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义：美国大片的永恒主题公方彬

人生意义：美国大片的永恒主题--- 公方彬

儿子来信：美国好莱坞盛产末日题材的电影，从描写自然灾害的《后天》、《2012》，到异种入侵的《独立日》、《天际浩劫》、《终结者》，以及不胜枚举的僵尸或病毒爆发末日。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但却往往备受影迷追捧。我本人非常喜欢此类题材的电影，除了更能表现电影工业的最新科技之外，灾难片的魅力更来源于其情节设定最生动地表现出人性之间的激烈碰撞。在生与死的绝境面前，在利他与利己的选择面前，直探人之本性，人生之本质。

最近看过一部叫做《分裂》的片子。片中描述一座城市遭到核导弹攻击，在混乱中几个性格、背景迥异的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但却相对安全的地下室中，由于担心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人们被迫封死唯一通往外界的门。在暂时的安逸中，人们还可以合作，共存，甚至苦中作乐。但当食品和水逐渐耗尽，当人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辐射的危害而逐渐虚弱，掉光头发，不同人的本性便逐渐暴露出来。温顺的人可以变得嗜血，保守的人可以乱性，兄弟可以相残，忠诚可以背叛。从这些人性的反差与冲撞中，我们意识到两个关于人类的不可调和的悖论。

首先，从人们在绝境中的选择可以看出，人生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顺应欲望，最大化满足人性的享受，很多智者也曾说过，要把每天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天来判断自己所

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但是，社会得以构成的基本原则，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束缚人性，限制欲望，使人往往只在最后的时刻才得以表达真实自我，在“我也许明天就会死掉”的心态下才敢于释放。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在常规社会中循规蹈矩的一生，与在绝境中释放一切满足一切的一天，哪个更重要？人生是否如佛家所讲只是在世间受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之痛苦？

其次，电影中展现的末世景象让人深刻的意识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生命在每个个体的层面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的亲人，朋友，同事都不在了，整个社会都不存在了，那么一个人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工作？学习？娱乐？繁衍后代？在孤独面前，一切行为显得无比的苍白无力，在末世面前，人类一切的文明，成就，创造，都显得无比渺小。真到应了佛教法印的教化：世间一切皆无常。只有在末世的强烈反差之下，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是在为谁活着。为让父母开心，为让朋友自豪，为让亲人生活的更好，为让族人更有尊严，为得到素不相识的人的认同……，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是，既然人命的价值来源于他人，为什么我们作为生物，无法更改的本性确是利己？而现代生物学也有假说，即使是存在与血亲之间的真正的牺牲和无私，也是建立在为了让自己的基因更好传递之原始动机之上的。在死亡逼近，而维持生命的资源仅够少数人生存的时候，朋友，兄弟，恋人，一切关系都不足以抵挡个体对死亡的恐惧。诚然，也确实存在中

英雄为素不相识的人们牺牲的事例，但这些人被歌颂，赞扬为英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无私并不具备普遍性，更不会是大部分人的本性。

这种人作为生物的最高利益（生命的目的在于传递自己的基因）与人作为人的最高利益（生命的意义来源于与他人的关系）的终极冲突，在影片的最后被集中的展现出来，当女主角在最后时刻，流泪背叛男友和朋友将他们锁在被火焰吞没的地下室中以独自穿上唯一的防化服逃生后，却发现地下室外面的城市原来已经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废土。影片最后的镜头便是女主角面对废墟那僵硬的背影。

面对前文所述的这两个人生而承受且无法摆脱的矛盾，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存身一世，到底应该追求些什么？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清楚。

父亲回信：你提出的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带有根本性的终极命题。前段时间我专门进行了一些思考，虽然研究尚属初步阶段，但也可以拿出来作些交流和碰撞。我先从小故事讲起。

2500年前，波斯大帝薛西斯率百万大军西征希腊，横渡海峡时，看着源源不断的登船大军，忽生悲情，以至泪流满面。他对叔父说：看着这大军，想到百年后没有一人能活着，我为人生短暂而心生悲悯。1200年前，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到长安谋仕，文学前辈顾况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他看到白居易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

薛西斯触景生情，白居易以物托人，两个视角一个焦点——自然规律。正是有了这样的无法更易的自然规律，而产生一个不能不思考的终极命题：什么是人生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这既是一个探究人生本质的重大命题，延伸开来又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精神出路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大国道路之精神崛起之时，必须首先把该问题弄清，至少作出基本判断。

不能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生命只能算是一个过程，如此下来只能失去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进而陷入“生命的困境”。或者可以这样说，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必出现尼采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由此让人因虚无而生恐惧。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在享有了较前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后，却产生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与精神迷失有关。处在多元价值观并存，道德相对主义时代，人们几乎很难坚信并固守一种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时代发展后，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答案的重要。

那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哲学命题。其中不仅反映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一个人为人处事的立足点，因而是一个决定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对于该命题，如果从理论上解析，大概99%的人不会经常而深入地给予关注和思考，但诉诸生活，100%的健全的人都无法绕过。尤其当人类遭遇巨大灾难之时，就会因灵魂难以承载巨大死亡而主动去思考。比如，汶川地震的死亡就在一段时间里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生与死亡，功利价值与精神价

值，等此前淡化的问题。而当年横行于欧洲的黑死病，因为将整个欧洲人口消灭近一半，而迫使活着的人们进行思考，其中《十日谈》就是巨大死亡下的人生思考。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上亿人死亡，特别是面对死亡单个人是那样的渺小与无奈，结果便导致一代人的精神蜕变，这未必不是一种换个形式的对人生的思考。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就执著于思考和探求其本质，有古希腊德尔斐神廟金顶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佐证。有了终极命题和大批追寻者，也就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及其伟大的思想，甚至构成一个个伟大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对该命题的最重要探索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个时期视为人类的“轴心期”，我们也可以将时间压缩至6世纪到4世纪。这个时期出现了古希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印度的释加牟尼，等等。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个时期人们几乎讨论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基本问题，并且已趋雏形。特别是人对自身及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具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围绕人生有意义和无意义，肉体和精神，幸福快乐与痛苦，个体与社会关系展开。由于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烙印，所以这里主要关注西方的思想成果。

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也源于此。具体来看，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