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新世界大战爆发的五个因素

制约新世界大战爆发的五个因素

上溯5000年，人类社会发生大大小小战争14000多起，真正歌舞升平的和平岁月累计仅300多年。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战争高达400岁，和平仅是刚满3岁的孩童。在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和平不过是战争马拉松中的喘息或间歇。对此，马克思早就说过：战争远比和平发达和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之大、死伤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财产损失之巨，均史无前 例。

二战后60年来，大战未现，但小战不断；总体趋缓，但局部战乱。尽管战争更加成熟，和平依然脆弱，但是，正如全世界善良人们之所愿，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核战争没有爆发，其中的原因值得探寻和总结。

和平力量不断增长

战争伴随私有制出现，深究战争动因，应该围绕私有制度考察。多年来，研究战争动因的理论众说纷纭。如“政治论”、“阶级论”、“文明论”、“人性论”、“人口论”、“心理论”、“地缘论”、“领土论”等不一而足。

然而，有的理论虽不无道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则更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是由于少数人对物质生产无限的占有欲，非正义战争是少数人驱使和调动多数人为达到私欲而采取的暴力手段，而正义战争则是多数人以暴力制止暴力的行为。

深究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的动因不难看出，制止战争的伟力根植于爱好和平的广大民众之中。随着时代和社会进步而增长的和平力量，是遏制战争，特别是制止世界性战争的首要因素。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工业大生产的矛盾日趋加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殖民主义国家、霸权主义国家与被压迫被奴役国家间的矛盾，在不可调和情况下，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手段来解决，这是上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与非正义战争发动者的初衷相悖，空前规模和残酷的世界大战，一方面令全世界人民创痛巨深和不堪回首，一方面则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增长的和平力量，不仅包括遭受侵略和蹂躏国家的人民，也包括发动战争国家的人民，以及深刻反省发动战争国家的后任政要们。

在二战后的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等战争中，全世界爆发了无数次的和平反战浪潮，制约了战争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制约了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在强烈的反战浪潮面前，战争的发动者不得不

顾忌己方的伤亡，不得不顾忌对方的伤亡。越南战争就是美国在反战浪潮中，不得不以战败者的身份结束的。长期以来，和平代替战争，对话代替对抗，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识。

尽管二战以后，世界大战的魔盒一次次险些被打开，但是，和平力量一直占上风，全世界人民对避免世界大战寄予希望和信心。

两大集团“冷战”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新的战略格局，即：“两极格局”或“雅尔塔格局”。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署协议，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同时，对各自势力范围重新划分。

《雅尔塔协议》一方面对彻底结束二战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却形成东西两大集团的战略对峙。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对峙。

众所周知，“北约”，也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由西方国家缔结的政治、军事组织，他们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联为一体。“北约”初期，成员国仅有16个。“冷战”结束后，其成员国不断扩展，至今未止息。

“华约”组织，也称“华沙条约组织”，是苏联为加强与东欧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抗衡“北约”的国际组织。“北约”军事力量于1950年组建，“华约”军事力量则于1955年组建。1991年2月，随着苏联解体，“华约”这个有着30多年的军事同盟宣告消亡。

有人认为，人类的“和平样式”，要么一方对一方暂时妥协；要么存在制约爆发战争的因素。“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峙便属于后者。

回首如履薄冰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人们不难看出，期间全球虽多次出现爆发世界大战的险情，包括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的险情，但是，由于两大集团力量相互制衡的原因，世界最终还是一次次侥幸地与战争擦肩而过。

这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在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对抗中，双方力量均衡使其处于相对稳定中。

不过，“冷战”时期的两大集团对峙，是十分可怕的“恐怖的和平”，对立双方一直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军事准备的基点，一切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安排，都以“冷战”战略思维思考，以此决定双方的战略资源运用，国家机器的运作以及意识形态的调整，战争之弦多次紧绷到极点。

“冷战”时期尽管大战没有爆发，但是，真正的和平之日为数极为有限。有人统计过，双方没有交火的日子，仅数个星期而已。而林林总总的局部冲突，则是此伏彼起。

核武

器“双刃利剑”制衡

从战争出现的那一天起，先进的武器和巨大的杀伤力，便成为被追逐的对象。在数千年的战争进化中，作为战争工具的武器，经历了从石骨武器、木质武器、金属武器、火炸药武器、机械化武器、核生化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信息化武器多次革命性变化。

武器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武器的杀伤力并非没有相对极限，其相对极限就在于，武器不但可毁灭对手，而且还可毁灭自己。核武器出现以后，特别是两个超级核大国掌握了可毁灭地球或基本可毁灭地球的核力量后，武器的杀伤力几乎走到了极限。

当初，“原子弹之父”美籍犹太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最早发现制造核武器的铀材料时，曾经产生成功者无比的兴奋。然而，当1945年7月16日，美国秘密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瞬间，这位“原子弹之父”的心灵却受到无比的刺痛和自责。当时，他自言自语：“我现在成了死神，成了世上万物的毁灭者。”

