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康雄
陈映真
陈映真（1937年10月6日—）为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
陈映真生于苗栗县竹南镇中港，笔名“陈映真”原是陈映真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
陈于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即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
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
之后陈映真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大药厂工作。
1968年7月政府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陈映真自陈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狱。
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的攻击；1979年乡土文学运动方殷时再度被捕，但36小时后奇迹般获释。
19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
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
陈映真的统一意识型态也颇强烈，与中共官方关系良好。
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
陈映真也参与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
2000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四、延展资料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第五编第一节陈映真陈映真（1937—），原名为陈永善，也曾用许南村这一笔名发表过文学评论。
这位生于台湾本土的作家自从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求学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面摊》起，经过不懈的文学探索和对台湾社会的深刻批判，历经磨难，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
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1-15卷）收集了他的大部分作品。
近年，陈映真又发表了《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回顾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论文，对20世纪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试图作出全面的总结，这些总结在海峡两岸均有着较大的反响。
理论批评活动是陈映真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60年代对现代派的批判开始，中经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再到80年代“第三世界文学论”的提出，一直到90年代对台湾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总结，陈映真撰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在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并用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从而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陈映真在其理论批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具体地说，这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表现健康的和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陈映真在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便是这一主张的直接宣示，时至今日，从“民族”这一基点来考察文学与社会一直都是陈映真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如其于1993年所发表的长达数万言的文章《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便一方面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王拓对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殖民行”性质的双重指认看作是论战重要的思想创获，另一方面更是循此思路对20世纪的台湾文学进行历史分期和性质厘定；二是以社会写实和社会批判为指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在陈映真看来，“文艺是现实的反映，文艺是先天上离不开现实的”，“定根在现实从现实中吸取了养分的文艺，才是有生命的文艺”；（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8》，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三是“第三世界文学论”。
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
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作者：刘奎来源：《艺术评论》 2017年第3期台湾作家陈映真逝世后，坊间出现了不少谈论陈映真的文章，部分媒体也有相关纪念，很多人在评价陈映真的时候，会提到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汇。
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部分人或媒体在用理想主义者来定位陈映真的时候，既是在借此缅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乡愁，也不乏是因难以充分理解陈映真的当代意义而采用的权宜说法，更有甚者则可能将这个词汇等同于“落伍”之意。
在我们看来，与其将陈映真标签化地定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试着去追溯他所理解的理想与他谈论理想主义的方式。
或者说，陈映真的当代意义或许并不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剂贴着理想主义标签的强心针，而是他在理想缺失的年代如何理解理想主义，如何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经验。
在谈及陈映真的作品时，以他学生自称的蒋勋着意强调了“他作品中丰沛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说这是他对陈映真作品“不能释手的原因”[1]。
陈映真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涉及有关理想的议题。
无论是他早期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医生》《加略人犹大》，还是后来的《贺大哥》《山路》《铃珰花》等，均是如此，如康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乡村的医生》中青年吴锦翔在战后重新苏醒的社会热情，希望通过乡村教育使下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务要使他们负起改造的责任” [2]，还有《铃珰花》中持有革命理想的高东茂，《山路》中为革命理念默默付出一生的蔡千惠，更不必说《赵南栋》中所写的监狱中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群像，都是让人动容的理想主义者，至少也都抱有特定的理想和信念。
不过，陈映真笔下虽然怀抱理想主义的人物众多，但前景又往往较为晦暗。
无论是他早期小说中色彩模糊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后期作品中形象逐渐明晰的革命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失败告终，理想主义都遭遇了重挫，如一度自认为再次觉醒的青年教师吴锦翔在绝望中终与康雄一样走向自杀；蔡千惠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曾经的使命，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以消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狱中诞生的革命之子赵南栋更是彻底走向了堕落，等等。
海峡两岸的灵魂之桥——鲁迅与陈映真
海峡两岸的灵魂之桥——鲁迅与陈映真文/刘亚楠摘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水深火热的中国大陆，有一位为唤醒愚昧国民而战斗的战士鲁迅，而在海峡的彼岸，也有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的人，他就是为中国人民觉醒而战斗的陈映真。
他们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秉持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进行残酷的揭露，对腐败的政党进行严厉的批判，为内忧外患的祖国深感忧愁。
