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三个女性形象的对比

包法利夫人

1、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德拉马尔夫人。

德拉马尔，是福楼拜父亲医院里面跑出的一个学生，其后在瑞镇做医生，他的续弦夫人姓古杜瑞耶，嗜好小说，生活浮华，看不起丈夫。先结识了一个情夫，情夫却去了美国，随后又结识了一个律师的练习生，而且暗地举债，供自己靡费。结局债高如山，练习生和她断了关系，她不得不服毒自尽。留下了一个小女儿，但是不久，德拉马尔也自杀了。这是1848年的事情，见于当时鲁昂的报纸。

2、爱玛的身世和悲剧人生

爱玛，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逼迫下堕落、毁灭的妇女形象。她生于农民家庭：天生丽质，生性纯洁；得到父亲的溺爱，在修道院接受上流社会的教育，沉迷于中世纪浪漫幻想的爱情故事中，向往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后来，却嫁给了一个平庸愚蠢、不思上进的丈夫；导致她走上了一条追求爱情、堕落的不归路，最后被抛弃，自杀。

爱玛，性格热情、想象丰富，在修道院中却受到压抑，便通过沉湎于对爱情虚无缥缈的幻想爆发出来。宗教教育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使她中毒很深。结婚后，爱玛在家庭中找不到幻想中的爱情，便急于到社会上寻找，误把上流社会的寻欢作乐当做爱情。

反抗意识。作者认为，爱玛的堕落归于单调沉闷的外省生活和腐化淫靡的社会风俗。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爱玛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性格里的闪光点同时体现在她的反抗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和麻木的世人比起来，她主动地觉悟到要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完全始于个性的自觉。只不过，爱玛的反抗意识只单单表现在感情世界里，超出感情以外，她便失掉了头绪。

爱玛的经历映射了资产阶级政权堕落的倾向。爱玛的堕落是她精神破产的结果，她要追求人生的幸福，现实却让她失望，便开始苦闷，终于抛弃了自己朦胧的理想，去追求堕落的生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了政权以后，便抛弃了自身提出过的目标，表现出精神堕落的倾向。

3、爱玛的形象，

爱玛是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摧残妇女的一个代表。爱玛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别人的玩物，她由于借债，经济日益拮据，却让高利贷者发了一笔财；花光家产以后，眼看着身败名裂，她去找律师求援，律师却要趁火打劫。爱玛的自杀是社会逼出来的。小说结尾处，作者指出，像爱玛这样柔弱的女子被社会毁灭了，她死后反受世人谴责，但那些卑鄙无耻之徒——勒乐，罗道尔弗，郝麦等，却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位高誉满。EG：“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4、爱玛悲剧的原因

个人原因：爱玛的悲剧离不开社会因素，但她自身的弱点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借查理之口感叹“错的是命”。不赞成，这样的宿命观。性格决定命运，因为爱玛性格中有过多的虚荣，虽然，每个女子多少都有一点虚荣，但是爱玛天生骄傲，“这有事变成主要的决然的动机。”她恨自己的丈夫，恨他不争气，任何方面不给自己挣一点点面子，一丝一毫的希望都不给她，所以她转过身，向外寻找，经过种种的变迁，她一次次地堕落，剩下了那些肤浅的虚荣，她的自恃清高的心性，却沉沦到底，不见天日。即使在最后，爱玛看似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选择了自杀，倒不如认为她是因为羞愧而不敢面对。

她到最后也不愿意原谅自己和查理的婚姻，把自己的毁灭和一切罪责统统推给自己的丈夫和失败的婚姻，这恰恰体现了爱玛绝对的自私。她极端地追逐自己的欢愉，抛弃了母爱的本能和社会的义务。爱玛性格中的弱点导致了她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除了去幻想虚幻的浪漫爱情以外，其他可以丰富自己，可以使自己内心强大的精神世界。

爱玛是“盲目”的，她看不到幸福的所在和生活的出路。小说中有一个瞎子，他来往于永镇

和鲁昂大道之间，爱玛临终前他再一次出现，瞎子象征着爱玛的“盲目”。她看不清自己，也辨不清周围的人，她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何追求，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否适合自己，她完全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她想象自己是一位贵夫人，她没有看到这和她的身份不宜，和她生活的现实环境冲突；她逃出了真实的人格，走入传奇的世界，哪怕是绕小路、走弯路，她也要维系着自己虚伪的存在。爱玛的盲目导致了她不计后果地追逐不切实际的爱情理想，歇斯底里的感情的幻灭必然换来本质的恶变，不知不觉中，她从情妇滑向了淫妇的道路。她盲目地以为婚姻和奸淫截然不同，然而实际，却证明两者同样平板、乏味、现实。她失望了，发现这种幸福的鄙俚，但是自己已丧失自拔的毅力。她将失意推给自己的情人们，好像他们欺骗了她一样。最后，她发现这些浮泛的爱情的激越比起实际的荒唐还要使他厌腻。她的生活依然不快乐，她又把原因归于作孽的婚姻。对于爱玛，死，是最后的解脱。

EG:“一切，甚至于她自己，她都不能忍受，他到愿意变成一只鸟，飞向天涯海角，远远地，在壁洁的空间，重新年轻起来。”

安娜·卡列尼娜

1、安娜的爱情发生的背景：

安娜对伏隆斯基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正因为它对我有太多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这不仅表现出安娜对于爱情的严肃认真，同时也是封建俄国社会中妇女处境在她心理上的某种折射。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诚实真挚、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上自己丈夫以外的一个男人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1861年的俄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但封建统治仍占优势。腐朽的俄国贵族社会在神圣的婚姻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扭捏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却决不给妇女少许她应享有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在这里，道德败坏的男人和女人可以在虚伪中游泳，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合理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摆在安娜面前的有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蔑视一切阻挠，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作出任何牺牲。

“我不能再欺骗我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就这样造了我，我需要爱情和生活。”

个性解放的要求，人追求幸福的本能战胜了封建道德偏见的束缚。安娜的大胆和勇敢不仅表现在她敢于爱伏隆斯基，而且在于敢公开自己的爱情，这就意味着向那个维护一切虚伪的旧礼教的上流社会挑战。她是她那个阶层中的姣姣者。

2、安娜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

安娜的爱情一开始就注定以悲剧告终，她面对的敌人过于强大。封建的俄国社会用法律压制一切异己的存在，还用强大的宗教势力禁锢着人们的心灵。在这方面，安娜的爱情背负着太多的精神枷锁。她出身贵族，没有完全摆脱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在她的追求和反抗中内心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理想和爱情生活与已有的家庭关系，要求自由解放的独立精神与服从传统世俗的道德观念，是她灵魂深处经常斗争的两个方面。在这样的矛盾中，她没有先进的思想做指导，相反，还深深的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感到“她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爱情的自由，同时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将来也会是这样。同时，这是如此的可怕，以致她不能预见，事情将怎样结束”。安娜的反抗既大胆又懦怯，既有斗争精神又有可怜的屈从。

安娜成长的社会环境在其精神世界中早已经打上了腐朽的阶级烙印。当她与伏隆斯基非法地但公开地结合后，她失去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时，生活应该怎样开始？对于她这样的女性很自然地只剩下对爱情的唯一追求，甚至最后发展到靠爱情的保证活下去，甘愿只作受伏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