学思想中再一个重要内容，是鉴戒史观。

他认为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

他明确宣称，著《汉纪》，就是要“综往昭来”，通过论载西汉—朝，“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比统治者“有鉴乎此”（《汉纪·目录》）。

“惩恶劝善，奖成而惧败”，以做“有国之常训”（《汉纪‘序》）。

（1）“立典五志”的写史标准。

为了“综往昭来”，他在《汉纪》卷一正文开始之前，就提出写史应达到的五条标准：“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日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

所谓“达道义”，即宣扬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

“彰法式”，即突出统治者中的正面典型和典章制度中的成功部分。

“通古今”，即注意阐述封建统治兴衰成败的过程，使之能为当今的政治斗争所用。

“着功勋”，“表贤能”，即表彰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

谈到具体内容时，他一口气说出十六个方面：“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篇，有政化焉，有休样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回夷之事焉，行常道焉，行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

其中，无一不以“五志”为指导，也无一不贯彻“五志”的要求。

贸彻了“五志”，就使《汉纪》成为一部走向统治者“参得失”、“广视听”的历史教科书。

在精心撰作的史论中，他反复地详细地探讨了西汉一朝得天下的经验教训，不计事之大小，其成败得失，以供统治者取鉴。

（2）“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的写史目的。

荀悦通过《汉纪》向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主要集中在“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两个方面。

所谓“尽君臣之义”，就是阐发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探讨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

荀悦不仅认为封建君臣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更把他们的道德状况看做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

他把君臣都分为六种类型，说他们“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文争”，整个封建社会兴亡得失，都由他们的不同结合而决定。

《汉纪》每每扬主阙而颂忠臣，贱取容而贵直节。

这是它同《汉书》在宣扬忠君思想上角度有所不同的一个方面。

所谓“极为治之本”，就是探讨统治人民之术，总结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

在这方面，荀悦由于比较注重实际，所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常常既尖锐，又深刻。

他明确提出了君主必须“为民”的思想。

认为君主为政，当“先本民财以定其志”，人民有了吃穿，才能接受统治者的“刑教”。

《汉书》对汉家的减免田租，曾当做“仁政”加以歌颂和记叙，《汉纪》却揭露那是皇家同地主豪强共分“威福”，是在资助地主豪强盘剥农民。

所以，《汉书》大书特书西汉一朝减免田租共有二十五次，《汉纪》却连一半都没记到。

3、“应变济时”的历史变易思想。

荀悦在《汉纪》中提出了“应变济时”的思想。

他反对固守祖宗旧典，主张“古今异制，损益随时”（《汉纪》卷八），一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荀悦自觉地把写史同封建政治结合起来，公开宣称写史的宗旨并明确规定了写史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反映了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为封建正统史观的巩固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三、《汉纪》的地位与影响
荀悦《汉纪》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史的空前发展
编年体本是我国史书最古老的体例，但在魏晋之前尚未完善。

荀悦写成《汉纪》，使编年体椎陈出新，适应于记述封建皇朝的兴哀，以总结封建政治的成败，于是，编年体成了可以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一种史体。

编年史虽于记载典制和人物，不如纪传史完整详赡，但它编年记事，时间概念明确，文简事赅，省约易习。

编年体与纪传体相较，可以说各有千秋，正可相辅而行。

刘知几在总结汉唐之际的史学发展概况时，提出纪传和编年两体，并以《汉书》和《汉纪》为两体的代表，说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

这是符合史实的。

在《汉纪》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间，编年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差不多每个皇朝都分别有一部、几部乃至十多部编年史书写其历史。

情况在第四章详叙。

2、密切了史学同封建政治的关系，使编年史成为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
自东汉以后的编年史书，都象《汉纪》一样，一方面严格贯彻向帝王提供史鉴的著述宗旨，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以为现实的封建政治服务。

例如，东晋习凿齿看到桓温“觊觎非望”，遂愤然而作《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他运用了荀悦《汉纪》宣扬正闰史观的笔法，全书“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

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以“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三、两汉官方史学《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

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

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

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

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駼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

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

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

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

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

灵帝时，马日、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图片《东观汉纪》清辑本、《东观汉记》书影1、《东观汉记》书影2、《东观汉记》书影3）。

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

范书流行后，才逐渐被人忽视。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全书一百四十三卷。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可见唐代官方收藏本已减少十六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八卷，已散佚殆尽。

清姚之骃曾辑集佚文八卷，所据之书限于《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五书，遗漏很多。

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以姚辑本为基础，参以《永乐大典》诸韵所载，又旁考其他各书，补其阙失，所增达十分之六，厘订为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

该辑本比姚辑本完备，但仍有一些脱漏，如《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所引的某些条目没有采入。

由于辑者使用的《北堂书钞》是陈禹谟的窜改本，所以被陈禹谟删去的《东观汉记》条目，该辑本也没有收录。

四、中国地方史鼻祖《越绝书》和《吴越春秋》
1、《越绝书》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16卷共19篇（有电子版）。

越指吴越，绝指勾践时期。

作者不详，《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一》说“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所以“览史记而述其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撰。

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

它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52年），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史著述。

书中特别注重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外交和军事活动。

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

可和《左传》、《国语》及《史记》印证互补。

还有《外传记宝剑》一篇，记述了欧冶子、干将为越王、楚王铸炼宝剑的史事（图片《越绝书》书影1、《越绝书》书影2）。

2、赵晔《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12卷，今存10卷（有电子版），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馀至勾践，体例上以编年记事为主，兼有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内容除采自《越绝书》外，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

但它们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

例如，它集中写了伍子胥奔吴及破楚报仇和勾践发奋图强、灭吴雪耻的两段历史，虽依傍史籍的记载，又不完全照钞，写出了不少生动
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对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

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

对后世文学和吸取影响深远（图片《吴越春秋》书影1、《吴越春秋》书影2、《吴越春秋》书影3、《吴越春秋》书影4）。

总结：一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付诸政治实践时期，在一统整合的过程中，封建汉王朝最终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自己一统天下的政治哲学。

《史记》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统政权的需要，《汉书》则适应了封建专制政权一统思想的需要。

两者奠定了中国封建正统史学的体例和和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封建史学的诞生，并确定了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方向。

两书影响后世中国史学和文化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