本文将从生活背景、文艺思想两方面对鲁迅和陈映真进行对比，找出两个人相同的精神世界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陈映真；鲁迅；国民性批判陈映真和鲁迅都是为民族精神解放而战斗的第一人，陈映真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陈映真对于鲁迅给他的影响，有两句话，一个是在香港浸会大学“鲁迅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还有一句是《陈映真自白》中他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
陈映真在小学时期意外获得一本鲁迅的《呐喊》，他视若珍宝，并且反复研读来揣摩其中的深层意味。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们如何生活在两个环境却有一样的精神境界。
一、不同的生活背景陈映真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
首先，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之下，他亲眼目睹了清朝的衰落和中国的沦陷，他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们精神的麻木有着深深的感触，特别是当他家道中落，更体会到了现实的世态炎凉。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鲁迅便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活动当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开创乡土文学，从孤身战斗到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几乎参与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事件，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有着最深刻的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因为对当时国民愚昧麻木的看见。
生活在这样社会环境之下的鲁迅，饱有爱国的热情和为之战斗的精神，于是拿起笔作为武器，奋力与时代一搏。
相反，陈映真的成长环境是不开放的，是受到压制的。
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引来了许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赖和、杨受愚、吴新荣等人都积极参加读书会，并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映真。
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二、作家资料1. 生平陈映真写作年表1937年 11月6日，出生于台湾竹南中港。
1950年莺歌国小毕业。
1954年省立成功中学初中部毕业。
1957年省立成功中学高中部毕业。
入淡江英专。
1959年 9月15日，第一篇小说《面摊》发表于《笔汇》一卷五期。
1960年 1月，《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于《笔汇》一卷九期。
3月，《家》发表于《笔汇》一卷十一期。
8月，《乡村的教师》发表于《笔汇》二卷一期。
9月，《故乡》发表于《笔汇》二卷二期。
10月，《死者》发表于《笔汇》三卷三期。
12月，《祖父和伞》发表于《笔汇》二卷五期。
1961年 1月，《猫它们的祖母》发表于《笔汇》二卷六期。
5月，《那么衰老的眼泪》发表于《笔汇》二卷七期。
6月，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
7月，《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发表于《笔汇》二卷九期。
11月，《苹果树》发表于《笔汇》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本。
1963年 9月，《文书》发表于《现代文学》十八期。
9月，进入强恕中学担任英文教师二年半。
1964年 1月，《将军族》发表于《现代文学》十九期。
6月，《凄惨的无言的嘴》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一期。
10月，《一绿色之候鸟》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二期。
1965年 2月，《猎人之死》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三期。
7月，《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五期。
进入美商辉瑞药厂。
1966年 9月，《哦！苏珊娜》发表于《幼师文艺》一五三期。
10月，《最后的夏日》发表于《文学季刊》一期。
1967年 1月，《唐倩的喜剧》发表于《文学季刊》二期。
4月，《第一件差事》发表于《文学季刊》三期。
7月，《六月里的玫瑰花》发表于《文学季刊》四期。
1968年 5月，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
1970年 2月，《永恒的大地》发表于《文学季刊》十期。
1973年 8月，《某一个日午》发表于《文季》一期。
1975年 7月，出狱。
10月，以笔名许南村发表《试论陈映真》一文，自我剖析；并由远景出版《第一件差事》、《将军族》两书，复出文坛。
试析1950—60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索
作者： 李娜[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中国文学年鉴
页码： 864-866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1期
主题词： 陈映真;反叛者;精神谱系;尉天骢;小伙伴;虚无;王尚义;现代主义
摘要：一、作为启蒙的虚无陈映真早期创作中,受到最多关注的无疑是《我的弟弟康雄》。
康雄这个“少年虚无者”,铭刻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台湾知识青年一种挣扎于困顿中的精神状态。
陈映真自认此一时期的作品是“忧悒、哀伤、苍白而苦闷”,而与他一同度过这
段“惨绿”时期的小伙伴尉天骢说,当是时,“陈映真的虚无是一种启蒙”。
心有不甘探寻出路的几代青年对康雄的钟情,尽管总不免投射着小布尔乔亚的顾影自怜,却打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截断的青年反叛者的精神谱系。
10台湾当代小说选讲—陈映真
1968年，陈映真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 划邀请，拟赴美参加写作研究，行前，被台湾 当局以“阅读毛泽东、鲁迅著作”与“涉嫌叛 乱”的罪名逮捕。1975年获释。7年中，他在 政治犯监狱备受磨难。
1977年，陈映真参加乡土文学论战，与尉天骢、 王拓等乡土派作家受到官方和半官方报刊的猛 烈围攻，但他先后发表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 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等文章，反 击了围剿，卫护乡土文学。
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自传时期 现代主义时期 反省时期 政治小说时期。
自传时期1959年至1961年
这个时期的创作基调是“伤感、忧郁、苍 白而且苦闷”。
“……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 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和困辱的情绪，是他 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色调的一个主要 根源。”（陈映真）
这时期的作品，如《面摊》、《我的弟弟 康雄》、《乡村教师》、《死者》、《故 乡》、《祖父和伞》等常常有破败的家乡 市镇，贫困的哀愁，苦闷的情绪以及远离 故乡的愁思，明显带有自传的烙印。
现代主义时期1961年至1965年
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面对台湾社 会的重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陈映真采用超现 实主义的手法，写小知识分子的颓伤、哀愁、 虚无、绝望。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充满 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缺乏为实现理想去奋斗的 勇气和力量，最后在失败中走上自杀的道路。
《将军族》的艺术技巧
意识闪回的运用。 在叙述结构上，将五年前的故事以人物意识闪回
的方式穿插在现代时态的叙述中，使叙述结构曲 折起伏，不平铺直叙，使得作品具有立体感和真 切感。 在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示上，意识的闪回使人物心 理自然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令人物的个性鲜明 独特而有冲击力。 环境气氛的营造。死亡气息和明媚阳光交融，悲 剧气氛在一片美丽而厌悒的气氛中弥漫。 独特的叙述语调。悲剧故事以一种平静而略带冷 漠、嘲弄的口吻叙述，反而使悲剧意味更为强烈， 加强了悲剧的深意。
当代文学史上册作家作品