可以说，核武器从其出现那一刻起，就是一把既可毁灭敌人，也可毁灭自身的“双刃利剑”。尤其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掌握足可毁灭地球数次的核武器以后，全人类从此生活在巨大的核阴影之下，千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

20世纪末90年代初，尽管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俄罗斯将核弹头分别减少到1500枚左右。但是，人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核战争的危险。

中国掌握了核武器，一举打破了核垄断后，世界爆发大战的危险再次被遏制，核大战的危险处于相对静态的矛盾对抗中。全球核武器的均势，造就了危险中的和平。由于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因此，任何一个有核国家都不能轻举妄动，尤其不能轻而易举发动世界性的战争。

当然，这并非说核均势完全消除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相反，近几年来，由于核裁军面临新的困难，核扩散危险依然存在，小型核武器不断走向实战化，人类面临的核威胁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人们甚至不敢肯定，今后，这枚始终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永远不会落下。

经济全球化利益互依

经济全球化源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的内因是由于国际资本的输出。工业最先发达的国家寻找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均具有了世界意义。

首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从兴起之初，便埋下了导致战争的火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新老殖民主义一次次将战火燃向和平之域，包括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

的封建社会国家，两次鸦片战争，很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殖民主义国家在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并非情愿地将被掠夺国家和人民与世界经济巨轮联系在一起。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电力、内燃机和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出现新的飞跃，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垄断资本主义在其矛盾无法和平解决的前提下，为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20世纪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空前高涨和迅猛。世界经济以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形成了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群，有力地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交通、通信和金融的超高速化。

当今世界，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世界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程度和经济联合程度不断加深。尽管经济全球化并非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明显加大了南北差距，从财富之比上，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但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明显相互依存、渗透、联系的大趋势。

几乎谁都明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国，而且还包括强国。正像西方一位政治家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没有“世外桃源”。同样，如果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地球村”同样没有“世外桃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战争因素仍然存在。不过，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明显受到世界各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互依互存因素的制约。局部战争对超级大国有利，或对某些大国有利；但是，世界大战不可能仅仅对超级大国有利，或仅仅对某些大国有利。

新战争形态改变战争目的

“冷战”结束，两大集团对峙格局的结束，从矛盾对立面的双方来说，制衡战争和维持和平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倾斜，新世界性战争似乎有了发生的可能。然而，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仍然没有发生，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新战争形态使作战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战争形态改变了原有的战争目的，进而改变了战争规模，先前“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为“控制敌人，发展自己”，这成为当今制约世界大战的新因素。

军事专家认为，人类至今先后曾出现了七种战争形态，这七种战争形态分别是：以冷兵器为标志的战争形态；以火药和滑膛枪为标志的火药火器战争形态；以火枪和身管火炮为标志的火枪火炮战争形态；以自动化武器和机械化武器为标志的机械化战争形态；以核武器为标志的核武器战

争形态；以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的核威慑下的高技术战争形态；以信息化为主战武器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形态。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作为战争的直接目的。二战以前的非正义战争，目的多表现为攻城掠地和大规模屠杀。这主要是因为，旧时的主战武器必须以消灭对方有生武装力量为前提，否则，难以赢得战略的胜利或主动。

然而，新的主战武器，如：核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化武器等，可以在不消灭对方有生武装力量的前提下，通过精确打击重要目标，迫使对方屈服。新战争表现了一定的可控性，即：战争规模的可控性与战争目的的可控性。

新的战争形态产生了新战争式样，如：“经济瘫痪战”、“精确制导战”、“信息斩首战”、“领导人战争”等，远程精确打击、超视距作战、网络中心战、空天一体作战等，成为今后战争的显著特征。

新战争形态是集物质力量、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国家利益、民族精神、国际支持等诸多因素于一身的体系集成。人类新的主战武器不仅决定军队编成和作战思想，而且直接决定或影响了战争目的。

新战争形态的变化，包括以往人们对战争目的、战争主体、战争样式、战争领域、军队编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等方面的认识。现在，有关战争与战争的遏制、安全与安全的实现、和平与和平的营造等问题，与先前的理论有明显差异。因此，一个国家的军队不仅要保卫领土安全、维护国家统一，而且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保障。

应该承认，新战争形态的作战后果，对人类的威胁和损害的形式发生了新变化。战争发动者可以不发动世界性战争，而仅采取局部战争手段，即可达到既定战争目的。新战争对人类自身损害相对减少，但对社会损害相对加大。

不过，这并非说现代战争是“文明战争”、“不流血的战争”和“轻度软杀伤”。人类战争毕竟不可能是“文明”的，不可能是“不流血”的，也不可能是无人化的机器人大战。

综上所述，由于五大因素制约新的世界大战，人们对制止世界大战有理由充满信心。然而，人类并没有远离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当今，超级大国为发动战争一再制造理由和借口，频频向海外用兵；核生化武器有扩散和难以控制的趋势，尤其是核武器正走向小型化、实战化和战术化，十分令人担忧。由此看来，人类避免世界大战的道路仍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