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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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综述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综述
(河北师范大学文艺学肖娜)
在西方,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由来已久。
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某种西方的哲学思潮称为“本质主义”。
柏拉图追求“绝对真理”,认为那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不追求“绝对理念”,但他仍然脱离开历史语境来追求事物的“第一因”。
其后,西方许多哲学家都标榜他们发现了普遍的、永恒的真理。
从而不自觉地把自己也纳入到“本质主义”的行列里。
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本质主义者”自称自己是“本质主义者”的。
这些都是19世纪以后的批评者给他们的冠名。
西方的哲学发展史表明,本质主义首先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西方的哲学家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乐于追问“事物的普遍真理”(即某类事物成为某类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客观规律)。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长时间里主导着西方思想界,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分支。
与文学理论、美学密切相关的学者康德、黑格尔都被视为本质主义者。
19世纪以来,开始反本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具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所有的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反本质主义的。
另外,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活动论也强调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
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是个全面的反本质主义者,但也同时激进得将理性也一并全部都否定掉了。
他认为除了人的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
因此,世界需要超人来加以拯救。
此后,萨特、海德格尔等也都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整个20世纪,在西方,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持续不断。
虽然也出现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误区,但总体而言大都没有偏离反“本质主义”的正常的理论发展轨迹。
中国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反思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纵深于九十年代,并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不断升温。
这一场本质主义的论争热潮的兴起以一批高校文艺理论教材的相继面世为标志,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十四院校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尤其是南帆主编《文艺理论(新读本)》、王一川著《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分别于2002、2003、2004年相继出版。
随之而起的是不胜枚举的对此问题的论争。
此起彼伏的支持、商榷、质疑之声都围绕着对本质主义问题的回应对文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着更加深入的开掘。
陶东风
对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反思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所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主张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
在陶东风翻译的《文化研究导论》中是这样界定“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
……把任
何文化的分类编组加以模式化的基本原则,都是在用本质主义的方式进行运作。
”陶东风认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都是很复杂的概念,本世纪许多有影响的哲学家与哲学流派都曾经对“本质主义”进行清理与批判,比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罗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当然,更早的反本质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尼采)。
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
”
支宇首先对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论题作出了积极反应,于2006年第6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一文对此进行了分析讨论。
他认为:“在坚决告别‘本质主义’之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只能走一条彻底解构、拒不建构的理论之路。
”“告别了‘本质主义’之后,‘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却不幸成为一种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
”后来又于2009年第5期《文艺理论研究》中发表《中国新批评:从大写的“真理审判”到小写的“意义启示”——论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的话语之路》一文对中国反本质主义的发展路程进行解构二元式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深刻反思。
余虹2005年发表《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文力主要杜绝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本质主义,2006年又发表《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对反本质主义进一步反思。
余虹认为,反本质主义不是要反掉“本质”这个语词,而是要打破对它进行“主义化”的专断,从而敞开“本质”这一语词的多元语意维度,并限定它有效的语用范围。
文学是一个家族而非一个种类,文学的内部关联是家族相似性关联而非种类共性关联。
文学的“本质”不
是作为种类共性的“实然性本质”,而是作为价值形态的“应然性本质”。
这种对反本质主义的反思是有着拨乱反正般的强效力度的。
南帆主编的《文艺理论(新读本)》一书也引发了不少争论。
2007年,南帆发表《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 抑或关系主义》针对“本质主义”争论中所引发的“关系主义”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作了新的阐释。
南帆认为, 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而得到多重解释, 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
同时, 南帆认为,研究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
杨春时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范畴中考查这些文学理论教材的反本质主义时,存在着“只解构不建构”,有“虚无主义”之嫌的担忧。
但是对这些教材的意见并非都是反面的,比如“王一川的具有‘本土主义’的‘感兴修辞学’是一种强调本土文学经验、文学实践、文学理论连续性与特色性的高度概括的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得到了章辉等人的肯定。
随后,吴炫在《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发表了《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针对陶东风所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的反本质主义提出了商榷,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要警惕的是受权力制约把某种本质观作为中心话语去贯彻的本质化行为而不是本质主义……一种文学观如果把握了文学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超时代的普遍解释力,西方研究文学与非文学区别的形式本体论依然没有过时,我们应以价值知识论或价值本体论来打通知识论与价值论在当前论争中的分离状态”。
又于《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发表《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认为中国文学的思维方式至今仍受制于西方的“本质思维”或“反本质思维”,而没能从中国文化出发发现自己的文学性思路,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本体”上,我们依然徘徊在“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之间,不能根观“中心化”干预带来的“本质化”问题以外,很可能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效果——用“反本质主义”对待本来就有问题的“中国各种现代文学观”,在负面功能上,很可能会使不少学者因“回避本质理解”放弃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理解”之努力。
尽管众说纷纭,我国文艺学学科“既反本质主义又不致于反掉文艺学”的探索成果依然清晰可见。
首先,对“本质”的理解上,否定“本质”的客观性、永恒性与唯一性,代之以“文学属性”、“文学观念”加以区
隔,形成开放的意义格局。
其次,将“本质主义”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理论预设或文化语境,从而将“本质主义”非本质化和非唯一化,使得文艺学学科进一步得到合法化。
再次,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文艺学的建构策略上,众多理论家都信奉小写的、复数的“理论”而反对大写的、单数的“理论”。
因为“理论”具有某种概括性和普遍性;但这种概括性与普遍性又是有限的,所以“理论”又是有用性与有限性的复合体,文艺学学科正是在这种重视“理论”的概括性和有限性的张力之间寻求突破的努力探索中不断前进的。
童庆炳曾说,“今天的思想界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其实早就已经结束,已经没有了悬念”。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追问“什么是真理”或者“真理是什么”,而是关心“真理的话语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我们已经不关心什么可以超越历史,亘古不变,而开始关心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会产生什么样的话语和思潮。
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中的各类事物看成是不变的机械的实体,这种机械实体包含着不可与其命名分割的必然的特征和定义。
与此相反,反本质主义者倾向于把各类事物还原到关系之中,认为有关各类事物的命名、标签以及看似牢固的真理,实则都是建构的结果,都是历史的产物。
它们并非恒久不变,而是随着社会语境、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有所变化”在反本质主义的反思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丢弃掉理论自身的合法性,相反,理论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范畴,以更具“后现代性”的眼光不断地进行着书写。
参考文献: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陶东风:《略论本质主义知识论和权威主义政治之关系——回应支宇、吴炫教授》(《文艺理论研究》2009 年第6 期)
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文艺
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支宇:《中国新批评:从大写的“真理审判”到小写的“意义启示”——论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的话语之路》(《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
余虹:《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
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9月)
南帆:《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 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8月)
杨春时:《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吴炫:《论文学
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艺争鸣》2009年7月)。