当代文学史作家作品胡风：“英雄史诗五部曲”《时间开始了》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欢乐颂》（《胜利颂》）艾青：《海岬上》、《双尖山》、《下雪的日子》、《在智利的海岬上》、《礁石》田间：《马头琴歌集》、《芒市见闻》、《赶车传》、《给战斗者》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冯至：《西郊集》、《十年诗抄》小说《敌后武工队》：杨子曾，魏强，刘太生，赵灰田，刘魁胜短篇《白发生黑丝》阿陇（陈亦门）：《人与诗》、《诗与现实》、《诗是什么》政治抒情诗贺敬之：《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雷锋之歌》、《放声歌唱》郭小川：《致青年公民》、《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散文《旱天不旱地》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烙印》，后创作《罪恶的黑手》，抗日后《从军行》、《泥土的歌》、《古材的花朵》，1945年《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政治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1947年《挂红》、《拥抱》，散文集《磨不掉的印象》，建国后《臧克家诗选》，《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有的人》散文《六亲不认》叙事诗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短诗十七首》、《杨高传》闻捷：《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果子沟山谣》、《复仇的火焰》（巴哈尔、苏丽亚）三部《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觉醒的人们》《舞会结束以后》《苹果树下》阮章竞：《新塞外行》、《乌兰察布》、《漳河水》张志民：《社里的人物》、《村风》、《西行剪影》少数民族叙事诗：《阿诗玛》（阿黑、阿诗玛、热布巴拉）、《百鸟依》、《格萨尔王》、《嘎达梅林》西南边疆诗群公刘：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蒙的早晨》四部诗集《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李瑛：《我骄傲，我是一棵小草》《一月的哀思》、邵燕祥：远方意象：诗集《到远方去》、《给同志们》叙事诗《贾桂香》小说张爱玲：反共小说《秧歌》《赤地之恋》，《怨女》《海上列花传》《张看》《红楼梦魇》《色.戒》徐訏：《鬼恋》钱钟书：《宋史选注》、《管锥编增订》师陀（芦焚）：《石匠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巴金：《英雄的故事》、《李大海》张天翼：《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五十年代前期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懂的秘密》艾芜：《百炼成钢》、《夜归》、《山野》、《山峡中》、《故乡》、《南行记》、《南行记续篇》沙汀：《过渡》、《过渡集》《你追我赶》小说体裁状况：中篇小说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保卫延安》：周大勇、孙全厚、王老虎方纪：《来访者》康濯：《水滴石穿》刘澍德：《归家》赵树理：40年代，《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长篇:《三里湾》：马多寿家，王金生家，范登高家，袁天成家短篇：《登记》：母亲小飞蛾，女儿艾艾《锻炼锻炼》，《求雨》，《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电影《表明态度》，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三关排宴》，鼓词《王家波》曲波：《林海雪原》：少剑波，杨子荣，白茹，许大马棒，蝴蝶迷，座山雕《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梁斌：《红旗谱》：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冯兰池，朱老忠，严志和，冯贵堂，大贵，运涛，江涛，春兰，贾湘农，夏应图周立波：《山乡巨变》：刘雨生、邓秀梅、李月辉、龚子元《暴风骤雨》，《铁水奔流》杨沫：《青春之歌》：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丹花》，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东方欲晓》，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吴强：《红日》.：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战士刘胜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柳青：《创业史》：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姚世杰，郭振山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长城万里图》欧阳山：《三家巷》：周炳，周泉，周榕，区桃，陈文婷，陈文雄，陈文娣，何守仁《高干大》浩然：《艳阳天》，萧长春；《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杏花雨》，《金光大道》：高大全金敬迈：《欧阳海之歌》孙犁：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碑》：赵老金，菊儿，《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妞儿李准：《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耘记》、《黄河东流去》马烽：《吕梁英雄传》，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赵满囤，《结婚》，《饲养员赵大叔》，《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传记文学《刘胡兰》西戎：《姑娘的秘密》，《丰产记》，《赖大嫂》：赖大嫂峻青：小说《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风雪之夜》，散文《雄关赋》，《秋色赋》王愿坚：《党费》：黄新，《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赶队》、《普通劳动者》、《源泉》茹志鹃：《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萧平：《三月雪》姚雪垠：《李自成》，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黄谷柳：《虾球传》：流浪儿虾球刘流：《烈火金刚》：更新，萧飞，猪头曹长，毛驴太君，猫眼司令，独眼龙候俊杰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洪，李正，方林嫂，王强，小枝短篇《铺草集》，《沂蒙故事集》，中短篇《沂蒙山的故事》，短篇《红嫂》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罗丹：《风雨的黎明》雷加：《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 林》）萧军：《五月的矿山》陆文夫：《葛师傅》《介绍》，《二遇周遭》，《小巷深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李克，张同志；《海河边上》，《锻炼》路翎：《迎着明天》（《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边》，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战斗到明天》卞之琳：《天安门的四重奏》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罗立正，曾刚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林震处女作《青春万岁》，意识流作品《春之声》，《布礼》，《蝴蝶》，《活动变人形》，《来劲》《坚硬的稀粥》，《夜的眼》；《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刘绍棠：《田野落霞》李易：《办公厅主任》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耕：《杜子美还乡》田汉：《谢瑶环》；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孟超：《李慧娘》吴晗：《海瑞罢官》白先勇：《游园惊梦》：蓝田玉；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谪仙记》；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陈映真：《将军族》：三角脸，小瘦丫头伊；第一篇小说《面摊》；《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陈映真选集》，《山路》，《华盛顿大楼》，《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评论集《知识人的偏见》，《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故乡》，《祖父和伞》，《试论陈映真》，《唐倩的喜剧》，《永恒的大地》，《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铃铛花》散文魏巍：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春天漫笔》，《依依惜别的深情》杨朔：《三千里江山》，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数；颂歌体歌调：《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