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教育

《守望教育》读后感
哲人康德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星.康德不仅将“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与“头上的星空”亦即无限的宇宙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道德法则要高于自然法则。

那么，在目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道德愿望与行为、道德投入与产出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怎样的道德教育才能让道德律走进孩子们的心灵呢？读刘铁芳教授的《守望教育》一书，令我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书中对道德教育的阐述，用的标题虽然是“教化的困惑”，体现了作者对道德教育沉重的忧思和对教育问题复杂性思考的审慎，但实实在在是以一个学者的思想为我们解了惑。

在”关注我们时代的伦理觉悟”、“走向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从尊重日常生活的德性品格开始”等篇目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想要阐述的：道德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教育目标要下移、内容要贴近实际、采取的方式要适合孩子。

特别是他提到的以美德故事唤醒孩子的道德情感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着的。

阅读故事可以让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

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正如刘教授所说的：“美德故事也许不如道学家的‘道德推理’来得严密、系统、深刻，但却能够比‘道德推理’更加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

”“优美叙事的伦理是让人去体验、感受、关切于一种真实的伦理境遇，而不是如规范的伦理让人被动地接受道德律令。

”
置身于多元时代中的道德教育，怎样走出现实的泥沼、在缺憾中不断前行，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而其中的关键，应该是让德育从神坛走向下界，回到人间，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

美丽温情的美德故事，应该是这路途中的一把钥匙。

因为，任何一个人，或许会反感以讲道理为主的规范德育，但却无法拒绝美德故事对心灵的关照和沐浴。

教育就是爱，爱就是教育。

爱心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情感，但是又和人类的理智、道德、审美、人格相互关联。

“爱心育人”不仅是一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更是教育人道主义的体现。

教育是培养生命的事业，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吗?作为教师，最可贵的是能够保持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

让我们把对孩子发自肺腑的爱寄托在故事中，让孩子去触摸、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快乐与芬芳，从而成长得更健康、更茁壮吧！
——读《守望教育》有感
□杨磊
通过刘铁芳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

在两次学术年会上见过他，朴素中有一种睿智，谦和中有一种坚持。

刘铁芳，生长在一个贫困的乡村，小学就读的学校是用泥土筑起来的，师范三年毕业后到乡村教书，几年后进入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从这一简历中可以看出，他无疑是一个“爱学之人”。

在《守望教育》一书他说道：“我所梦想的境界就是能在四壁书橱之中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与此同时，又能时刻把心灵的触角伸向人间社会的冷暖，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

”
所谓“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依笔者之见，就是对教育的复杂性保持一种敬畏，同时对教育的应然状态怀有一种诗意的期待和浪漫怀想；所谓“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就是以敬畏和诗意的心境去守望教育，并凭着自己的教育良知和道德、凭着理性的批判和必要的反思去表态。

敬畏源于无知
有人说，教育的复杂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在这一点上，只有爱情和幸福之类的话题可以与之媲美。

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巨系统，任何一个人都处在“无知”的境地，我们所应做的就是“保持我们自身理智的清醒，对我们的已知保持一份谦逊，对我们的未知抱有一种敬畏，对我们探索未知的意愿，拥有一份理性的克制，不至于出现一种理性的自负”。

我们的理性不是万能的，而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然而，现实中总有“教育真理的代言人”出现，甚至在教育领域之外的人，只要自己上过学，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教育问题指手划脚。

刘教授在书中指出了这种“理性的自负”的根源：“什么都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宣称能说清楚，把教育的世界变成一个毫无迷魅的世界，对于教育生活缺少一份必要的敬畏之心，这其中隐含的乃是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
“技术主义”，就是要寻求“规律”，追求“模式”。

当下，“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一句“时髦”用语，总认为教育存在着一种能提示育人本质的确定的“规律”，只要找到了规律，按照规律的操作程序去执行，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于是，教育领域也有了“造星运动”，名校办学模式和名师教案成为模仿和学习的重点，不少老师就此成了“熟练操作工”，执行着专家、大纲、教参、教科书、名师的旨意，而自我的思想却在教育世界中缺席。

这就是“理性的自负”的代价。

如果下次再遇到坐而论道、对教育侃侃而谈者，在接受或批判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可以先仔细品味一下刘铁芳教授这段话：“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

”
诗意的期待
教育是富有诗意和理想的事业，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教育情怀，有一种“乌托邦”情结，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勒出一种“绝对”的“好教育”。

也许，这种“好教育”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教育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地耗费生命。

“绝对”的“好教育”在哪里？刘教授提出：“从柏拉图到杜威，从孔子到蔡元培，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但现实总是现实，总是匮乏的事实……但我们相信它们‘在’，‘恒在’，在我们坚定的信念之中。

”
教育事业之所以富有诗意，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点燃另一个生命”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体会和思考是不能缺席的，我们要时时追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究竟为什么教？……否则，教育就毫无诗意可言，只能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学生就成为“工作的对象”。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是斯宾塞所说的“为未来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杜威所说的“让儿童更像儿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学会生存”？是新课程所提的“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

在这些追问中，我们可能不会达成共识，但却能够以诗意的心境看待教育问题，对待每天的教育生活，就能够走出嗟叹和自闭，像李镇西老师那样“心灵写诗”“聆听花开的声音”，像薛瑞萍老师那样“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像窦桂梅老师那样与学生进行“爱与爱的交流”，“为生命奠基”……
我们构勒出“绝对”的“好教育”旨在提醒我们现实教育总是不完美的，总是欠缺的。

正如刘教授所言：“我们总在追求‘绝对’的‘好教育’的过程中提升我们现实教育的品质……‘好教育’的理想恒在远方，我们恒在理想追寻的‘路上’。

”
守望教育
面对教育，我们心怀敬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

我们依然可以凭借我们的理智和探索的热情，尽可能地去接近教育事实的真相，把握深层教育问题的脉络”。

由于心仪于“为学术而学术”的问学之路，刘教授也就选择了“思与说”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在经历了一段教育思考中的浪漫怀想之后，我开始学会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深层质地，能更多地思及芸芸众生在人世间的诸种命运，从而尽可能避免那种标准答案似的教育言说，保持对教育问题之复杂性思考的审慎。

”
于是，在《魏书生：一个听话者的教育技术》中，他在肯定魏书生“能在那个时期就有着还算独到、丰富的教育思考”的同时，敢于说出“他的教育改革大都是那种不越雷池半步的技术性改革，而不是整体教育理念的改革与探索”，从而提出“让魏书生从神话中走出”；生在农村，在乡村学校教过书，成为大学教授后，他依然心系农村教育，在《建立农村支教体系的一点设想》中，他提出“在投入硬件的同时，以合宜的方式投入优秀的人力资源，也许是更关键之所在”；面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老掉牙的问题，他“把不便说的也说出来”了，在《我看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他提出“理论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同时还应保持适当的距离，有距离才可能有宽广的视界”……
守望教育，或许不仅仅是大学教授的事情，只要我们接近了教育的本真，对教育心生敬畏并满怀诗意，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做一个守望者——用自己的睛眼、头脑去关注这个世界中与我们相遇的人们，去批判不合理的教育现实，去反思和审视自己平凡或不平凡的日常教育生活。

让教授为我们描绘了诗一样的教育生活：“让我们在心系教育生活的同时，多一点平凡和朴实，多一点清醒和自觉，
让教育生活成为师生心灵自由徜徉、共同依恋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