散文集《海市》，《东西第一枝》，《生命泉》，《亚洲日出》刘白羽：散文集《红玛瑙集》秦牧：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古战场春晓》，《土地》，《社稷坛抒情》文艺随笔《艺海拾贝》曹靖华：《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吴伯萧：《羽书》，《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郭风：《叶笛集》，《山溪和海岛》徐懋庸：杂文《不要怕不民主》，《不要怕民主》，《小品文的新危机》叶圣陶：《游了三个湖》丰子恺：《庐山面目》老舍：《散文》；话剧《茶馆》，王利发，常四爷，松二爷；《龙须沟》话剧：崔德志：《刘莲英》安波：《春风吹到诺敏河》第四种剧本：海默：《洞箫横吹》；杨履方《布谷鸟叫了》；赵寻：《人约黄昏后》；何求：《新局长到来之前》鲁彦周《归来》；岳野《同甘共苦》；苏一萍《如兄如弟》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社会主义教育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陈喜；《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年轻的一代》：林育生，萧继业八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手抄本小说张扬：《第二次握手》：丁洁琼，苏冠兰；《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诗歌穆旦：《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谊》，《停电之后》，《自己》，《春》，《夏》，《秋》，《冬》食指（郭路生）：《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
“红色经典”阅读与陈映真左翼思想形成探析
2019年第3期（总第216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3,2019General,No.216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3.012•文学研究•“红色经典”阅读与陈映真左翼思想形成探析林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摘要：作为台湾左翼的代表人物，陈映真左翼思想在60年代就已然形成。
在当时“白色恐怖”氛围弥漫、严苛的政治禁忌下，在周围"找不到党，找不到同志”，“红色火种”被国民党当局扑灭的社会环境中，陈映真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台湾最为坚定的“统左派”，这与他在"地下”阅读大量丝"红色经典”书籍，从中汲取丰厚的精神食粮，从而使其思想一步步启蒙、觉醒、蜕变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关键词：红色经典；陈映真；左翼思想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19）03-0097-07陈映真的日本好友浅井基文曾指出：“要正确认识、评价陈映真这个人、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活动，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和判断标准机械式地套用，而是必须置身于塑造出陈映真自身人性、锻造其思想的当时台湾苦闷的政治环境中，有意识地努力想要了解他才行。
”①而陈映真成长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父辈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所亲眼目睹的各类社会事件，都在不断地塑造他最初的思想形态。
一、政治思想的早熟：“红色经典”启蒙下的左翼书写1949年，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台湾维持“风雨飘摇”的政权，开启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体制”，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台湾省出版管制法》等，各类共产主义及左翼思想的报刊杂志遭到查禁。
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中，1957年，时年20岁的陈映真来到了淡江英专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涯，他未曾想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等候他”。
2 第二讲 台湾乡土文学
《将军族》选文赏析
‚瞎说。我找你，要来赔罪的。‛伊又说: ‚那天我看到你的银行存折，哭了一整天。他们说我吃了你 的亏，你跑掉了。‛伊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我真没料到你是真好的人。‛伊说:‚那时你老了，找不上 别人，我又小又丑，好欺负。三角脸，你不要生气，我当时老 防着你呢!’’ 他的脸很吃力地红了起来。他不是对伊没有过情欲的。他和 别的队员一样，一向是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对于这样的人， 情欲与美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 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很细的嗓子向我问话。 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 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陈映真 （1937－）
乡土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作品有小说集
《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
以及《华盛顿大楼》（第一部），评论集《知识人的 偏见》《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
陈映真创作三个阶段
（1）自传时期(早期)：1959年至1965年
《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 等
材创作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小说由《惠安馆传 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
《爸爸的花儿落了》五个既独立又连贯的短篇组成，
小说是借一个童稚未消的小女孩（英子）的眼睛来 观察和审视发生在她周遭的事、生活在她周围的人， 使人感到真实又充满情趣。作者在小说中只是写了 小孩的五个生活小故事，却通过对这些悲剧故事及 其背景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贫穷苍凉 的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令人窒息的空气，表现 了自己对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深切同情。
《将军族》选文赏析
他听见伊有些自暴自弃地呻吟了一声，似乎在伸懒腰的样子。伊说: “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了。卖不到我，妹妹就完 了。” 他走到桌旁，拿起小喇叭，用衣角擦拭着它。铜管子逐渐发亮了，生着 红的、紫的圈圈。他想了想，木然地说: “小瘦丫头儿。” “嗯。” “小瘦丫头儿，听我说，如果有人借钱给你还债，行吗?” 伊沉吟了一会，忽然笑了起来。 “谁借钱给我?’’伊说:“两万五咧!谁借给我?你吗？’’ 他等待伊笑完了，说: “行吗?’’ “行，行。”伊说，敲着三夹板的壁:“行呀!你借给我，我就做你的老 婆。” 他的脸红了起来，仿佛伊就在他的面前那样，伊笑得喘不过气来，捺着 肚子，扶着床板。伊说: “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
第一章台湾文学(四)台湾乡土小说(下)
❖ C、反省时期
❖ 1966年至1975年，陈映真开始对自己、对当时流 行的思潮进行反思与批判。
❖ 由于突然入狱，7年的铁窗生活，促成了他创作 思想的转变，他后来写了《试论陈映真》剖析了 自己的创作经历。通过乡土文学的论战，他的思 想深度均超过了前两期。出狱后写的《永恒的大 地》、《缪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 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上班 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都充分体 现了他的创作新理念——弘扬民族文化。
第二节 标准的乡土作家 ——黄春明
一、黄春明创作概述 1、作家介绍
❖ 黄春明（1939－）台湾宜兰县人，台湾当代文 坛公认的“标准乡土作家”、“小人物的代言人”。
❖ 黄春明珍视并拥抱小人物的生活，擅长写“受 屈辱的一群”人的悲苦和奋斗，为“无告的人”代 言，告诫人们不要“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 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和人民”。他对小人物的 同情缘于初中时的一段经历。生活的困窘使得他养 成了不屈不挠的倔强的性格，为此他挨过家人、伙 伴、甚至于老师的打骂，这些都成为以后的创作素 材。
❖ 《小林来台北》对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进行尖锐 的批判。《素兰要出嫁》揭示了造成不幸遭遇的 社会背景。《香格里拉》写寡妇阿缎是台湾城市 资本主义吞噬偏远农村而产生畸形土壤的受害者 和牺牲品。在《玫瑰玫瑰我爱你》中，作者将那 些见利忘义、不惜拿自己同胞姐妹的身体向以台 湾岛为度假基地的侵越美军来换取硬通货、而一 夜成为暴发户的败类，推向了民族审判台，把作 者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情感袒露给了读者。
❖ 1968年，他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拟赴美 参加写作研究，行前，被台湾当局以“阅读毛泽东、鲁迅 著作”与“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1975年获释。7年中， 他在政治犯监狱备受磨难。
我的弟弟康雄 吴可凡
《我的弟弟康雄》赏析DP1-1 吴可凡《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笔下的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忠孝公园》一书中。
书中描述了一个少年因和客寓的主妇相恋，发生关系而导致内心世界的崩溃并选择了自杀，并以少年的姐姐的视角讲出这个故事。
《我的弟弟康雄》的开篇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段就确定了故事的叙述者是那个死去的少年的姐姐，并以悲伤的腔调和情绪表达了对弟弟康雄的死的哀悼和伤痛。
故事的时间框架已被勾勒地清晰。
“我”，也就是姐姐，是在两天前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弟弟康雄的日记读完。
小说的句子是细腻的。
通过观察，我发现在“我”（也就是姐姐）回忆起关于弟弟的日记，或是对于弟弟的怀念时，作者使用的句子都较为繁长，并有很多关于弟弟面貌和环境的描写，较多的形容词可以映衬出“我”眼中可怜的弟弟，更好地表达对弟弟的弟弟的哀悼和弟弟自己的忏悔。
而在关于“我”自己的感情时，作者使用的短句较多，没有很多的形容词，表达内心感受的文字偏多，语气给人一种略带嘲讽地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感觉。
如前文所说，这篇小说采用了主要任务第一人称叙述，少年的姐姐讲述了自己的和弟弟康雄的故事。
作者陈映真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较好的使读者将自己带入了故事里，让你孤独者更加亲近人物角色带入情感的发展。
同时，这让很多读者产生共鸣。
悲伤的情绪很大程度地让读者陷入了思考。
读者就像亲身体验了弟弟康雄内心的纠结崩溃，也能对姐姐在贫穷与富足之间的反思感同身受，就如我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感受到的悲哀，忏悔的色调。
第一人称叙述的效果在作品中体现淋漓尽致：我们真的代入了角色，并进行了反思。
虽然叙述者只“我”（姐姐）一个人，但是发出的声音却不止一个。
“我”和弟弟康雄的声音，都由“我”的笔下传出。
从姐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来，康雄是一个富有理想，恨恶贫穷的青年。
他发出的声音是沙哑的，痛苦的，纠结的。
读者可以从康雄的声音听出他的矛盾。
他与那个年龄足以当他妈妈的客寓主妇纠缠不清，他追求虚无却难以克制自己的肉欲。
陈映真文学的叙事手法
陈映真文学的叙事手法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台湾当代文坛上，其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从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等外部视角切入所进行的解读，虽然可以展示出战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性，但所有内容的呈现最终都要落实到文本的层面，即叙事层面。
作为小说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它在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相应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与作家创作理念的牵制。
因此，立足于小说文本层面的叙事学研究，可以更加真切地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作家。
茅盾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1］自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特别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
细究他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便可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说在叙事结构重心上由情调转向情节。
一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
最后一个因素即背景很容易具有象征性，在一些现代理论中，它变成了‘气氛’或‘情调’。
";［2］陈平原在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也把情节、性格与背景作为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
他在论及"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时认为:"在‘五四’作家、批评家看来，这小说中独立于人物与情节以外而又与之相呼应的环境(Enviroment)或背景(Setting)，既可以是自然风景，也可以是社会画面、乡土色彩，还可以是作品的整体氛围乃至‘情调’";，并把它看作"是对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突破";。
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三、文本资料王向阳：忧悒·忏悔·死亡——陈映真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摘要：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濡染，陈映真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透显出一种低沉忧郁的审美特征，创作文本倾向于选取三种主题话语型态：忧郁心态的神美凸现；拂之不去的忏悔意识；神秘惨绿的“死亡”主题。
关键词：陈映真；忧悒；忏悔；死亡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由于台湾当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疏离了母体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也由于当局的令人悚惧无言的政治手段，让作家们滋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政治逃避主义思想，“逐渐内向起来，沉浸于个人感觉的、下意识的和梦幻的世界之中”1（注：前言），更由于台湾现代派诗人纪弦等人对现代派诗园的坚守，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奇迹般地席卷台湾文坛。
其触须延伸到诗歌、小说乃至戏剧、散文创作领域，并成为其文学主潮，为几近荒芜的台湾文坛辟出了一道眩目的风景。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台湾之时，正是陈映真踏入文坛之际，置身于这种特殊的现代主义语境当中，再加上现代主义标举的美学特质在某些方面吻合着作家主体的审美心态，因此，陈映真的创作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规约，则是极为自然的事了。
于是，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笼罩下，陈映真的早期文本充满着“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弥漫着忧悒、感伤、苍白、哀愁而且苦闷的情绪，作家注重表现人的孤独，人的焦虑，人的那种得不到救赎的绝望，笔下人物怀抱美丽而空妄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我以至萎靡颓废。
与这种“惨绿苍白”的审美风格相呼应的是其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透显出一种低沉忧郁的审美特征，创作文本倾向于选取忧悒、孤独、苦闷、忏悔、死亡等主题话语型态来建构其小说文本的美学空间。
一、忧郁心态的审美凸现黎湘萍称陈映真是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
他的哀伤、忧郁，首先来自台湾历久沿袭沉淀下来的受蹂躏、遭掠夺的独特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位思想敏感的作家，陈映真也无法走出这段尴尬的历史，为此他不知多少遍焦虑过，忧思过，他企图革新思想，用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安妥自己负伤累累的忧郁心灵，但这种救治无法从根本上“疗伤”。
港台文学
港台文学作品读后感一、陈映真：1、《我的弟弟康雄》：康雄的思想与精神追求与当时的宗教思想宗旨宗旨相违背，他追求虚无，但初生态的肉欲与爱情使他厌恶自我，在宗教的思想统治上，他感到自我是污秽的，他一方面追求虚无，一方面又厌恶自我，最后走上绝路。
2、《将军族》：我在想“将军族”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是“三角脸”和“伊”的气性还是其他？或许三角脸年轻时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将领”。
对书中的一句话感触挺大“才不过四五年，一个日出，一个日落”，但他俩的感情却不随这年龄、外貌的改变而变淡，反而看的明白，终得所愿吧！3、《夜行货车》：思想主题都挺深刻的，可能我本人骨子里比较传统，对文中的林荣平有了家庭却还是和刘小玲在一起，是不赞同的。
只能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会渐渐迷失自己，看到最后，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可以理解他们，但心里还是抵触这种关系。
林荣平最终还是有坚守自己的本心吧。
4、《万商帝君》：因为不喜欢这类文，就粗略的看了一遍。
刘福金和陈家齐两个人的成就显出林德旺更加失败，类似于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林德旺不能在公司有一席之地，最后只能寄托于缥缈的心中的万商帝君。
感觉有些人可能留在自己的家乡会好过于在大城市中拼搏，毕竟如果你的能力思想更不上这现代的资本的社会，最后反而是捆绑了自己。
5、《面摊》：这篇是看《忠孝公园》作品集中喜欢的一篇。
故事短而又韵味，会让人回味无穷。
文中的警官是一种美好的存在，是美和善的代言吧。
文中的妈妈对警官的小心思，是一种可怜又可爱的心思。
因为警官在她的世界里，像是阴暗中的灯光，暖人心。
6、《忠孝公园》：不同以往看的我们常说的“日本鬼子”、“汉奸”的类型，以另一种视觉展开描写，文中的两人，一个是为了仕途成就，一个是为了活着，为日本服务。
是一种人之常情吧，人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心中不一定就存着民族大义，就要为此而牺牲，但这样活着，未尝不是另一种悲哀。
相逢在忠孝公园，亦是一种嘲讽。
二、白先勇1、《游园惊梦》：钱夫人，一个嫁给六十多岁的老人做填房的年轻女子。
台湾小说中的鲁迅影响
的影响， 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此 罗 伯 娘 与 当 年 李 家 少 爷 的 乳 母 顺 恩 嫂 。
后的八十多年间， 茅盾的预言早已见证 她们经历了李府从显赫到颓败的过程。
于大陆文坛； 而在台湾， 这一预言也在不 如今， 夫人死， 小姐走， 少爷也成白痴， 任
少作家的创作中得到验证。
凭口水滴挂到衣襟上。面对此情此景， 顺
还有蓝博洲， 无论是取材于 “二二 八 ”事 件 的 《沉 尸·流 亡·二 二 八 》， 记 叙 “四 六 ”事 件 的 《天 未 亮— ——追 忆 一 九 四 九年四六事件（ 师院部分） 》与《麦浪歌咏 队》， 还是涉及 ５０ 年代白色恐怖的《幌马 车之歌》、《寻找剧作家简国贤》和 《为 了 和平民主的鲜花开》， 都以严谨的态度， 再现历史的真相。进而， 突显为理想而献 身的革命者形象， 融入当代人的历史反 思与人生感悟。
１ 日 始 ， 至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５ 日 止 ， 短 短 的 文学的开拓者与实践者赖和也遵循的是
几 年 间 ， 仅 《台 湾 民 报 》（ １９３０ 年 改 组 为 “文学为人生服务”的方向。他在《读台日
《台湾新民报》） 这一家报纸， 就陆续转载 纸 〈新旧文学之比较〉》等文章中主张：
了鲁迅的 ９ 篇作品， 即： 小说 《鸭的喜 “以民众为对象”， 反映“现 社 会 待 解 决 ，
９４
是到了中年的他， 却变成了迟钝、愚昧的 “木偶人”。当年的吕维甫（ 《在酒楼上》） ， “敏捷精悍”， 热心于改革； 但曾 几 何 时 ， 他已消沉、颓唐， 无力自拔。还有魏连殳 （ 《孤独者》） ， 年轻时， 也 曾 激 烈 过 ； 然 而 后来的他， 甚至绝望到了心死的地步。品 读钟理和的作品便会发现， 类似的变化 也 出 现 在 他 的 系 列 小 说 《故 乡 》的 各 篇 之 中： 年轻时的挚友， 曾与“我”一起“呼卢 喝雉”， “大聊”文学的炳文； 竟 在 多 年 后 变成了 “压干瘪了的萝茯干”， “看上去， 有如一个白痴”。不仅丢掉了工作， 而且 “打去年起， 逢人就说要卖水泥 ， 这 里 那 里去骗钱”（ 《竹头村》） 。二十几年前的阿 煌叔， “慓悍”、“魁梧”， 干起活来， “认真、 利落、卖力”。可如今， 他却“懒得做工， 懒 得动弹”， “对这世界不怀任何侈望”（ 《阿 煌叔》） 。显然， 钟理和借鉴了鲁迅今昔对 比的手法与“归乡”的模式， 甚至， 连作品 中失落、伤感与怅惘的情绪， 反省自我与 社会的思考， 也同鲁迅的小说相似。于 是， 借鉴使其深刻。固然， 如阿煌叔所言， “人， 越做越穷！ — ——我才不那么傻呢”。 可是， 真若“越做越穷”， “则我 们 这 个 世 界将如何”？ 因此还得振作， 以改变这“越 做 越 穷 ”的 不 合 理 现 象 。 钟 理 和 在 《阿 煌 叔》中写下的最后一句是： “我只希望， 那 句话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错觉……。但愿 如此！ ”而鲁迅则在《故乡》的结尾， 给我 们 升 起 了 那 轮 象 征 理 想 的 “金 黄 的 圆 月”， 写下了“走的人多了， 也便 成 了 路 ” 的著名格言。二者的生命体验不尽相同， 但在寄望于未来上， 却是完全一致的。这 种影响带来的相似， 还可见之于王拓的 小 说 《一 个 年 轻 的 乡 下 医 生 》。 且 不 说 场 景描写、人物塑造， 就连悲凉的基调与若 干语句的使用也都与鲁迅的《故乡》、《孤 独者》相仿佛。
陈映真,“死不悔改的统一派”
陈映真，“死不悔改的统一派”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7年第1期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作家陈映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以理性、批判笔触，为台湾乡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一生波折，但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团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
创建中国统一联盟对抗“台独”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最后一次见到陈映真是1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座谈会”。
“映真在座谈会上还发了言，但出来日寸，他就中风发作站不起来，被紧急送往医院。
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台湾的事情交给你们，我也放心了’，之后我就没有和他见过面了。
”尔后的10年，陈映真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定居北京，再没有回到台湾。
王晓波和陈映真是在为争论性批判杂志《夏潮》供稿日寸相识的。
1979年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夏潮》没有了，《夏潮》的作者、读者及白色恐怖日寸期的政治受难者们就成立了‘夏潮联合会’。
后来陈映真和《中华杂志》的胡秋原先生希望能在‘台独’倾向高涨的情况下，成立一个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夏潮联合会也参加到统联中来。
”王晓波说。
1987年以后，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台湾政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李登辉当局默许海外“台独联盟”回台发展，“台独”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即民进党，面对如此恶势，陈映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筹组中国统一联盟的工作中。
当日寸，两岸已可以来往，去过大陆访问的台湾人都震惊于大陆的进步和发展，陈映真也很有感触：“过去的统一论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占，要‘反攻大陆’统一，要‘打败共匪’统一，只许这种说法，别的说法都不行。
形势让我们觉得需要组织一个民间而不是官方、主张民族统一的政团。
”1988年4月，陈映真被选为中国统一联盟主席，对此他曾说：“我原是很不喜欢当头头的。
创盟日寸，他们提议让我当主席，我就一口拒绝了。
后来胡秋原先生讲了一句话，我心里为之一震。
论陈映真小说中二元对立与创作矛盾
陈映真的小说总是显现出“男性—女性”、“崇 高—渺小”这样的二元对立。由此，不难理解陈 映真小说中女性为什么总是怀有一种罪感。“罪” 不是“恶”，“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人做出不正当的行为，伤害他人，可称之为恶。而 “罪”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人虽不为 恶，但是背弃神，背弃最高等级的价值体系，这便 是“罪”。这便是为什么蔡千惠等人一旦步入到 私人生活中，便会产生罪感。罪感的根源在于“个 人—国家、民族”的二元对立。因此，蔡千惠、“我” 等人并不是宗教的信徒，但他们内心中总是有着挥 之不去的罪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参考文献 [1] 刘福友 . 陈映真代表作 [M]. 河南：河南文 艺出版社，1997. [2] 黎湘萍 . 台湾的忧郁 [M].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 彭慧 . 宏大叙事合法性和现代性崇高 [D].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2. [4] 王琳 . 宏大叙事与女性角色 [J]. 社会科学 研究，2001(3). [5][ 英 ]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 哲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德 ] 黑格尔，著 . 朱光潜，译 . 美学（第 3 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鲁迅 . 鲁迅全集 ( 第一卷 )[M].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 [8] 王德威 .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 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9][ 法 ] 让—弗郎索瓦 . 利奥塔德：《后现代 状态 : 关于知识的报道》，车槿山，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5 页
台湾现当代乡土文学及代表作家课件
面对台湾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他在作品中往往采用超
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小知识分子的颓伤、哀愁、虚无、
绝望。其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空想，都
缺乏为实现理想去奋斗的勇气和力量，最后在失败中走
上自杀的道路。
C、反省时期 1966年至1975年，陈映真开始对自己、对当时流 行的思潮进行反思与批判。 由于突然入狱，7年的铁窗生活，促成了他创作 思想的转变，他后来写了《试论陈映真》剖析了 自己的创作经历。通过乡土文学的论战，他的思 想深度均超过了前两期。出狱后写的《永恒的大 地》、《缪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 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上班 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都充分体 现了他的创作新理念——弘扬民族文化。
盟”，他担任主席，1990年曾率团回大陆寻根。
2、创作概况
陈映真的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自传时期
现代主义时期
反省时期 政治小说时期。
A、自传时期 1959年至1961年是他的创作自传时期，这个时期 他的创作基调是“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 他曾在《试论陈映真》中写道：“……这种由沦 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和 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色调 的一个主要根源。” 《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 《死者》、《故乡》、《祖父和伞》等小说中常 常有破败的家乡市镇，贫困的哀愁，苦闷的情绪 以及远离故乡的愁思，明显带有自传的烙印。
《山路》塑造了一位舍己帮助革命家庭的女青年 蔡千惠。蔡千惠的未婚夫及他的战友李国坤被自 己的哥哥出卖了，李国坤被杀，未婚夫被长期监 禁。蔡千惠怀着负罪感冒充李国坤在外的妻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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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四、延展资料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第五编第一节陈映真陈映真（1937—），原名为陈永善，也曾用许南村这一笔名发表过文学评论。
这位生于台湾本土的作家自从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求学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面摊》起，经过不懈的文学探索和对台湾社会的深刻批判，历经磨难，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
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1-15卷）收集了他的大部分作品。
近年，陈映真又发表了《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回顾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论文，对20世纪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试图作出全面的总结，这些总结在海峡两岸均有着较大的反响。
理论批评活动是陈映真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60年代对现代派的批判开始，中经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再到80年代“第三世界文学论”的提出，一直到90年代对台湾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总结，陈映真撰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在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并用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从而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陈映真在其理论批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具体地说，这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表现健康的和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陈映真在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便是这一主张的直接宣示，时至今日，从“民族”这一基点来考察文学与社会一直都是陈映真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如其于1993年所发表的长达数万言的文章《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便一方面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王拓对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殖民行”性质的双重指认看作是论战重要的思想创获，另一方面更是循此思路对20世纪的台湾文学进行历史分期和性质厘定；二是以社会写实和社会批判为指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在陈映真看来，“文艺是现实的反映，文艺是先天上离不开现实的”，“定根在现实从现实中吸取了养分的文艺，才是有生命的文艺”；（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8》，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三是“第三世界文学论”。
在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初，陈映真就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针对叶石涛的“台湾意识”说提出台湾文学应该以对“中国意识”的表现作为自己的使命，反对前者所隐现的“分离主义”的倾向。
进入80年代，陈映真更是对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台湾文学本土论”进行了深入而有力的批判，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陈映真认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中，更来得正确些，”（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8》，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从面对“台湾文学”作出了科学而合理的定位。
陈映真曾经在1975年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试论陈映真》文对其处女作以还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刻而冷静的自我解剖，同时，他还试图对自己的写作活动进行恰当的历史分期。
陈映真自认：“总的看来，陈映真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1959年到1965年是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
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1959年到1961年间为最浓重。
1961年迄1965年，他寄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同时也表现了这个时期的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而呈现出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嘲讽的色彩。
”（注：《陈映真作品集·9》，第164页）而第二个时期却是1966年至其《试论陈映真》一文发表的1975年：“1966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
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
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拔；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
”（注：《陈映真作品集·9》，第164页）现在看来，陈映真对其创作所做的历史分期基本上仍然是符合实际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及其写作在题旨及风格方面的变化，从其1975年7月出狱时开始，陈映真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三个历史时期。
不过，出狱后的陈映真，最初的三年时间大部分精力主要用于理论批评活动，只是从1978年3月在《雄狮美术》发表小说《贺大哥》时起，他的文学创作才真正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陈映真，在创作方法上坚持深沉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以开放的姿态有效吸纳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其现实批判更为有力。
另外，陈映真在第三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写作在题旨上主要有两类：一是包括《夜行货车》、《云》、《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等主要作品的“工商小说”。
这些作品的主旨在于书写台湾社会的“殖民地经验”，表现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二是包括《铃铛花》、《山路》、《赵南栋》等主要作品的“政治小说”。
这些小说主要致力于揭露台湾社会本土内部存在的政治迫害，表现了民族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勇敢抗争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执着追求。
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对其第一阶段的创作基本上是持贬抑的态度，大部分论者也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
在我看来，陈氏1966年后两个时期的文学写作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方面，其广度和深度自然都是其前期写作无可比拟的，但我们并不能仅以此点来对其不同时期的文学写作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实际上，其早期小说意蕴的丰厚、语言的张力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对苦难的诗意赞美等方面同样有着不同于后期作品的可贵特点。
而且，陈映真三个时期的文学写作虽在多有不同，但却决非是泾滑分明、判若两人的，相反，却有着更为内在的基本精神贯串于其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之中。
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和历史命运是陈映真小说写作的基本题旨。
从其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1960年，《笔汇》1卷9期）到《夜行货车》（1978年，《台湾文艺》58期），再到后来的《赵南栋》（1987年，《人间杂志》），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徬徨、幻想、追求、抗争和失落均在其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而知识者的精神畸变和灵魂堕落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
康雄（《我的弟弟康雄》）和林武治（《苹果树》）以知识者的空茫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与强大而黑暗的现实进行对决并以失败而告终。
一方面赞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忱和追求，同时也对这种热忱和追求的失败结局进行了清醒的自剖，使作品体现了深沉、悲徊的凄婉之美和惨绿色调；《唐倩的喜剧》着力讽刺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话语的追逐与膜拜，同时也批判了西方文化对于台湾本土的“文化殖民”。
经过70年代台湾社会昂扬的民族精神的洗礼，《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和《云》中的张维杰这样两个供职于外资企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自觉地将民族主义植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之中，从而自塑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庄严形象。
从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来看，叙事主体其实也体现了同样的身份认同，并对陈家齐和刘福金（《万商帝君》）等缺乏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丧失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批判。
如果说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着力赞颂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的话，那么，他从1983年的《铃铛花》开始的政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要凸显的，却是民主主义的战士身份。
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代表作《赵南栋》中的赵庆云、宋蓉萱、叶美惠等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而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赵庆云们在50年代所追求的无非是现代的和民主的社会理想，他们所为之付出的是青春、生命的热血这样一些昂贵的代价，然而当他们历经劫难，服刑归来，面对的却是完全陌生的社会和完全陌生的一代“新”的知识分子。
工商的而且不无民主的新的社会虽然并不全然合于他们最初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理想，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又部分的符合，他们最初对于后代的希望自然不会是与他们一样的杀戳与流放，但却又决非是尔平这样的混世和南栋这样的沉沦与堕落。
面对新的现实，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释然和欣慰，而是更加深重的闲惑与失落。
在黑暗的专制时代，他们的抗争虽然都是以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为结果，但是他们的民主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战斗知识分子身份却能得以鲜明的体现，而在这个新的时代，他们却是万端无计，莫知所措，这样，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便表现出异常复杂的悲剧性，他们的新的失败与幻灭有着强大的震撼力量。
实际上，悲剧品格以及知识分子的失败命运的表现一直是陈映真文学写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方面导因于陈映真独特的人生体验及精神气质，（注：参《试论陈映真》对其“市镇小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分析，《陈映真作品集·9》，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5月版）另一方面也源自于作家对台湾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体察与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
无论是康雄（《我的弟弟康雄》）和林武治（《苹果树》）的自戕，詹奕宏（《夜行货车》）和张雄杰（《云》）的辞职，还是赵庆云（《赵南栋》）的幻天、蔡千惠（《山路》）的“油尽灯灭”，都表明了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败以及精神动力的“耗失”，这些失败自然进一步增强和凸显了作品的悲剧力量及知识者的庄严品格，从而使作品获得了美学上的成功，但是，在现这实的难度上，我们有理由希望知识分子在坚持理想的同时能够针对新的社会现实自觉寻求有效的切入点，以使其理想以批判的方式得以贯彻。
如果“历史的中间物”能够时时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将不致造成知识者的频频失落，不守，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在更多的时刻，知识者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而现实往往更加残暴，也更加无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陈映真的小说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成功融入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及建立现代的民族文学风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成就，关于这些成就，我们在上面一章其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在此不赘。
——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